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周，我们邀请了作家翟永明、覃里雯、张宇凌、戴潍娜、周婉京，艺术家彭薇、于吉，策展人翁笑雨、戴章伦、陈嘉莹，艺术播客主持人刘亦嫄、文学刊物主编肖海生、吴琦、媒体研究者方可成和科幻文学评论人夏彤来分享她（他）们的“女性之书”，在这份邀请中，我们希望“这本书曾经拓展了你的个人体验和心理空间，对女性的身份有了更深的觉知，或者让你更能理解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境遇”。

策展人戴章伦带来了一本此前我们了解不多的《Mary: A Fiction》，这本首次出版于1788年的小说塑造了一个在当时勇敢反抗命运但最终抑郁而亡的名为玛丽的女性，这本书的同名作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本人“也是18世纪英国最具争议的女性主义先驱”，在她身后，她的女儿玛丽·雪莱也是划时代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的作者。

200多年后21世纪，“海马星球”的主播覃里雯赞赏的另一个玛丽，不仅在《女性与权力》中书写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失语的历史，她重新撰写的古罗马史也颠覆了以精英男性为主体的历史叙事。披散着花白长发、骑行在罗马和庞贝古城录制BBC纪录片的剑桥古典学教授玛丽·比尔德，穿越性地完成了18世纪的“玛丽”未竟的生命意旨，不变的是由内到外的勇敢和独立。

这次我们也邀请了吴琦、肖海生、方可成和夏彤带来了他们的“女性之书”，同样着力推荐《那不勒斯四部曲》，艺术家彭薇看到了“故事的河流”与女性内在的共鸣，而《单读》主编吴琦则经由这本书“真正找到了路径，理解并且参与如今越来越激烈的关于女性的讨论”。在现实中未谋面的“她”与“他”在同一本书里进行的会和，正如推荐《醒来的女性》一书的诗人戴潍难所写：“女性权益的争取，仅是其表层，更幽微的部分，是让男性与女性都能跨越自身去体会沉默的另一半世界。这种超越自身性别的体察，带来的将是人性的拓展和成长。”

在这一本一本“女性之书”的汇流中，从自传性小说、女性传记、口述史、科幻文学到跨越70年的性别理论（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到2017年出版的《女性与权力》），每一位的阅读体验和分享，构筑了层层展开的精神世界，也在编织着我们抛开性别偏见、平等讨论“女性”问题的共识。我们也以这样精神上的相聚和会合，来庆祝今天属于女性的节日。

不同时代勇敢而智慧的“玛丽”正在激发新的回声，最终，我们要说出的是自己的声音。

策划、撰文：叶滢 （《艺术新闻》主编）
版式设计：孙哲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8世纪英国最具争议的女性主义先驱。相较于她广为人知的《为女权辩护》，《Mary: A Fiction》是一部写于1788年自传色彩浓厚，较少被提及的成长小说。女主人公Mary被有意塑造成一位反卢梭《爱弥儿》中柔弱被动的理想妻子苏菲的女性形象，它的文风因而具有一种粗粝的先驱感，她自小被母亲忽略，成年后又被迫进入一桩无爱的婚姻，因而厌恶传统婚姻制度，将其视作天才的枷锁。她与博识的女友Ann痴缠，又与文弱的男友Henry热恋，最终却仍被迫回归婚姻，抑郁而亡。一反18世纪浪漫小说中矫饰造作，智性贫瘠的妇人形象，Mary雄辩炽烈，兼具刚毅强大的理性思考力与汹涌挚诚的情感冲击力。正如她笔下的Mary，沃斯通克拉夫特远超她的时代，她的影响波及她的女儿、《弗兰肯斯坦》的作者玛丽·雪莱及此后数个世纪的女性作家。

我在自己阅读的库存里搜索与“女性”相关的书籍，反复出现在脑海里的却是这本很多年前的枕边小书《安妮日记》。这可能是我在建立超越身体认知的性别意识之初接触的第一本带有女性意识的书。她最打动人的便是她的弱小，稚嫩，她的不成熟的正在苏醒的对未知的认识。作为成年人，我们不需要对这样一本轻柔温和的小书存戒备之心，读她仿佛读过去的自己，即使她如此单纯浅显，仍能唤醒这个正在因老去而变得油腻的世界。

