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卡希尔说：“高居翰的老师薛爱华（Edward H.Schafer,1913-1991）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他说：‘我想保存我想象中的中国，这是一个已经不能再现的中国’，因此薛教授一生都未踏足中国。而我父亲不同，他要亲眼看见他的中国。我常回想起1973年那个特殊的时间点，第一次来到西湖的父亲当时怀着怎样的心情？当他在中国亲眼看到自己不分昼夜所研究的名画时，他又是怎样一番感受？”
1973年，美国考古学者代表团合照，图片来源：中国美术学院高居翰数字图书馆
1973年，高居翰随美国艺术史学家组成的考古团队到访中国，他在自己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中这样写道：
环绕西湖的山，山形很漂亮。湖上的小岛，白堤和苏堤的位置也很讲究，都是最佳的观景处。堤坝两边是垂柳，上边还有桥，但是桥应该没有古时候多了，至少没有古画上的多。开车路过白堤的时候，我突发奇想，如果桥真的像古画中那么多，哪怕是由最保守的宋人执笔，那这里就该变成“过山车”了，毋宁说川合玉堂画中的白堤。
坐船游西湖那天是一个阴天，好在我们都是乐观派，互相安慰说，这才是游西湖的最佳天气。眼前的光景像极了南宋时期的画。我们去了三潭印月的小岛，离岸不远就是那三个石潭。每个石潭里有五个孔，满月的时候会摆上蜡烛，在蜡烛的映照下，月影落潭晖。
月亮究竟有几个影子？这个谜大概就是出自三潭印月吧。我曾做过一个关于陈铨（Chen Ch’üan）画作《观月图轴》的讨论会，大家见到画时都很惊讶，似乎每个人都能在这张画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月亮。如今来到西湖，我才恍然大悟，也许世上真的会有很多月亮，照出我们每个人的影子……
1973年，13岁的萨拉·卡希尔对高居翰寄回家的信件毫无兴趣，她所期待的是父亲为她单独写些什么，而不是夹在家人和他的研究生中间，一起读他的游记。2014年2月，高居翰过世之后，她才从父亲的朋友梁庄爱伦（Ellen Johnston Laing）那里取回这些信，随即开始一封封地阅读，渐渐理解了高居翰为什么会如此挂念中国。
高居翰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图片来源：gazingintothepast.com
萨拉·卡希尔清楚地记得高居翰离世前两天的夜晚，高居翰忽然清醒过来（因为长期患病与服用吗啡，高居翰多数情况下是神志不清的）。凌晨三点，高居翰向家人要来一台录音机，她知道他要留下一段话。他对着录音机倾诉说，他最近做了许多梦，梦中他经历了许多幻境。醒来以后，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将要在加州伯克利的这张床上终结，他也知道这死亡背后，他可能会有更长的生命：“时间究竟是什么？时间是由我们开始记录它的时候开始的。”
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的“高居翰纪念图书室”一角，图片来源：中国美术学院
高居翰把自己视作一个“记录者”，因此他尤为看重自己的藏书、文献和图像资料的归处。就在他去世前一年，他将112箱材料从加州伯克利运往中国美术学院。目前，高居翰的2000多册藏书、3600余张教学幻灯片、12000余幅中国美术史数字图像及《溪山清远》《回望过去》两个系列的视频讲座资料悉数存放在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的“高居翰纪念图书室”中。高居翰将这一惠及后学的举动视作他的告别，他最后的博客，而不是他个人的纪念碑。他希望被人记住的不是名字，而是“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理念。
萨拉·卡希尔（左）与《回望过去：高居翰的无限视野》的导演斯基普·斯维尼（Skip Sweeney）（右）在“高居翰与止园”的国际研讨会现场，图片来源：活字文化
