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当地时间2020年8月6日辞世，终年68岁。“国际哲学协会”（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于巴黎时间8月6日晚间在其官方facebook账户上发布了讣告，并在讣告中将这位学者一生的贡献概括为“一个独特而强烈的声音，一个关于技术与当代的非凡思想家，总是致力于创造新的语言和新的颠覆性思想”。

作为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奠基者、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学生与好友，斯蒂格勒的思想和研究主要关注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数字技术为当前社会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心理学的，其享誉全球的三卷本著作《技术与时间》于1992年在德里达的指导下出版，他本人也被称为“自德里达之后最重要的法国理论家，以及关于数字技术效应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从2006年开始，斯蒂格勒一直担任法国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研究与创新”研究所的主任，同时也于近年来频繁访华讲学，曾担任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和南京大学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兼职教授。

贝尔纳·斯蒂格勒
Bernard Stiegler
1952-2020

今年五月，《艺术新闻》特设的思想专栏【法兰西回声】邀请贝尔纳·斯蒂格勒分享了他关于新冠疫情的哲学思考。哲学家摘选了其新书《分支》（Bifurquer）中的部分章节，重新修改和编辑，并特别授权《艺术新闻》发表了中文版本《警钟》，斯蒂格勒指出，新冠病毒疫情应该让人们意识到，长期以来被我们视为富有创造力的“发展模式”其实是一种“破坏模式”。《分支》由Les Liens qui Libèrent出版社于今年6月出版，此书的封面上赫然引用了书里所发出的“警示”——“别无选择”（Il n’y a pas d’alternative），作者认为，我们长久以来所习惯和依赖的“发展模式”已经达到极限，是时候采取行动，并设想一个不可计算的未来。

《艺术新闻》在此重新刊发《警钟》一文，谨此纪念这位当代哲学家对于我们现下所处的计算机算法时代及其行为模式的反思和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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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在几周之内使世界陷入瘫痪的流行病，清楚暴露出当前的“发展模式”异乎寻常又令人震惊的弱点，在这种模式下积累起来的关联性的系统风险，显然也有可能成倍增加。疫情证明，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已被判了死刑，而被一同判了死刑的还有我们。若不就此做出改变，我们何以在这世上安身立命。

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的特罗卡德罗广场，一尊戴着口罩的雕像。图片来源：AP Photo/Christophe Ena, FILE

时至今日，仍有人不能理解，为何要因为一场“死亡人数少于交通事故”的公共卫生危机而封锁全球经济。有此一问，证明这些人似乎并不明白，法国、意大利的死亡人数得到控制，正是由于这两国最终采取了严厉的措施（这也是为什么希腊和克罗地亚等果断采取封锁措施的国家遭受的损失要小得多）；进而证明我们所遭受的威胁，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现行发展模式的运转所仰仗的人类的愚蠢。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种发展模式将诸般机械模式强加于鲜活的现实（自然和人类），毒害着鲜活的现实。了解到传染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到底是多于还是少于交通事故并非问题所在，搞不懂这一点，便是不懂指数级的繁殖正是生物的规律，正如达尔文在1859年写道：

无一例外，只要不受破坏，每个有机生命物种的数量都会以如此之高的速度自然增长，地球很快就会被同一对祖先的后代所覆盖。

西班牙大流感期间的急诊医院，堪萨斯，方斯顿营。图片来源：Otis Historical Archives, National Museum of Health and Medicine

曾出现在北美地区、被冠以“西班牙”之名的流感，据估计，造成的死亡数字有五千万甚至双倍之多。由于爆发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流感席卷了全球。若病毒的传播没有得到机械加速度的助力（军队借助船只或其他途径的移动），或许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灾难。而新型冠状病毒的转移和加速传播则要归因于全球经济战争，特别是自“保守革命”（编者注：指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社会主义持敌对态度，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采取削减政府干预政策的国家元首当选和执政的一段时期，以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为代表）以来，这场战争便成了我们的“发展模式”。