《醒来的女性》讲述了书呆子米拉和她周遭那些不同背景、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缤纷各异的女性，她们一个个如何醒来，又如何一个个被毁掉的故事。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呼啸的战场”。作者在每个女人内心深处挖出了反叛者的影子，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女性从出生起就接受的种种规训、引导和暗示。笔触深入至人性、情感关系、权力结构中的盲点和痛点。这些反叛者，这些觉醒中的女人，充满矛盾、反复和不确定性。她们处于多重的撕裂之中，内心不断冒出错愕、惊恐和羞耻感。然而，她们已经觉醒，就无法继续昏睡……女性解放运动，绝非一个性别打倒另一个性别——那只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男权。其真正的诉求，是一场结构性的逆转，将女性和男性从封闭且唯一的权力结构及认知模式中解困。女性权益的争取，仅是其表层，更幽微的部分，是让男性与女性都能跨越自身去体会沉默的另一半世界。这种超越自身性别的体察，带来的将是人性的拓展和成长。

如果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十九世纪男性视角下的史诗，这套书则是罕见的女性视角下的当代史诗。唯有女性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但她写出的又是所有人能感同身受的复杂体验。此书重拾了所有传统经典小说的可读性、漫长叙事、简洁的语言等当今小说丧失已久的东西，使得小说回到了本该有的功能，重获绘画或影像无法替代的魅力。同时，费兰特又偏离了传统，她遵循着女性特殊的情绪线索，以当代人的平视，而不是以上帝视角来叙事。

整本书像是一条故事的洪流，通过类似女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絮叨，滚滚而来，一气呵成，看得人头皮发麻。女性的纠结、妥协、努力、反抗、自我怀疑、多变的关系和心理，在四本书里被充分展现，书中折射出的并不单是女性与女人的之间，而是与周遭所有人包括男性的深刻关系。这是地道的女性写作，却又是写给所有人看的。你看到的不是小说里的人和事，而是自己和身边的人和事。

现在还在推荐这套小说，大概已经有点陈词滥调了，毕竟它们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畅销。但就我个人而言，的确是经由这个故事，才真正找到了路径，理解并且参与如今越来越激烈的关于女性的讨论。作为一个男性读者，也许应该更政治正确地说，是这套书教育了我。具体来讲，这个故事充分展现的女性之间的友谊，给我了一个具体地重新认识女性的角度，这既新鲜又富有挑战，它触及到女性主体的内在秘密，从而解释她们的外部张力。这比单纯的政治宣言更具弹性。另一个原因是，这部小说的时空跨度、议题辐射非常之广，作者的叙事并非被单一的性别议题所驱动，而是置身于激烈的社会运动、文化和教育的断代、现代主义的急速发展中，使得我们可以在更立体的社会网络中看到女性的位置，进而看到人，看到自己。

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的《一个知识女性的思考系列》是我最近看过令我惊喜的一套书。三册，三本小说集，二十八个故事。书中描绘了各个阶层从事不同职业的女人，她们中有的是母亲，有的是情人，有的是作家和艺术家，有的是被丈夫抛弃了的失婚妇女，还有一些面孔不甚清楚的永远漂泊的女人。蕾切尔·卡斯克在塑造这些人物时与英国传统文学中简·奥斯丁或勃朗特姐妹的方法不同，她更擅长捕捉女人静默不语时的力量；卡斯克也不同于近年流行的英国年轻作家萨利·鲁尼或黛西·约翰逊，她没有一头扎进心理描写，也不旨在重构一个英国现代神话。她的写法平淡无奇，但却写出了女人生命中那些不遗余力想要争取的自由，并勾勒出限制这些自由的种种边界。书中带有的不可言喻的毁灭性，让我发现，我们正是根据自己不曾留意或产生共情的东西，谱写着自己的生命。

顾适是华语科幻文学在刘慈欣、郝景芳之后最接近雨果奖的新锐作家，这部专辑是她八年科幻创作生涯的一次总结，既有多次获奖的人气佳作，也有从未发表过的惊艳新作。大刘评她的小说“有一种精妙的平衡感”, 而为大刘和郝景芳赢得雨果奖的美国作家刘宇昆则称顾适的叙事方式“工整到了甚至亚里士多德都可以赞同的地步”。对其结构感的赞扬非常契合她的职业背景：作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高级规划师，她的本职工作就是具体地想象未来世界的面貌，所以她的小说常常从眼前的设计方案中获得灵感，她甚至能把一篇导言也写成小说，但她的文字却又具有浪漫清丽的特质，有古典音乐般的美感。她常常用强大的内在逻辑制造出嵌套、循环、莫比乌斯结构等等奇妙空间，其间时不时升起人间烟火，记忆存取、人体冬眠、脑机接口、基因编辑各类题材，皆带着对未来科技的冷峻洞察和女性主义的独特辉光。