这次是萨拉·卡希尔第三次造访中国。第一次是1982年，她与父母一起来中国旅行；第二次是2015年，她为了参加“高居翰纪念图书室”的落成仪式而来；而这次则是为了参加“高居翰与止园”的国际研讨会，邀请她的人是与高居翰合著《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下文简称：《不朽的林泉》）的青年学者刘珊珊和黄晓。据刘珊珊透露，他们和高居翰正是因止园而结缘。2010年初，她和丈夫黄晓在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攻读研究生时，尝试发过一封电邮给高居翰。刘珊珊在邮件中告诉高居翰，建筑学家曹汛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找到了止园主人的文集，这本《止园记》可能是海内外仅存的孤本。始料不及的是，这封信竟引起了高居翰极大的兴趣，高居翰很快给他们回了信，并且是一封四、五页长的邮件。
张宏《止园图》册局部，图片来源：LACMA
高居翰的兴奋不已可以追溯到1996年，那一年他联合洛杉矶艺术美术馆促成了“张宏《止园图》册展：再现一座十七世纪的中国园林”，并撰写了文章。高居翰欣赏《止园图》的作者、晚明画家张宏，既因为张宏未遵循传统的中国园林的画法，又因为张宏所描绘的不是任何固定的风景，而是一种动态的游园过程。当许多学者批评张宏“不懂中国园林”时，高居翰第一个站出来为张宏辩护，在他看来，张宏的脱离传统是有意为之，而非出于无知。为此，他写过一系列关于中国园林绘画的笔记，这些文字直到《不朽的林泉》出版才得以发表。
说起高居翰其人，他的很多朋友都会用“慷慨”来形容他。刘珊珊说，最令她感动的是，《不朽的林泉》在内地出版后，他们计划给高居翰寄稿费，但高居翰始终坚持不收。高居翰拒绝的原因是，他希望将这笔稿费留给这对年轻学者或其他对中国园林绘画有兴趣的人。正在中国拍摄《回望过去：高居翰的无限视野》的导演斯基普·斯维尼（Skip Sweeney）也举出一个“好人高居翰”的例子。据他描述，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艺术史学家范景中被诊断出癌症，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居翰预先垫付了5000元人民币的押金为范教授治病。这笔钱后来由贡布里希还给了高居翰，而高居翰对自己的贡献只字不提，只将救助范教授的功劳全部归功于贡布里希。
高居翰晚年（Sarah Cahill摄），图片来源：gazingintothepast.com
萨拉·卡希尔此行还有一个目的，是为宣传正在拍摄的高居翰纪录片《回望过去：高居翰的无限视野》。迄今为止，他们已经走访、拍摄了30位高居翰生前的好友、同侪与中国学者。拍摄过程中，萨拉·卡希尔感受到高居翰的同行对他的重要性，她说：“由高居翰的一句话或一篇文章常会掀起一场论战，这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真是不可思议。他们几十年就围绕“图像论画”（visual study）还是“文字论画”（verbal study）争论不休，高居翰认为后者是“没有美术的美术学”（artless studies of art）。更神奇的是，在论战结束后，高居翰又会和那些反对他的学者重归于好。他很尊重这些学者，他们是他博弈的对象。高居翰常说，正是因为有这群人的存在，他才能够更加严谨地论证自己的观点。”
高居翰讲解中国画，图片来源：gazingintothepast.com
时间总是回到开始记录它的时刻。萨拉·卡希尔为了印证自己的印象，特意翻看了她13岁时写下的日记，想找一找年幼的自己是如何描绘父亲的首次中国之旅。但她却失望地发现，日记中只记录了她是如何为了迎接父亲回家，而苦练门德尔松的《回旋随想曲》。等到父亲真正回到家，听她弹完这首曲子，父亲只是说了一句：“挺好的一首曲子，你最近还练了什么？”
《艺术新闻》专访萨拉·卡希尔
萨拉·卡希尔
问：你第一次来中国时，留下了什么印象？
答：1982年，我当时才17岁，我现在只记得当时走在西湖边上，感到非常安静，是一种能让人松弛下来的舒适感觉，只听得见一些鸟声和树影婆娑之声，那种气氛简直就和宋画所描绘的如出一辙。当然，你可以说我是带着一种异域的目光来看待西湖的，但我在到过西湖之后确实了解了父亲为何对此地恋恋不忘。相对而言，北京更像纽约一样，有着大都市都有的繁华，街上行走的人永远是来去匆匆。
