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来临时，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2020年初从武汉爆发蔓延到中国与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不仅让全球聚焦于发生在武汉和湖北的疫情与公共卫生危机，这场发端于中国的烈性瘟疫，也是近年来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一部分。

在新的生态危机引发的一系列人道危机、经济危机与政治冲突面前，艺术家与艺术机构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论是参与到瘟疫和灾难的记录与创造性解析，展开艺术与科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合作，还是减少消耗的行业和个人自律，每个人在此时的回应与行动，也影响着身处的社群的未来。

在这个连生命安全都不确定的时刻，我们还需要艺术吗？艺术在如此极端状态下的世界中，又意味着什么吗？我们如何反思过去十年全球化的超级链接带来的利与弊，以及未来本地艺术生态面临的转变。

从3月1日开始，在“艺术解毒剂”这个特别策划中，我们将邀请多位国内外的评论人、策展人、艺术史学者和艺术市场专家，分享他们在全球与中国这个非常时期对于非常状态及其未来的理解、观察和应变。

“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但是可以对未来做好准备”。这是柏林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长洛萨·H·威勒在采访中说过。希望我们此时开始的准备，尚未为晚。

2月24日，The Art Newspaper评论版刊登了菲利普·多德（Philip Dodd ）文章《西方在哪？艺术世界应在新冠危机中支持中国》（Where is the West? Art world should be supporting China during coronavirus crisis）。他在文中分享了过去20年来往中英之间促进文化艺术合作的观察、思考以及他参与过的项目，并呼吁应给受疫情影响的中国艺术界更多的理解和实际支持。

菲利普·多德

多德是英国创意产业公司Made In China创办人、主席。在1997年至2004年担任伦敦当代艺术中心（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后称ICA）馆长之初，多德于1998年为配合时任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访华，将ICA的展览首次带入中国，并在1999年策划“北京与伦敦：革命的首都”展览，首次将中国新一代的当代艺术创作呈现给英国的观众。多德也是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海外唯一国际合作项目，位于深圳的设计互联最初的牵头人。

应《艺术新闻》主编叶滢邀请，多德与《艺术新闻》读者分享了他的观察与提议。在新冠疫情让世界承受恐慌、痛苦和隔离时，民族主义与分界的回归早已经在不同地方制造新的政治藩篱与文化分歧，而深受全球化影响的艺术系统操作的“不平等”也为真正的全球化带来了隐患与危机。

艺术世界能弥合加速竖起的藩篱吗？能解决全球化中的不平等问题吗？他说，“这不容易，但是可能的。我们得开始行动了。”

该做些什么？|  What is to be done?

“从坏的新事物开始，而不是从好的旧事物开始”，这是伟大的德国剧作家贝托尔·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的话。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这是明智的建议。目前全球艺术界的情况是糟糕的，或者至少是困难的。冠状病毒已经导致各类取消和推迟，不仅在中国，在欧洲也是如此。中国、意大利、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博物馆都关闭了，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重新开放。

疫情导致的旅行限制迫使202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延至8月举行，图片来源：The Art Newspaper

但艺术界的困难不能完全归咎于病毒。从伦敦到香港，持续高升的租金正在威胁着艺术世界的生态——中等画廊正在关闭。全球经济衰退，包括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也意味着用于消费包括艺术品在内的，被经济学家称为“一次性消费品”（disposable goods）的资金在减少。

“也许艺术世界的经济扩张得太快了。也许已有太多的艺术博览会，太多不可持续的画廊。或许经济衰退将重塑全球艺术界。”

但全球艺术界面临着更大的威胁，冠状病毒正是这个更大问题的恰当比喻。冠状病毒正导致各国之间限制旅行；鼓励企业将位于全球的供应链收回国内；同时证实了人们对全球化经济好处的怀疑。毫无疑问，某种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重新建起边界——正在席卷全球。

 一位女士高举英国国旗和欧盟旗帜，图片来源：Stephanie Lecocq

我是在伦敦写这篇文章的。今年一月我的国家离开了欧盟，可能正在和我们最近的邻国之间建起边境。在美国，总统宣扬“美国第一”；在意大利，人们谈论最多的政治家马特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强调“意大利第一”。在世界各国，似乎有一种从全球化中撤出的趋势。但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全球化重塑了经济和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力，无论是好是坏。

“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和分界的回归比冠状病毒的爆发对全球化的艺术世界提出了更为棘手的问题。”

尽管造成人们承受巨大的痛苦，但病毒最终会消退并得到控制。但民族主义的兴起似乎离其影响的顶峰还很远。它似乎正在深刻地重塑我们的世界，不仅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也在文化层面。以下是一些新的反全球化的迹象。

在意大利，人们谈论最多的政治家马特奥·萨尔维尼强调“意大利第一”，图片来源：Guardian

在波兰，执政党法律和公正党（Law and Justice Party）正在任命新的博物馆馆长，新馆长人选同情该党本身的保守和民族主义议程。在美国，特朗普总统对韩国电影《寄生虫》在奥斯卡上的成功表示遗憾，称美国在经济上与韩国有已有足够的麻烦，而他自己更喜欢好莱坞经典影片。在巴西，布尔萨纳罗（Bolsanaro）总统解散了文化部，以便他能够控制文化；在英国，新的保守主义思想家认为，管理艺术机构的自由主义者们应该被他们自己的保守和爱国人士所取代。在中国，作为经济驱动力的国有企业重新崛起，无疑对文化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个以全球化价值观为前提的艺术世界，在这个充满分界和反全球化的新世界里能做些什么？”

