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SCHEN在不同城市的空间
1980年，在贝内迪克特·塔森（Benedikt Taschen）在19岁生日的前一天，他在家乡科隆开张了一家属于自己的漫画书店。四十年过后，这家堆满漫画、只有25平方米的书店已成长为全球艺术出版领域的领军者之一。
年仅18岁的贝内迪克特·塔森（Benedikt Taschen）在科隆开了第一家漫画书店 © Taschen
现年59岁的贝内迪克特是同名图书出版商塔森（TASCHEN）的传奇创始人。他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幺。小时候的贝内迪克特非常着迷唐老鸭漫画，不停地邮购漫画书，而当1976年第一本漫画价格指南在德国出版时，贝内迪克特惊觉原来有许多人在收藏。“收藏者们大多都比我大十岁、甚至二十岁，而对许多漫画藏家而言，收藏是为买回童年时失去的梦想，” 当十几岁的贝内迪克特在得知这个资讯后，便开始有意识地购藏那些自己不感兴趣但会有人收藏的漫画，再把这些漫画的购买讯息发布到200余人的互联网上贩售。“那时候可没有信用卡或银行转账，而是等邮差早上递送现金给我们。” 贝内迪克特回忆道。
贝内迪克特1984年购买的雷内·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书籍库存。图片来自于TASCHEN
贝内迪克特在书店开业的当年首次出版了一部漫画，描绘外星人的冒险故事《萨利·福斯》（Sally Forth）。一切看似顺风顺水，但他在书店开业的最初四年里没少为生计操劳奔波——为了淘货，他曾驱车横穿整个德国，参展各式沉闷的漫画大会，拜访那些承诺他会带好东西来的藏家，却又一次次地失望。直至1984年，贝内迪克特终于在美国的一个展销会上等到了事业上的转机——他发现了四万本比利时超现实艺术家雷内·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的书籍库存。于是他用从父母和姑妈那里借来的钱，以1美元一本的价格打包了所有藏书，再开始以9.99德国马克（约合6.60美元）每本的价格卖出。书籍在几个月内便全部售罄。这第一桶金便让贝内迪克特有资本和底气去试着出版精美又平价的艺术类书籍，出版的第一本则是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的肖像合集。自此，怪诞、文艺且聚焦名人成了TASCHEN出版社的品牌特色，渐渐地打响了名气。
TASCHEN Limited Edition 内页中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的部分。图片来自于TASCHEN
?? Heltmut Newtown Sumo
信任的起源
TASCHEN Limited Edition 内页。图片来自于TASCHEN
如今贝内迪克特正庆祝书店开业的40周年，他与大女儿玛琳·塔森（Marlene Taschen）共同经营着出版社，有着共约200名员工、14家实体书店，在科隆、伦敦、巴黎、洛杉矶和香港等地都设有办公室。由TASCHEN出版印刷的成千上万本书籍之中，还包括历史上最昂贵的书，即著名的《赫尔穆特·牛顿：相扑》（Helmut Newton Sumo）——因其巨型尺寸得名，囊括了数百张牛顿的裸体摄影作品。在这本书于1999年出版之后，主人公牛顿曾接受杂志采访评价贝内迪克特：“很少的人会像他那样，或者可以说没人像他那样。我必须得说他也是个狂人。” 牛顿的评论公允吗？“我的工作就是不断播种，这评价很准确。” 贝内迪克特承认。
TASCHEN Limited Edition 内页中赫尔穆特·牛顿（Helmut Newton）的部分。图片来自于TASCHEN
贝内迪克特第一次看到牛顿的摄影是在上世纪70年代，但直到1985年他们才第一次在柏林的萨沃伊酒店共进早餐时见面。“我想向他展示一本关于他拍得裸体作品的巨型书，牛顿也友善地向我要了一些样品。但那时我们没有设备，无从下手准备。我们第一次把他的裸体摄影作品印出来的时候，看起来非常糟糕，我要是给他看的话，我们的合作可能就此结束了。” 贝内迪克特一度搁置了这个想法，他在等待数年后，才再次尝试并说服了牛顿，让他相信这是一种“与众不同、且前所未有的”巨型艺术出版形式。但牛顿在整个制作Sumo书的过程中也非常焦虑。“牛顿给我发传真说：‘我以前一直都很热爱也很享受我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抑郁，必须得想办法了。” 贝内迪克特回忆道，“牛顿当时八十几岁，正值事业的巅峰。如果这类型的书不受欢迎，他的处境比我更危险，失去的也将比我多得多。我感激他一生，因为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过得很艰难，却始终愿意相信我。”
贝内迪克特和赫尔穆特·牛顿（Helmut Newton），与Sumo书以及菲利普·斯塔克（Philippe Starck）为此定制的桌子，1999年 © 摄影：Alice Springs