问：据我了解，你17岁那年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美国极简主义作曲家、《尼克松在中国》的作曲人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曾为你写过一首“中国之门”（China Gates）的钢琴曲，他是有意以“中国”为曲子命名吗？
答：不，实际上那首曲子很短，很优美，但是似乎和中国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亚当斯本人的创作都是比较抽象的。至于为什么名为“中国”，我确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能这首曲子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标识出了我与中国的联系，尤其是在1982这一年。
年轻时弹奏钢琴的高居翰，图片来源：gazingintothepast.com
问：你们现在是如何打理高居翰的遗产，是以基金会的形式吗？
答：实际上，我们没有成立高居翰基金会，作为家属，我们只有一个高居翰信托（James Cahill Trust）。这个信托目前是由他的两个儿子本尼迪克特·卡希尔（Benedict Cahill）和朱利安·卡希尔（Julian Cahill）共同打理，而我负责打理他的文件和书籍的版权事宜。像我这次来北京，12月7日还会跟三联出版社（负责出版高居翰《图说中国绘画史》《不朽的林泉》等书的简体中文版）的杨乐女士会面，保持我们在出版上的合作关系。
说实话，我每次看到这些中文书的价格都会很惊讶，它们的印刷品质不俗，价格却很便宜，像这样的精装彩印书在美国肯定是要卖140美元左右。我知道父亲的要求很高，他的书需要所有插图都用彩色印刷，而且所有图片从头到尾都要与文字同步编排。简体中文版的价格便宜，无疑有利于这本书的流通，我知道很多中国学生都读过这本书。它甚至比在美国还要普及，因为多数情况下，在美国，这么贵的一本著作可能只有收藏家和专家会买。
年轻时写作中的高居翰，图片来源：gazingintothepast.com
问：你这次来北京参加“高居翰与止园”的研讨会，能简单介绍一下你是怎么开始有关止园的研究？
答：我不敢说我是在研究止园，因为我并非一个学者，音乐才是我的天赋所在，这是我父亲在我12岁时听我弹了一首勃拉姆斯的“Intermezzo in A minor（Op.118）”后作出的评价。我对止园的兴趣同样来自我的父亲，我很佩服他的眼力。在50年代，他曾经很快地浏览过《止园图》，然后断定册页中的止园是真实存在的，而非画家幻想出来的。《止园图》曾经分藏于三处——柏林东方美术馆、洛杉矶艺术博物馆和我父亲的景元斋，当时景元斋有六幅。
问：现在你们还拥有高居翰景元斋的藏品吗？
答：实际上，除了我哥哥尼古拉斯·卡希尔（Nicholas Cahill）所持部分遗产外，因为他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艺术史教授，他可以物尽其用。其余的收藏全都依照高居翰的遗愿被存放在伯克利艺术博物馆内。但我知道你想问的是什么，继承遗产有时会带来一些问题，除了遗产税，还有可能会引发家庭纷争。我和我兄弟之间没有关于遗产的纷争，不过我知道我父亲生前的有些好友，儿女在继承遗产时就遭遇了这方面的问题。
伯克利艺术博物馆内的高居翰亚洲艺术研究中心
问：王季迁是你父亲的好友，他在你印象中是怎样一个人？
答：他常来我家做客，真的是经常来，他和我父亲是非常好的朋友。我母亲曾跟随王季迁学习中国水墨画，我现在还常想起的一个场景是：我母亲在桌上伏案练习画竹，我父亲和王季迁就坐在她身后，从她笔下的竹子一直谈到古代中国绘画中几乎所有的竹子，从白天聊到黑夜，谈论古代画家的用笔，并从这些用笔来推论画的真伪。
高居翰与王季迁，图片来源：shshuhua.com
问：那高居翰呢，他在家是怎样一种状态？
答：高居翰是个好父亲，虽然我不得不承认，他常常外出不在家，在家的时候也时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书。他也有你想不到的温馨、幽默的一面，我记得，他会用铜线弯出不同的动物造型，就像亚历山大·卡尔德（Alexander Calder）用铁线做的那些雕塑一样，随着风轻轻摇曳，你知道，他喜欢创造东西（building things up）。
撰文/采访/翻译 周婉京（北京大学艺术学理论博士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