我想分享的书Ursula K. Le Guin: Conversations on Writing（《厄休拉·勒古恩：关于写作的谈话》）是一本对谈集，收录了作家和文学电台主播David Naimon与美国最著名的科幻和奇幻作家厄休拉·勒吉恩关于她写作的对话。勒吉恩常常被标榜为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的先驱，但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她反感并深知这样的标签本质上是反女性的。她更愿意被称作一名美国小说家。挑战主流科幻小说的男性叙述，勒吉恩的科幻小说往往以女性的视角来想象世界与未来。142页小开版的此书于2018年、勒吉恩刚刚去世后不久出版。对谈根据勒吉恩写作的类型分成3个章节，包括虚构类、诗歌和非虚构。书中的对话平易近人，读起来酣畅淋漓，并穿插勒吉恩小说的节选，以及对她写作产生影响的其他作家的语录，展现了这个传奇作家关于写作方法、女性身份和其他社会政治议题的思考、纠葛。比如，当问及现代主义写作守则常常将“故事”与“矛盾冲突”混淆起来的情况，勒吉恩答道：“如果你认为故事应该是有关矛盾冲突的、情节是建立在矛盾冲突的基础上的，那么你就严重限制了你的世界观。同时你也做了一个政治声明，即生活就是矛盾，所以在故事里只有矛盾是有意义的。这显然不是真的。将生活看作是一场战争，是一种非常狭隘的、社会达尔文式的世界观，是一种非常男权的世界观”。

以前有种蠢问题，女性作家是否更适合写作、讲故事，因为她们更细腻……《那不勒斯四部曲》的费兰特二十岁前也认为，那些伟大的作家都是男性，他们的作品更引人入胜，“男性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构建性的东西，女性小说缺乏这一点。”

但是，翻开这本《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就会知道这些看法的偏颇。女性作家既在营造多样性的、严肃深刻性的世界（而并非只是感性见长），同时，她们之间的差异之大，更像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非性别的差异。尤瑟纳尔甚至把这种差异推向极至，她在《哈德良回忆录》中所引：当一个人正在思考，……他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甚至不属于人类，他成为另一种存在。

当然，女性对这个主题会思考更多，因为现实中，女性的个性更多、更轻易地在被抹去。甚至，很多女性会主动审查和恐惧自己体内与众不同的特质，想尽快消除其外在。

说到底，之所以有作家性别的争议，还是因为作家忠诚于精心自己，性别之分只是心之所感。写出了莉拉和埃莱娜故事的费兰特最后意识到，“一个写作的女性，她唯一应该考虑的事情是把自己所了解的、体会的东西讲述出来，……不用去遵照任何准则，甚至不用遵从同一个阵线的女性。”

由于各种历史和政治的因素，女性介入艺术的时日甚晚。而且，总伴随着一种贬义的声音，艺术主流势力始终将女性艺术看作一种无价值艺术。在被书写的艺术史中，千百年以来，“她们”是缺席者。正如一首流传的诗这样写道：我们是那些没有过去、没有历史。无依无靠的女人们、迷失在时光的幽暗中。随着全球文化跨越国界的结合，技术、资本、信息的民主化必将带来艺术的改变。女性艺术在新的信息秩序内，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她们将不再是男性艺术家的陪衬，而是与之合作互助的独立身份。女性艺术，是散落在艺术历史长卷上的破碎之花。由于时代、环境和人为的影响，她们艰难的、旷日持久的、可贵的呈现，也堪称坚韧之花。这就是我希望通过《天赋如此》这本书所要表达的。

这是一本讲述五位战后纽约当代女艺术家的非虚构纪实写作. 五位艺术家都已不在世，但她们的创作受到的关注是从近十几二十年随着再一次女性主义运动才被推了出来，而在这之前她们的身份只是著名艺术家或学者的伴侣和朋友. 这本书是第一本详细的叙述了这几位女性艺术家（Lee krasner ，Elaine de Kooning ，Grace Hartigan 和Joan Mitchell 和Helen Frankensthaler ）的生活和创作，家庭生育和事业的权衡，书里包含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一手的采访，这些女性艺术家在半个世纪前遇到的困扰，当代女性依然面对，但她们的经历足够给予人力量。