正因如此，此一“发展模式”事实上是一种破坏模式，而它长期以来却被视为是具有“创造力”的——近二十年来，其破坏是通过内战和全球经济战争实现的，如今发动战争的计算型大规模杀伤武器具有全新的网络化特征及破坏力。当马克龙总统宣布“我们正处于战时状态”（nous sommes en guerre）的时候，他应该更明确地指出：近几十年来，——确切地说，自那场“保守革命”以来，我们一直处在战时状态。那场革命将有计划、有步骤地摧毁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结构，尤其是摧毁了罗斯福新政（1933）、《费城宣言》（1944）以及冷战语境下的“福特主义妥协”的成果，而这些都曾相对限制住了经济战争的（特别是公共卫生层面的）反社会效应。

1944年，罗斯福和费兰签署了《费城宣言》。图片来源：ILO

“别无选择”。在我与“国际团体”（le Collectif Internation）合著的《分支》（Bifurguer)一书（即将由Les Liens qui Libèrent出版社出版）中，我们提出，这本书赖以成型的跨学科工作的基础前提是，这一破坏性的发展模式已经达到极限，其毒性愈发扩散、愈加明显且波及甚广（公共卫生、环境、心理、认识论、经济——债台高筑终至不可收拾）。罪魁祸首则是现今的产业经济，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 Rœgen，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出版了影响深远的《熵的定律和经济过程》)早在1971年便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以一个过时的物理模型——一种无视生物上的地方性局限、无视网络化计算型信息中的熵倾向的机制——作为所有产业门类的依据（参见John Pfalz, Entropy in Social Networks,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一书中写道：“在不断的变化/转换下，所有的网络都会趋向于‘解体’，复杂程度越来越低。这是一种熵。”）。

这种结构性的科学尚古主义的基本特点，是预先排除了生物与人类现象中不可缩减的地方性维度——目的则是证明全球化的正当性。而恰恰是全球化在几十年里削弱并最终毁掉了全球所有地区，它只导致了灾难的增加——正如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灾难。灾难越来越多地与其他问题合并在一起：气候问题、资源枯竭、为获取这些资源所导致的紧张局势加剧、观念与社会的倒退、金融危机，等等。

从5月11日起，法国公共交通恢复正常运行。图片来源:法新社

在疫情开始之前的今年一月初，我在日内瓦介绍了《分支》一书的主要内容，当时陈述的建议预先回应了“后”流行病时代的一些问题。这本书的写作正是为了做出正确诊断并提出普适性的办法以摆脱眼下不顾一切的状态，期望重建的不是一种战时经济，而是一种有助于转向世界经济和平的经济，其基础是新的经济契约，甚至需要签订具体的和平条约。

2008年之后十年之中的金融化（financiarisation）修复不仅荒唐如旧（在没有施行任何新投资政策的情况下，对银行进行了资本重组），而且在数字化的破坏下荒唐到了极点。我们甚至怀疑，待到危机过后重建公共卫生系统时，是否还能够相信企业和银行有意愿和能力改变投资政策——因为在那些庞大经济体的背后，支撑企业和银行的股东们始终用枪指着它们的头。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民众在华尔街的曼哈顿纽约股票交易所前抗议。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正因如此，如果说首要问题显然是重建地方经济和制定有效政策——有科学依据证明只有这样才能对抗熵的增加——以及形成以各种方式互相联系的开放性地方关系，那么过渡性的措施则是逐步实施具有约束力的新财务准则，即：在微观、中观和宏观经济层面有效地遏制熵。

应该并且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网络化区域经济创新的相关讨论，才能够实现财务准则的果断转型，借以建立多极化、网络化的各类贡献型经济，每种经济模式都以对抗增熵为绝对先导——尽管本质上路径各不相同。因此我在《分歧》一书中提议，应当立即通过名为“国际”（internation）的决策机关建立起紧密联系的地区实验室。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技术与时间》

此外，作为算法时代财务指令之根本的可算性技术，应该成为一种不可算性的技术：重新建立一套信息技术理论势在必行——以此为开始，一个贡献型的网络格局应得以形成。现下数据经济模式的基础是一套完全服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信息技术理论，正如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与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重新诠释的那样，新自由主义模式指定给信息的职能，便是将一切简化为市场的可计算性——于是无需再考虑不可计算的部分，因为不可计算的部分无论积极还是消极，总是诸多分支（bifurcations）的来源。

只要将所有决策都简化为一种计算的行为继续对一切事物施加着影响，我们就注定要经历劫难，而眼下的全球公共卫生状况敲响了第一声警钟。（翻译：宫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