艺术团体和集体性的艺术实践并非是新生的产物。20世纪初于苏黎世的伏尔泰酒馆里，达达主义在诗人、画家、舞者们的交汇中诞生。六十年代激浪派（Fluxus）的成员中，小野洋子为约翰·凯奇的音乐伴舞，久保田成子与白南准合作完成影像与雕塑。然而传统的艺术史叙事往往让我们更着眼于个人的成就，而非孕育其艺术实践的关系与社群。在学者Ellen Mara De Wachter 2017年的著作《合作艺术：艺术家谈共同创作》（Co-Art: Artists on Creative Collaboration）的前言中，她写道：“合作作为艺术创作的关键驱动力往往被艺术史所忽视。艺术家个体（通常为男性）被美化成理想的创作者。纳入个体与集体的持续互动会成就另一番艺术史的叙事。”
Ellen Mara De Wachter著作《合作艺术：艺术家谈共同创作》
2021年，透纳奖的入围者皆为艺术团体，这也是英国当代艺术界最高奖项近四十年历史上的首次。而在2019年，透纳奖的四位候选人就提出要以团体的身份共享这份荣誉，以彰显他们的“共通性、多样性与团结性。”《Art Review》近日公布的2021年度“Power 100”榜单上也不乏艺术团体的身影，这些团体遍布世界各地：从来自印尼雅加达的朗鲁帕（ruangrupa），到由澳大利亚北部原住民组成的卡拉宾电影小组（Karrabing Film Collective），位于英国伦敦的致力于调查人权侵犯的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再到抗议古巴政府艺术审查的行动团体圣伊西德罗运动和27N（SanIsidro Movement/27N）。
朗鲁帕团体和艺术家在ruruHaus前合影
相比之下，2018年的“Power 100”榜单上甚至没有任何艺术团体的名字。而来自雅加达的艺术家和策展人团体朗鲁帕在2020年和2021年接连两次进入这份名单，这个团体将担任在今年举办的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艺术总监，这个有66年历史的展览第一次起用亚洲策展人，也是第一次让艺术小组在“粮仓”（lumbung）的概念下组织展览——这是一种同志式的分享过程。自2000年以来，朗鲁帕一直在雅加达南部的画廊空间和免费学校实践这一平等主义理念，他们的据点包括一个以罗加瓦为基地的电影公社和一个柬埔寨艺术家经营的空间。
作为艺术界生态发展的重要风向标，2021年度的透纳奖和“Power 100”榜单的演变让我们认识到集体创作愈发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全球现象。
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团队成员
无论是获透纳奖提名的艺术团体们，还是“Power 100”的上榜者，他们大多都已成立并活跃多年。期间这些团体的艺术创作固然越发成熟，但2020年席卷全球的疫情促使包括艺术界在内的整个社会重新思考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艺术实践的方式以及艺术的意义。新冠疫情这个转折点却也成为了将集体创作的形式推至台前的契机。在疫情和生态危机，及由它们加剧的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之下，艺术家们和大众似乎都逐渐意识到，艺术或能成为灾难中的慰藉和缓解危机的良方。如透纳奖组委会对本次的五个入围团体所评论的那样，他们“都与英国各地的社区密切合作，并不断通过艺术激发社会变革。”他们的集体实践也“反映了应对疫情所呈现的团结性和社群性。”
2021透纳奖获奖者Array Collective在2021年国际妇女节活动现场
对集体性艺术实践越来越多的关注也呈现出当下艺术界去西方中心化、去个体中心化、去父权制的呼声与趋势。与大多数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后叶艺术团体不同的是，当今艺术家们的集体创作不再只是美学意义上的合作，而更扎根本土社群的政治和社会诉求，从性别、种族、经济不平等和环境正义等多项议题入手打破既有的权力架构。他们也更倾向于淡化个体的身份。团体并非他们个人的平台，而是将自身浸没于所处的小组、社群和介入的议题之中。通过探索如何共同创作，这些艺术团体向我们展现了共同生活与生存的可能性。