首先，不要为最近的过去感伤——好像一切都很好，直到民族主义、经济衰退和冠状病毒扰乱了一个完美的世界。

在经济方面，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表明，虽然全球化缩小了各国之间的不平等，但它扩大了各国内部的不平等。那么，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全球化对艺术界产生了什么影响？这里有几点提示：

1998年我来到中国，当时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要求我为他访问中国组织一个展示英国年轻艺术家（Young British Artists）的展览。当时我很难找到对当代艺术感兴趣的中国画廊或博物馆。如今形势已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好转。

在世界各地，从亚洲到中东，画廊、博物馆和艺术博览会正在发展成为强大的艺术生态系统。全球化同时也改变了西方艺术界。

西方的博物馆和画廊已不可能只用西方艺术的故事来讲述艺术本身的故事。一小部分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艺术家在西方更为显眼，不同的现代性也得到展示。此外，世界上许多城市的艺术博览会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提供了展示他们作品的机会。这一切都很好，但我们切勿感情用事。

如果说在全球化的这段时期，全球经济的各领域都经历了“整合”——大公司吞噬小公司——那么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艺术界类似的事情也已发生，大玩家吃掉了小玩家。例如巴塞尔艺术展（Art Basel）收购香港国际艺术展（Art Hong Kong），并投资印度艺术博览会（The India Art Fair）（尽管最近因公司的财务问题收回了他们的股份）。少数极有实力的（西方）画廊正在“收购”艺术家，这与全球最好的足球队买球员很类似，因为他们有财力。

2019年香港巴塞尔艺博会，图片来源：巴塞尔艺术展

“这往往意味着，在世界各地培养了人才的小型画廊输给了全球布局的画廊。”

本地小型画廊往往较重视他们所代理的艺术家，但大型画廊有时却没有那么高尚的意图。一位伦敦经销商曾告诉一位中国艺术家，说他们很想代理他（她），前提是艺术家与经销商分享收藏其作品的藏家名单。在这种情况下，画廊主的兴趣似乎主要是市场，而不是艺术家本身，只不过艺术家能让他们进入某个市场。那位中国艺术家提出了拒绝。

这些全球化的画廊对博物馆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泰特美术馆并没有收藏像徐冰这样的重要艺术家，他也没有被西方画廊代理。部分被西方大画廊代理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则被泰特美术馆所收藏。

甚至可以说，西方博物馆对待来自西方以外地区的艺术家的方式是新自由主义式的，将他们的“特性”连根拔起，将其推向全球流通。

“太多的西方博物馆将艺术家从其本来的文化历史中剥离出来，让他们在全球化的艺术故事中发挥作用。”

简言之，在过去三十年艺术全球化的过程中，有些人承担了成本，另一些人则没有。那么，有没有可能看到，现在的危险时期也给我们提供了机会？

“我们如何才能既抵制分界和民族主义的新世界，又为一个全球化程度更高的艺术世界辩护，这个世界要比过去更少西方化，更少不平等？”

谈全球化的艺术世界很容易。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坚持全球化，画廊和博物馆可以真诚地展示全球化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且作为工作原则，举办真正全球性的展览，比如通过展览将中国艺术家和欧洲艺术家聚集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在毕加索的画室里一本齐白石的画册一直打开着——为什么不为这两位艺术家举办一个展览呢？或者将赵无极和琼·米切尔（Joan Mitchell）的创作放在一起。又或者做一个真正全球化的抽象艺术调查式的展览（从印尼到以色列，从中国到美国），通过特定的年份——比如2000年的作品，看抽象艺术的本质。

毕加索与齐白石作品动画，图片来源：enghunan.gov.cn

在一个大洲内，甚至跨大洲，许多美术馆可能会同意举办一个关于全球化和艺术的展览，并从多个角度进行阐述。例如，名为“中国如何塑造欧洲现代艺术”的展览可以在欧洲的美术馆和/或中国的美术馆之间举行。又例如，策划一个社会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全球展览（20世纪50年代），可以将意大利画家雷纳托·古图索（Renato Guttuso）的作品和前苏联画家伊萨克·布罗德斯基（Isaak Brodsky）的画作并置。或者想象制作一个探索艺术与音乐关系的全球展览。

东京的Onsen Confidential和广受欢迎的Condon这类画廊共享计划所编织的网络，令举办这样的全球展览变得可以想象和实现。

Condo Shanghai 2019 © 图片由MAO SPACE、Gallery Vacancy提供

但是，在全球艺术世界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也就是在资源严重不平等的情况下，画廊需要得到“不平等”的对待。就像有人曾说过：“各尽所能；各取所需”（Each according to his means; each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巴塞尔艺术展在取消香港展会后推出了一个线上艺博会，首届巴塞尔艺术展的网上展厅费用全免，这是好事。

在更系统的层面上，一个致力于全球化的西方艺术生态，该如何给世界其他地方的参与者进入其市场的机会？这种雄心壮志需要资金投入和支持。

冠状病毒与国界无关，它提醒我们人类的共同点，气候危机的紧急情况也是如此。

“艺术世界能变得真正全球化吗？这不容易，但是可能的。我们得开始行动了。”

（撰文/Philip Dodd，翻译/童亚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