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主干道,跟电车进入法租界,霞飞路显得越来越宁静而有气氛。道路两侧种了法国梧桐,…你在这里可以看到教堂、墓地、学校、法国公园,还有电影院、咖啡馆。当地的一个咖啡馆常客这样说,在霞飞路上,…’醉人的爵士乐夜夜从道路两侧的咖啡馆和酒吧里传出来,告诉你里面有女人和美酒,可以把你从一天的劳累里解放出来’。”
李欧梵在其著作《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中如此描绘法租界咖啡馆的日常。他在《上海摩登》前半部中同时描述了包括外滩建筑、百货大楼、舞厅、公园和跑马场等城市公共空间,并联系下半部对六位上海作家及作品的分析,再现了上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摩登”风姿。
“李青:后窗”展览现场,上海Prada荣宅,图片由Prada基金会提供
坐落于陕西北路上的荣宅,作为上海面粉大王荣宗敬的私人宅邸,也正是在同一时间段内经历着最为繁华的时段。近百年之后,李青个展“后窗”在Prada荣宅举办,通过多感官重现历史名邸的昔日魅力。在上海冬日的周末,艺术家李青、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华霞虹、作家小白与《艺术新闻》主编叶滢同聚于此,从艺术、文学、建筑等维度出发,讨论荣宅的现在时与百年城市变迁,拉开摩登之城上海的年代图卷。
对谈现场
荣宅的《后窗》:作品与空间的双重叙述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Jérôme Sans将李青的作品安置于荣宅的会客室、餐厅、舞厅和卧室等多个空间中,让作品本身与荣宅内部丰富的细节构成了一种叙述的复调。他的《迷窗》系列作品分布于一楼房间,描绘了上海与当代艺术发生关系的建筑。“我觉得这个系列的作品在荣宅展出很契合,因为荣宅也是这样一个建筑”,李青在对谈中说道,“作为一个历史建筑,他的功能随着时代、市民需求、新的资本和权力的介入而发生改变,从而达成了一种各方面合谋形成的一种文化状态,也造成了今天上海蓬勃的艺术场景。”
“李青:后窗”展览现场,上海Prada荣宅,2019,摄影:朱海
在二楼荣夫人的卧室,艺术家在空间中摆放了一张覆盖粉紫色丝绒的床,并特别挑选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探戈曲《嫉妒的探戈》作为背景音乐。“这次在使用房间的时候考虑到了它原来的功能,我希望观众能感受到这个建筑曾经被人使用,现在依然还有故事在发生的感觉”。同时,他在房间的浴室其中一侧的墙面上放置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语种的《洛丽塔》,在对面的墙上拼贴了各种明信片、照片、酒店信纸、车票机票等。“我想象了一位借住在这个房间的作家,他可能是类似于纳博科夫的一个流亡作家,他在自己的旅程中不断地进行收集”,李青谈到,“所以把它们罗列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关于人类学图像的小型博物馆。”
“李青:后窗”展览现场,上海Prada荣宅,2019,摄影:朱海
展览的主题“后窗”也折射了西方美术史上最主要两个母题:肖像与风景。在“莲花房”中,李青以《互毁而同一的像》系列分别展现了荣氏家族的肖像与女演员在亲密戏份中被规训的形象。“展览集中表现了今天城市居民的两种最基本的欲望:一是如何装扮自己并对外呈现,二是如何占领和使用外部空间”,李青如此阐释。
“李青:后窗”展览现场,上海Prada荣宅,左《互毁而同一的像·幽影4号》(2019)其二,照片,152x134cm;中右《互毁而同一的像·爱201902》(2019),照片(90x90cmx2)与布面油画(90x90cmx2)。摄影:朱海
“窗”的舞台:被动暴露与主动表演
展览标题《后窗》来自于希区柯克的一个悬疑电影,故事背景发生在纽约。同样作为超级城市的上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影片一样受到城市空间的制约与影响。“人与人之间互相窥探,从一个狭窄的窗口中获得关于邻居生活的一些碎片信息,然后大家再互相传播对方的生活”,李青谈到,“所以这是一种被城市空间塑造出来的非常新型的人际关系。”
艺术家李青在对谈过程中
作家小白认为,这个“窗口”不仅仅是被窥探者所需要,它也承载了被窥探者的表演需求。“我们希望有一个窗口来窥探他人的生活,实际上他人也希望自己的生活被你所了解。因为只有大家对彼此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生活。在一个大型城市的生活方式之中,不可避免的会带有表演和偷窥的痕迹在里面。”他用两种上海人作为案例,一类是并不富裕但衣着打扮样样齐全的人,另一种是穿着睡衣到街上买菜的人。“这些行为其实是一种把自己的内部的私密生活展现出来的一种表演”,小白谈到。
同时,他还谈到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在其自传《钏影楼回忆录》中写到的一个故事:主人公租住于九江路、汉口路时常常看到对面窗口中一位妙龄女子,女子的身份让他陷入好奇与幻想之中。虽然他后来描写了一段逃难中与女子的邂逅,但小白认为“很有可能是虚构的,他对这个女子所有真正的印象都来自于那个窗口,我觉得这个故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诠释这场展览。”
作家小白在对谈过程中
