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展览等待参观的观众

对于爱好书法的观众而言，能够亲临东京国立博物馆观赏备受关注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展览，仅剩下一周多的时间。这场2019开年第一大展汇聚了177件中国和日本的书画珍品，自1月16日开幕以来，却因台北故宫借出的“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引发多方在网络上就“国宝”外借的动机和文物的运输保护等问题的巨大争议。对此，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东京国立博物馆书法史主任研究员富田淳表示： “王羲之的《兰亭序》虽为巅峰杰作，但因被唐太宗带入昭陵陪葬，只在世间留存了296年。而《祭侄文稿》作为天下第二行书，一直保留到了1261年之后的今天。书法最大的魅力，是照片和印刷品难以传达的，所以《祭侄文稿》可谓现存的第一杰作，所以想通过这个机会，让更多的观者能感受到超越字体本身的浓烈情感”。

唐 颜真卿《祭侄文稿》

关于文物的运输与保护，东京国立博物馆做出了最全面的努力，“在展品保护方面，我馆十分谨慎，严格管理作品的温度和湿度，并在全封闭的展示柜中进行展示。运输时也雇用了专业的美术品运输公司，达到了博物馆业界的十二分标准。另外，我馆不光保证展示柜内部的环境，还尽力保证展览会场整体的环境”，策展人富田淳如是介绍。

“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展览现场

但也正因为这场东京国立博物馆近年来的第二次中国书法大展，颜真卿早、中、晚期的书法代表作、宋四家“苏黄米蔡”、八十年来以为早已毁于战火的北宋《五马图》、因真伪辩论了大半个世纪的“天下第一草书”《自叙帖》能够齐聚一堂展出。2月8日，这场展览迎来了第10万名观众，而今，观众的人数仍在不断攀升。富田淳在接受《艺术新闻》采访时表示：“在2013年，我馆策划了‘书圣王羲之’展，着重展示了东晋书法，在东晋，书法超越了实用性，抵达了艺术的高度。而在唐朝，书法艺术的发展迎来了下一个高峰，所以在本次展览中聚焦唐代。一方面是为了展现唐代书法丰富而普遍的美感，同时也为了通过国内外的珍品，更切实地展现出颜真卿其人其书的魅力本质”。2013年东京国立博物馆曾策划了“书圣王羲之”展，在那之后，大阪市立美术馆于2016年策划了“从王羲之到空海”展，九州国立博物馆则于2018年策划了“王羲之与日本书法”展，可以说在日本范围内掀起过一股王羲之风潮。

策展人、东京国立博物馆书法史主任研究员富田淳

颜筋柳骨，对于书法学习者与爱好者来说，颜真卿是在初入门之时便如雷贯耳的名字。而这次展览聚焦绚烂夺目的唐代书法，尤其着力于介绍颜真卿其人之鲜活、其书之魅力。同时，为彰显唐代书法的特色和对后世的影响，这次展览也颇为详细地铺陈了书法在唐代之前的历史和唐代之后的发展，以及唐代书风在日本的继承，全面地勾勒了完整的书法史脉络。

“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展览现场

百余件展品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历经流转，它们是无比脆弱的，却又坚韧、恒久。在这个冬天，它们自各地汇至东京，短暂地相聚一堂，静静地共同躺在21世纪的现代博物馆玻璃展柜中。如《兰亭集序》所书：“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我们或许可以更用心地去感受：浮世之中，当我们望向这些“陈迹”之时，究竟看到了什么？

聚光灯下的“主角”——颜真卿

清宫殿藏本颜真卿画像

颜真卿（709年-785年）生于盛唐，47岁时经历了安史之乱。在叛军的进攻中，各地不断陷落。颜真卿坚守着平原郡（位于今山东省），而他的堂兄颜杲卿守着三百公里之外的常山郡（位于今河北省）。次年正月，史思明攻陷常山郡，因他人背叛，孤立无援的颜杲卿及其子被杀。两年之后，颜真卿命侄子颜泉明去常山郡带回遗体，却只找到了颜杲卿残缺的遗体和颜季明的头颅。

富田淳在展览讲座中介绍《祭侄文稿》

《祭侄文稿》正是五十岁的颜真卿面对着年轻侄儿的头颅，写下的血泪之作。而这一珍贵的纸本墨迹，一直保留到了今日。文稿开头的数行，笔调尚保持着些许冷静，但悲愤和哀恸渐渐漫溢而出。“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毁祸。谁为荼毒。”文字的节奏呈现出遏制不住的乱，书写者极度浓烈的痛直击观者。本次展览中，《祭侄文稿》被单独放置在深红如血的展厅之中。《祭伯文稿》写于《祭侄文稿》的同一年，颜真卿在前往蒲州赴任途中路过洛阳，去往伯父颜元孙墓前扫墓，并向伯父汇报安史之乱之后，颜杲卿与季明终于恢复了名誉，笔调相对冷静。

唐 颜真卿《千福寺多宝塔碑》，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争座位帖》则是颜真卿写给郭英乂的抗议书。在长安菩提寺的仪式上，郭为了讨好当时的权势者，搅乱了席次，颜真卿于是写文痛斥，刚烈正直跃然纸上。除了最具代表性的“颜书三稿”三稿之外，展品涵盖了颜真卿从三十多岁到晚年的作品，其中《千福寺多宝塔碑》可能是许多人最为熟悉的作品。

勾勒书法全史的“豪华阵容”