Sumo书的成品长达460页，重达30公斤，配有由法国设计师菲利普·斯塔克（Philippe Starck）定制的桌子。这本巨型书的初版曾在拍卖上以30.4万美元的高价拍出。Sumo的出版在当时成了艺术界的头条新闻，但同时也有嘲讽的声音。出版界的一些人认为把这种巨型书只是表面功夫，或者算是中炫耀式的营销噱头，然而书的的确确地全部售罄了。玛琳也表示Sumo书对于TASCHEN而言是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它的成功真正改变了TASCHEN的方向，打开了新的市场，也成为其与许多伟大的艺术家、设计师和创意人们合作的奠基。
? 从大卫·霍克尼到朱利安·施纳伯尔
与艺术家们逐步巩固的合作关系
TASCHEN2016年与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合作的Sumo书 © 摄影：Matthias Vriens-McGrath
之后TASCHEN又陆续推出了几本Sumo书，其中就包含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1000本附有iPad版画，而另外9000本则有艺术家签名。“霍克尼是位大师。我一生都在关注他的作品。” 贝内迪克特在接受采访时说。上世纪90年代，贝内迪克特在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和赫尔穆特·牛顿的介绍下结识了霍克尼。霍克尼起初并不愿意出一本关于他过去作品的书，因为他根本不是就不是个怀旧的人。而当贝内迪克特成功说服他之后，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写书，反而没时间画画。2016年，TASCHEN首次出版了大卫霍克尼的Sumo书《A Bigger Book》，之后又在2020年年初推出了《My Window》，最近又推出了一本新的艺术家专著作为40周年纪念系列的一部分，售价仅25美元。随着与艺术家们合作的不断巩固，纳入TASCHEN网络的艺术家们也越来越多，预计今明两年将有设计师维吉尔·阿布洛（Virgil Abloh），建筑师隈研吾和艺术家朱利安·施纳伯尔（Julian Schnabel）、贝亚特丽斯·米拉塞斯（Beatriz Milhazes）等书籍陆续出版。
TASCHEN与艺术家朱利安·施纳伯尔（Julian Schnabel）合作的书
? “全球化”、“数字化”生长的同时
? “播种”仍在延续
TASCHEN Limited Edition 内页。图片来自于TASCHEN
自2017年起开始与父亲共同执掌TASCHEN的玛琳则是贝内迪克特五个孩子中的老大。一岁的玛琳曾出现在书店的某张宣传海报上，上面写道：“我不要口袋书（tasche在德语中意为“口袋”），我要TASCHEN的书。” 玛琳在对《艺术新闻》的采访中透露自己与父亲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其实有着非常相似的理解，“尽管性格不同，但在业务方面，我们有着非常统一的愿景。” 当年的贝内迪克特很早意识到TASCHEN需要去追求一种所谓更“大众化”的艺术出版方式，而艺术出版是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书也正是一种可持续的、且被这个时代的创作者们所珍视的方式，与玛琳心中“鼓舞人心的、有包容性”的经营理念不谋而合。
TASCHEN在香港大馆的旗舰店 © Taschen
今年年初，TASCHEN曾迎来了“无论从销售额、利润率还是每月业绩来看，原本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季度” ，然而疫情却令其全球图书销量在今年4月骤降70%。业务受到影响，但玛琳深感幸运，数字业务以及忠诚的合作伙伴关系支持着他们度过了艰难的时刻。在她的领导下，TASCHEN的战略侧重全球化以及数字化，先后在欧美推出电子商务平台，更将地缘拓展至亚洲。2018年，TASCHEN在香港大馆开设了亚洲第一家旗舰店、2019年起参展上海西岸艺术博览会、2020年入驻天猫，更计划从2021年初起，以简体中文发行包括《Basic Art》等系列中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目。玛琳也透露，TASCHEN现正为在中国内地的首家书店选址，并预计于2021年开业。
TASCHEN在2019年的上海西岸艺术博览会上 © Taschen
“我们的每一本书背后都有一群经验丰富的人，他们懂得讲故事的力量，懂得为不同的主题发出有力的声音。”正如玛琳所描述的那样，或许“360度讲故事”（360 degree story telling）有望实现。以实体书为核心，TASCHEN也开始探索其他讲故事的方式，其中最为侧重的便是电影，记录书籍制作的幕后故事或是完整的人物纪录片。目前，一部与大卫·贝利（David Bailey）合作的纪录片正在制作中。
在大量印刷和生产技术成本降低的大环境之下，TASCHEN的书籍很快摆满了高街书店的书架，也开始出现在普通人家中的咖啡桌上。TASCHEN身体力行，在过去十年积极支持碳中和可持续发展，与巴西造林计划合作，而每售出一本图书将会播种一颗树种。“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贝内迪克特说。“让那些以前没有接触过书籍的人无论从地域上还是价格上都能便捷地阅读。我认为书籍播下了种子，就像它们为我所做的那样。”（采访、撰文/戴梓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