因此,窗口也可能构成了一种舞台,叶滢指出,近年来的展览已经不再局限于当代艺术圈内,而是变成了打卡点、网红和直播的舞台,主播希望通过他们的在场给不在场的观众呈现一场表演。在直播文化越来越盛行的当下,这种表演和偷窥的关系发生的越来越频繁,角色的互换也越来越难以操控。
对谈现场
从杂糅的建筑风格窥探对立的生活方式
作家和艺术家的想象基于对现实的理解的构建,而学者对于文化或社会的理解需要更多的分析。一张建筑图纸很可能反映了使用者的生活方式,杂糅的建筑风格则可能暗示着使用者不同身份及其迥异的需求。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华霞虹讨论了上海建筑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
“李青:后窗”展览现场,上海Prada荣宅,《8.75平方米》(2019),帐篷屋、衣物、灯,350×250 x180cm,摄影:朱海
“荣宅与上海大部分建筑一样,是一个很混杂的风格。从门廊和首层的柱式可以判断它的外部总体上是古典折中的,而内部装饰一大部分基于为德国主人打造的欧洲古典雕花及拼嵌装饰,而楼梯外侧的回纹木构和房间的木格隔断又属于中式风格”,华霞虹谈到。“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上海作为一座移民城市的属性。由于居住人口的密集和自然资源的有限,其建筑空间在小说等艺术作品中总是一个非常显现的元素,这可能是与很多城市不一样的地方。”
“李青:后窗”展览现场,上海Prada荣宅,2019,摄影:朱海
李青在宴会厅中展示的作品《杭州房子系列》通过拍摄杭州郊区农民的自建房,展现了不同的阶层对于理想奢华生活的不同想象。“农民根据自己对豪华、现代化的居所的想象进行设计,杂糅了包括西方古典、现代主义以及中国传统在内的多种风格,其实这里面有一种城乡之间的对照关系”,李青谈到。
邬达克,斜桥弄巨厦(设计草图)图片来源: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邬达克特别收藏
就这种混杂的状态,华霞虹通过“斜桥弄巨厦”吴培初宅邸和“绿房子”吴同文住宅给出回应。前者的东侧完全是一个传统中式堂屋结构,满足家族的实际生活需求,而另外一部分则是典型的西式风格,更多是为了服务于社交功能。后者则反映了主人所坚持的传统生活方式与向往的现代风格之间的矛盾。“无论是私宅还是公共建筑,房子是天生具有公共性的。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在这个城市空间中始终蕴含了很多想象力的成分,它是一种非常混杂的状态”,华霞虹表示,“这种窥视和表演是一种常态,也是都市文化那种混杂性的一个重要来源。”
斜桥弄巨厦(吴培初宅一层平面,今上海市公惠医院)图片来源:《建筑月刊》第三卷第一号(1934年)
虚拟之“窗”:城市形象如何转化文化资本
“窗口”不仅仅局限于物理概念,而可能延展到一个屏幕、一个虚拟的舞台。李青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发普及和发展,我们经常会面临的窗口更多是一块屏幕:“我们更多是通过这种媒介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它是一个不断跳动、不断浮动、不断流动的窗口。”
小白则对“窗口”的限定性进行了质疑:“有一句话我们一直说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什么叫窗口?就是我只允许你看到这些内容。”作为改革开放的硕果之一,在黄浦江另一侧的浦东不仅仅是上海新兴的金融区、贸易区和机构的驻扎地,也是很多文化活动例如电影取景的发生地。叶滢谈到:“我们再次看到一个关于未来的想象和构建,这其中也有艺术的成分。”她紧接着抛出疑问:“现代主义之后的建筑所构建的城市风格和关于未来的描述是怎样的状况?”
电影《Her》的多个镜头取景上海浦东,图片来自网络
就此华霞虹认为,在当下的消费社会,城市意象是城市的主要卖点和文化资本:“相对于浦西,浦东在集中向世界展示一种非常有活力、吸引力和前瞻性的面貌,尽管事实上更多的是一个形象。”李青谈到:“上海今天的艺术涌动是综合政府、新的文化资本和市民需求等各方面作用的结果,这种生活方式是双向改变的,市民需求与文化消费产生互相推动。”他以阿布扎比和迪拜为例,这两座城市通过建造世界第一高楼的方式获得了世界的瞩目。而“这些繁荣的表象是否能与当地文化发生关联”,则又是另外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
于2010年揭幕的“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高828米,图片来自网络
小白将“窗口”的概念进一步拓宽:“我们的文本、记录和影像实际上与真实是有偏差的,可能呈现给我们看的东西正是历史向我们打开的一个窗口。它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记忆,也是历史向我们表演。”
对谈的最后,叶滢就上海“最有吸引力之处”和现代文化的属性进行了发问。对于作家小白而言,上海的戏剧性是最让他激动的因素,而“现代性”本身实际上是一个错觉;华霞虹则以“多种可能性并存”作为两个问题的答案;李青偏爱这座城市的故事与“流言”,“现代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概念,我觉得最现代的城市应该是面向未来的,相信上海具有这个潜力。”(撰文/千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