同时这本书很重要的一点是将她们重新书写进了现当代艺术史，更多女性艺术家会“重回”艺术史相信也是未来几年的趋势。

2018年国际妇女节，《纽约时报》推出了一个名为“Overlooked”的专栏，为历史上的重要女性补写讣闻，以修正此前的讣闻中白人男性占比例过大的问题。首批被追记的人物中，就有中国的秋瑾。随后，这个专栏又补充了林徽因、金韵梅、三毛等人。

一份美国报纸尚能重视中国女性为世界带来的启发和激励，中国人更不能忽视中国女性的故事和声音。和所有对权利的争取一样，女权主义从来不是什么西方的思想，我们对中国女性的贡献和她们留下的遗产理应有更多的了解、重视和传承，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推荐《五四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这本书是密歇根大学教授王政英文著作《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的中文翻译版，作者提供了网上公开下载。

贯穿这本书的一个重点是：女性的能动性。中国女性的解放，从来不是来自恩赐，而是各种背景的女性通过各种方式争取的结果。历史能够带给我们启发：独立和自由是中国女性自发的愿望，她们有智慧、有勇气、有能力去追寻。

如果是推荐一本在成长过程中，第一本对自己女性意识有影响的书。还是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上下）。这本书在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出版，是个有趣的巧合。《第二性》被尊为女性主义圣经，它从生物学、心理分析、神话学、文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各个方面，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至20世纪中叶，女性的位置和身份现状是如何产生的，也提出了女性身份和女性视角与主流男性观点的不同，而为什么这些不同应该得到尊重。研究和解释第二性的著作已经太多，不需要我再去补充这方面的知识性介绍和剖析。

因为自己幼年发蒙的女性（孩）意识，首先来自于一个有尊严的传统家庭的外祖母，所以波伏娃的《第二性》，当时让我觉得有切身感受，并且想要读下去的地方，主要是她对女性身份的首先认同。比如她曾经写道：“但是不承认她的性别也同样是一种不健全。男人是有性征的人，女人只有也是一个有性征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健全的、和男性平等的人。否认她的女性气质就等于在部分否认她的人性。”

先做女人，理解和承认自己，再超越自身的态度，也在波伏娃自己的人生，以及她的四卷自传中体现得很多。这种首先追寻和面对自我性别真相的态度，随着这本书读完，也成为我努力在自己的创作和生活中寻求的状态。

或许把《性别麻烦》视为“女性之书”会制造新的麻烦，因为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肯定不愿意给出关于女性的任何论断。我在去年的一个读书会上和朋友花了一年时间精读此书，因此也在遭遇对巴特勒的误解时能有所警惕。本书的关键概念“性别述行（操演）”可以粗糙地理解为：当一个新生儿呱呱坠地，医生在宣布ta是男是女时，也赋予了这个主体一生的行动准则。玄妙之处在于，当我意识到性别以及与之相关的规范是如此确立时，也就能明白我们可以在怎样的意义上对这一套系统说不。比如维蒂格（Monique Wittig）让我们想象一个用耳垂形状或是肚脐深浅区分身份的别样国度；比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对双性人历史的揭露；比如怎样理解那些希望通过变性手术转变性别身份的人；再比如我对“内分泌疾病”的去病症化认知。这些都有助于撬动由异性恋机制建构起的体系，至少让我们有怀疑的可能。虽然必须对巴特勒身处的西方精英文化圈保持警惕，但这不妨碍我们将它视为一种积极的政治想象，给在地的身份探索提供参考。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巴特勒在此书里隐藏了一种她从波伏瓦那里获得的存在主义伦理观。这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生来是女人”与“女拳主义”之间论争引起的焦虑。存在主义认为我们总是能够选择构成我们是女性的方式，我们也总是朝向未来，超越这些方式。所以成为一个巴特勒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不必与现有的刻板印象有关，也可以和任何标准形象撇清关系，最重要的，是不断发明身份。

在欧洲，女性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被闭上了嘴。史诗英雄奥德赛的妻子Penelope，在忠诚地等待他漫游归来时，当众训斥了一个她的追求者，因为后者故意为她丈夫唱起了丧歌。但她被自己的儿子教训了：“妈妈，当众讲话是男人的事。”

从Penelope开始，牛津大学的古罗马专家玛丽·比尔德教授，用这本利刃般的小书，剖开了欧洲文化传统的肌肤，展现出它深远繁茂的厌女脉络，解释了今日女性失语失权的起源，提醒我们：如果回避性别权力框架，那么我们其实就没有理解和看到传统。“我们是古典遗产的受害者，或是其盲从者……古典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用以思考公共言说、判定一场演讲的优劣和决定谁的话语应该得到机会被聆听的模式，而性别很显然是整个系统中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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