“天才”的形象与对天才的想象在西方艺术史主导的叙事中挥之不去。上世纪中叶，当以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为代表的抽象表现主义者——独自写意挥洒创意的白人男性艺术家成为艺术市场最炙手可热的宠儿时，多股力量也在艺术界暗流涌动。女性与少数族裔艺术家在20世纪中后期逐渐被认可的道路离不开他们集体创作的理念与形式。他们往往都不被视为“天才”的代名词。被奉为“女性艺术之母”的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在艺术生涯早期曾与几位男艺术家共享一个工作室，但前来造访的画廊主和策展人经常将她忽视。她们深知以一己之力无法突破传统艺术界的偏见与局限。她们所奋斗的更不是个人身上转瞬即逝的荣光，而是为各自的群体开创出一条可以让她们的才能和声音被看见与听见的途径。
对于美国女性主义艺术的先驱者们而言，耕耘女性艺术家团体是她们艺术实践的重中之重。集体创作不仅是她们对父权制社会抵抗的形式，也为女性艺术家开辟了独特的艺术土壤。1970年朱迪·芝加哥在弗雷斯诺州立学院(Fresno State College)开设了全美首个女性主义艺术课程，并在随后与米里亚姆·沙皮罗（Miriam Schapiro）一起将这个项目扩展至加州艺术学院。她们试图让女性的艺术创作不再孤独和孤立，并以艺术创作的过程催生女性意识的觉醒。芝加哥和沙皮罗还联合她们的学生与当地的女性艺术家们在洛杉矶市中心的“女性之家”（Womanhouse）举办群展，于一个家居空间中展示和颠覆女性传统的性别角色。
由朱迪·芝加哥与米里亚姆·沙皮罗共同组织的“女性之家”展览画册封面照片，1972
80年代成立的女性艺术团体游击队女孩（Guerilla Girls）的行动与创作让公众直面由艺术机构所延续的系统性的性别不平等。1984年纽约现代艺术馆举办的国际绘画与雕塑展中，参展的169位艺术家里只有17位女性。这数量上的鸿沟促成了游击队女孩的成立和对此的回应。她们在纽约分发传单、张贴海报揭示这番被内化的不公。小组成员亮相时会戴上猩猩的面具，隐藏她们真实的面目，因为她们意图把大众的目光聚集到她们介入的议题本身，这比个人的身份更为关键。三十余年来，五十多位来自不同种族与文化背景的女性前后参与了游击队女孩的实践。如今该团体依旧活跃，美国街头仍可见她们制作的海报，谴责艺术界的性骚扰，或是女性导演和女性议员不均衡的比例。纵使成员来来去去，但它作为艺术团体的生命与愿景始终延续着，这也是独立创作的艺术家难以实现的。
“游击队女孩”（Guerilla Girls）的作品被张贴在伦敦一座高架桥的发布栏上
在女性艺术家呼声渐涨之时，少数族裔的艺术家群体也以共同创作的方式对抗社会和艺术界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1968年成立于芝加哥的AfriCobra在他们集体创作的绘画中揭露了美国种族暴力的现实。其中多位艺术家在芝加哥南部绘制的彰显非裔美国族群成就的大型壁画《尊重之墙》（Wall of Respect）也催生了当地的壁画运动。数百幅宣扬黑人文化、自由与解放的壁画随后在芝加哥的各非裔美国社区涌现。
《尊重之墙》，1967
2021年获透纳奖提名的非裔艺术家团体Black Obsidian Sound System (B.O.S.S.)也以声音艺术让观众思索少数族裔的性别多样性议题。小组由酷儿、跨性别及非二元性别的有色人种组成。他们把声景作为边缘化人群相遇与合作的场域，也放大了被压制群体的呼声。无论是女性还是少数群体艺术家，选择集体创作很大程度上出于对个人力量局限性的无奈。集体创作是一种与体制和系统抗衡的形式，也是一份公开的召集，是对志同道合者的渴望，是聚沙成塔力量的信仰，是带着坚毅和果敢的理想主义。通过集体性的实践与反思，那些曾经被边缘化的人群的才华与成就也逐渐被领至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
Black Obsidion Sound System（B.O.S.S.）小组成员
当被问及何以本次透纳奖的入围者皆为艺术团体时，泰特不列颠美术馆（Tate Britain）的馆长及透纳奖评选委员会主席亚历克斯·法夸尔森（Alex Farquharson）表示，新冠疫情让评委们愈发思索起“长期性和本土性的艺术实践，而不再是那些可被随意移动的艺术。”