从整体布局上来看，本次展览并不仅仅是一次颜真卿的个人展示，而是旨在勾勒书法全史。“书体的变迁”详细描绘了汉字之初见ーー甲骨文与青铜器，以及如何一路演变的过程ーー从篆体、隶书，到草书、行书与楷书；第二个单元则在叙述颜体诞生背景的同时，展示了唐代的楷书之美，初唐三大家的代表作纷纷登场。

“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致力于介绍书体的变迁

虞世南的书法师承隋朝的智永，风格优雅而稳健，《孔子庙堂碑》展出了三种拓本。欧阳询初学王羲之，后来醉心于西晋索靖的石碑，又相传师从于北齐刘珉，笔法冷冽隽美。此次展览共展出了《九成宫醴泉铭》的七种拓本，细细对比观看也颇为有趣。诸遂良比虞欧两人辈分小，受到两人的极大影响，还曾受太宗之命负责鉴定王羲之作品的真伪，留有摹本《黄绢本兰亭序》，书法深得王羲之神韵。代表作《雁塔圣教序》等展品共同呈现了诸遂良特有的灵动优美。在层层铺陈之后，颜真卿、张旭、怀素、柳公权等人的作品共同将展览推向高潮。

唐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

九成宮醴泉铭，汪氏孝经堂本，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北山堂寄赠）

王羲之，集王圣教序，孔氏岳雪楼本，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北山堂寄赠）

在重磅推出27件颜真卿展品的同时，陈列在一旁的怀素《自叙帖》洒脱狂放，变幻自如，另一名作《小草千字文》在明代为姚公绶所藏，姚评之称“一字一金”，所以又称“千金帖”。怀素之作与张旭的《肚痛帖》，展现出了当时如疾风骤雨般狂逸的流行。

唐 怀素《自叙帖》

高潮部分结束之后，展览分出两条线索，即唐代书法对日本的影响和对北宋四大家的影响。日本真言密教的重要典籍——空海的代表作《金刚经般若经开题残卷》，后被称为“三迹”的小野道风、藤原行成和藤原佐理的“和风书法”均在展览之列。北宋四大家之作以蔡襄《楷书谢赐御书诗表卷》、苏轼《行书李白仙诗卷》、黄庭坚《行书伏波神祠诗卷》、米芾《草书四帖卷》等作品齐聚，字里行间呈现着对唐朝书法的继承与发展。反过来看，宋四家对颜真卿的评价也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对颜的评价。

空海《金刚经般若经开题残卷》局部

中国书法如何远渡重洋去往日本

本次展览除台北故宫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借出了部分珍贵展品，大多数来自于日本国内各处，中国书画在日本的收藏情况得以一窥。中国书法如何远渡重洋去往日本？唐代和二十世纪初期是两个最值得关注的时期。

唐 褚遂良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卷，三井纪念美术馆藏

唐朝有大量的遣唐使与留学僧往来于岛国与大陆之间。在唐人继承王羲之笔法、楷书逐渐成熟的时期，摹本《妹至帖》《大报帖》等展品，早在八世纪就随遣唐使一同抵达日本，讲述着唐人眼中的王羲之。本次展览还展出了大量佛教相关的唐代经文，它们作为东亚思想史与艺术史的双重载体，在海外忠实地记录着唐代楷书的变迁。

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五马图》局部，图片来源：sakura.ne.jp

而在二十世纪初期，随清朝皇室瓦解，末帝溥仪四处流亡，大量珍贵书画流出宫外并在日本变卖。此次众多明星展品之中，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五马图》即是一例。李公麟《五马图》销声匿迹已久，传闻已毁于战火。而根据日本学者对各版图像印章和买卖记录的研究考证，《五马图》在被溥仪列入赏赐溥杰的名单之后流落出宫外，下落不明，而在1930年代初，末代帝师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将之卖与日本古董商，之后则在私人手中流转，最终抵达了东京国立博物馆。

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唐拓孤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

另一方面，十九世纪后半自西方传入的“美术” (fine arts)这一概念在日本逐渐成熟，关于“东洋美术”的研究与收藏热一并兴起。大量的实业家和财阀往来于两国，高价买下中国书画与各类美术品以丰富自己的收藏。这次展览中，使用单独的玻璃展柜着重展示的孤品拓本“李氏四宝”便是由财阀购入日本，包括丁道护的《启法寺碑》唐拓孤本、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唐拓孤本、诸遂良的《孟法师碑》唐拓孤本和魏栖梧的《善才寺碑》宋拓孤本。除《启法寺碑》，其他均为三井纪念美术馆所藏。明治之后，三井家创立的“听冰阁”旧藏闻名于世。西泠印社的日本社员河井仙郎氏曾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多次受三井氏所托，往返于东京与上海收购古拓本。据说“李氏四宝”也是经河井氏之手购往日本。

二十世纪初期的“东洋美术”收藏热，还在日本各地留下了众多颇具代表性的中国书画旧藏。比如，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为本次展览提供的展品数量最多。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的藏品均为近代书画家中村不折氏（1866年～1943年）的旧藏。中村氏凭一己之力花了四十余年时间的收藏，保存了中日书法史研究的大量珍贵材料。此外，当时的中国研究者、汉学家也作为实业家的参谋，纷纷参与到中国书画的收藏活动之中。大阪市立美术馆的阿部房次郎旧藏丰富珍贵，便是因为有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和汉学者长尾雨山的建议和相助。当然，日本的拓本收藏并非是终结于上世纪的历史，时至今日也仍在延续。（撰文/钱正枝，采访/翁家若、钱正枝）

*如无特殊标注，本文图片均由东京国立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