过去两个世纪中，艺术运动的关键发生地在巴黎、伦敦、纽约。而今发出最强烈呼声的艺术团体们却往往看似处于艺术地理的边陲。透纳奖的桂冠首次由来自北爱尔兰的艺术家摘得。这个名为Array Collective的小组关注贝尔法斯特当地女性和性少数者群体的权利，以及语言的权利。透纳奖其他的入围团体中，温柔/激进（Gentle/Radical）来自威尔士，而Project Art Works则位于英国小镇黑斯廷斯（Hastings），关怀当地包括自闭症、多动症人群在内的神经多样性群体，鼓励他们的艺术表达。
Gentle/Radical部分成员
当令人眼花缭乱的艺博会趋于停滞，当艺术品突然丧失了消费品的身份，抑或无法仅仅再成为挂在墙上的点缀与虚荣。究竟什么是艺术？艺术的意义又何在？这些艺术小组让我们看到艺术可以有润物细无声般的潜能。它们安于自己的所在之地。虽试图实现变革，但改变不在一瞬间，而在乎细水长流。不是一句口号，一幅绘画，一个装置，或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从关注、研究一直到行动的切实落地。艺术家们就是社群的成员本身。他们和他们的创作试图作为当地社群的陪伴，并与之共生。
Project Art Works部分成员
艺术实践的在地性和长时性在如今生态危机的语境下格外有现实意义。将参加2022年度卡塞尔文献展的艺术家曹明浩和陈建军从2015年开始从事的“水系计划”以生态变迁的长时视角探索社群再生的可能。从历史资料入手，他们的实践不仅研究过去五六十多年来岷江水系的流变，也构想未来人与水体的关系。他们2019年《水系避难所》的出发点是汶川地震后的重建。貌似已然平复的灾难与人当下的境遇却密不可分，历史仿佛从未过去，地震的余波仍纵贯着本地社群的肌理。当地羌人在震后使用本土木材建造的传统的羌族房屋与灾后被大规模使用的“现代技术”格格不入，本土化与标准化的冲突在此尽显。艺术家二人于是与羌族的参与者共同思考在这生态尤为异化之地，“灾难”与“避难”对该社群的意义，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他们共同搭建了一座名为“水系避难所”的空间装置，叠加在传统羌族房屋的顶部。在保留传统建筑技术和材料的基础上，和当地社群共同探讨可持续居住的方式，并由其建立自我组织的模式。
艺术家曹明浩和陈建军
⽔系避难所 #1，相纸，汶川，2019-2020，由Cosmopolis #2：反思⼈类委任创作／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藏
由50多位澳大利亚北部原住民组成的卡拉宾电影小组则以电影为媒介作为当地社群组织、再生和社会分析的形式。2007年澳大利亚政府出台的《北领地国家紧急情况应对法》导致了许多原住民流离失所。卡拉宾电影小组也在这个时点成立，作为对政府暴力行径的回应。往往以手持相机和手机进行拍摄，他们对影像的制作让当地的卡拉宾人得以发展出自己的艺术语言，加深他们与自己所在的土壤和环境的关联，形成审视定居殖民主义的独特角度，并为原住民的权利发声。2020年的影片《道路》（The Road）记录了卡拉宾成员纪念祖先的丛林之旅。在时间的交错中和来自远古的声音的环绕下，影片探讨了卡拉宾人文化与身份中对先祖与土地长久以来的联系，以及这份联系所带来的韧性。卡拉宾小组的艺术实践从为自己的社群博取生存出发，演化成了一种集体生活的方式。在这十余年来对影片的摄制、剪辑与影像的缓缓流淌中，这个族群也逐渐获得了新生。
卡拉宾电影小组
协同创作的另一个出发点在于，我们世界如今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很难由一个单一的视角所诠释，或是由一个简单的答案所解决。如果说上世纪女性和少数族裔艺术家先驱的集体创作很大程度上由其身份和地位的局限性所驱动，那么当下许多艺术小组的实践出于对个体知识与能力局限性的承认，和对跨学科与跨领域合作的巨大潜力的认可。因此艺术家们在集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再只是创作者，还是发起者和召集者。设立于伦敦大学金匠学院的法证建筑小组由建筑师埃尔·魏兹曼（Eyal Weizman）发起，聚集了记者、律师、科学家、艺术家、电影制作人、考古学家等多领域的专家来研究世界各地的政府暴行和侵犯人权的案例。
另外，如美国人类学家罗安清（Anna L. Tsing）所倡导的那样，应对我们星球的生态危机要求的恰恰是一种具交织性和多元性的思考方式：社群与社群的关联，人与自然的关联，人类与非人类物种的关联。没有任何个体占主导，通过彼此的缠绕与重生，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与想象人类世（Anthropocene）。罗安清与学者珍妮弗·德格（Jennifer Deger）、奥尔德·克莱曼（Alder Keleman Saxena）和周菲菲一起创立的线上平台“野生地图集”（Feral Atlas，https://feralatlas.org/）联合了数十位艺术家、历史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与学者来探索非人类物种与人类设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的关系与互相塑造。
“野生地图集”当中的“入侵图景”局部
比如，“野生地图集”关于“入侵”的一节讲述了欧洲殖民者对新大陆的发现与定居如何伴随着物种的入侵。视觉上，周菲菲与两位原住民艺术家共同创作了交互性的“入侵图景”（Invasion Landscape）。读者可以跟随欧洲殖民者，见证他们与包括人类与非人类在内的原住民的对峙与纠葛。另外，两位地理学家讲述了欧洲人抵达美洲后对原住民生活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杀戮和疾病造成了原住民大规模的死亡，这也导致了大量的农田被遗弃和野生植被的重新生长。而一位生物学家则解释了植物和动物何以成为了欧洲入侵者的同盟，破坏了美洲的生态。
集体艺术实践中个体的退隐，以及它的在地性与长时性也直接挑战了艺术市场和艺术机构的操作与规则。一件作品不再是某个人的“杰作”，难以被转移、收藏和定价。 “游击队女孩”曾表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艺术市场的一部分。我们想展示在二十一世纪还有其他的选择。”来自阿联酋的致力于呈现海湾地区近年来巨变的艺术小组GCC坦言曾有人直白地说，他们的“商业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 当艺术作品的最终归宿不再是博物馆和拍卖行，我们应如何想象未来的艺术实践和生态？
GCC，《A Wonderful World Under Construction》，2015
艺术界当下对集体实践的青睐究竟是否为一番保全自身的政治作秀也尚待考量。本次透纳奖的入围者之一Black Obsidian Sound System就发表公开声明，表示他们所期望的并非一个头衔，而是来自艺术机构更具实质性的扶植。在他们看来，有色人种和性别多元者的身体被艺术界渴望，却也在随后被轻易地抛弃，得不到长期的支持与照料，凸显了艺术界和艺术奖项对他们的榨取与剥削。他们在声明中还写道：“艺术机构虽然向集体和社会实践抛出橄榄枝，但没有适当的准备或资源来应对我们生活和创作的现实。”他们指出给予艺术团体的预算和报酬依旧匮乏，并批判了“这个行业固有的对个人灵感的推崇”，远高于其对推广集体创作的努力和个中复杂性的认知。
集体创作能否在艺术市场的资本运作之外另辟蹊径，寻到生存的渠道，也从而维持它们的独立性？以法证建筑为例，它的经费来自学术界、人权、科技和艺术各领域，包括诸如欧洲研究委员会（ERC）和橡树基金会（Oak Foundation）的资助。团队从委托调查和展览中获得的收入也会被用于支持新的研究项目。重要的是，它强调自己的研究结果和方向不会受资助机构意志的影响。在集体创作愈发受到关注之际，艺术界是否能为其提供资金与空间的支持，成为共同催生变革的推手呢？
“法证建筑”，《Torture in Saydnaya Prison》，2016，由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委任制作
撰文/赵文睿
编辑/叶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