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岛艺术家拉格纳·基亚尔坦松（Ragnar Kjartansson）的作品《好多悲伤》（A Lot of Sorrow，2013-14年）今年在北京林冠艺术基金会 （Faurschou Foundation）循环播放了四个月。这件与美国“国民乐队”（The National）合作的行为表演作品的录像记录了2013年在美国纽约 MoMA PS1的现场演出，在长达六个小时的演出中，乐队循环演唱着一首单曲长约3分30秒的歌曲，《悲伤》（Sorrow）。歌曲本身曲调平缓，歌词复述着“悲伤在我年轻时便找到了我/悲伤等待过，悲伤胜利了”。
▲ 作品《好多悲伤》（A Lot of Sorrow，2013-14年），photo: Elisabet Davidsdottir
基亚尔坦松近年来在国际艺术界受到广泛的关注，他在作品中长于使用典型的戏剧和音乐演出的形式呈现循环往复、历时弥久的录像和表演，这种标志性的手法消泯了表演中潜在的叙事性和故事，散发出让人着迷的忧郁和微妙的幽默。此外，通过表演、身体、形象和语言等途径，基亚尔坦松也在作品中探讨了与性别有关的主题。
▲ 艺术家基亚尔坦
2012年，受瑞士苏黎世米格罗斯当代艺术博物馆（Migros Museum für Gegenwartskunst）委托， 基亚尔坦松创作了题为《访客》（The Visitors）的录像装置作品，这件作品后来亦在美国多家重要艺术博物馆展出。《访客》拍摄于美国纽约州的罗克比农场 （Rokeby Farm）的一栋住宅里，由多位艺术家和音乐人在九个场景中共同演绎了基亚尔坦松的前妻谱写的一首歌曲，艺术家本人也坐在浴缸里表演了作品的一部分，他唱到，“我又一次落入了/我的女性一面”。在作品中，基亚尔坦松以剧场式的排演方法充分发挥了复现的主题。
▲《访客（The Visitors）》（2012）
在与《艺术新闻》的专访中，基亚尔坦松揭示了他作品中戏剧与演出形式的来源，对于幽默、性别和西方文化的体验与理解，以及冰岛的社会与文化如何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
![640[3]](http://www.tanchinese.com/wp-content/uploads/2018/09/6403.jpg)
Q：你最典型和让人熟知的作品中有重复的和长时间的表演和录像。这种重复和时长的元素是如何进入到你作品中的?
A：可能是因为这种重复很吸引我。我从小在剧场长大，剧场就是我的保姆，我父母工作的时候我就在后台，在黑暗中看着他们一遍又一遍排演着同样的内容。我对仪式和相关的文化也很感兴趣，我小时候还参加了一个天主教教堂的唱诗班，唱诗班的内容就是不断重复千百年来相同的仪式和内容。当人们把一件事情不断地重复，它就会变得有精神性；不断地重复一句话，它就会获得重量。任何一种宗教实践的基础都是重复，从而获得精神性，这个过程既有趣又忧郁。
我也喜欢演出，像音乐和剧场。我发现，使用重复和延长表演时间的方法可以阻断叙事，从而让它变得有雕塑感和绘画感。重复让表演有了雕塑的特质。我在很多创作中都使用了重复的方法，不仅在表演中，在绘画中也是，一遍又一遍地画同样的东西。
▲《访客（The Visitors）》（2012）
Q：重复和时长在视听语言中有长久的历史，而你的作品在当代社会的上下文中有什么新的意义呢?
A：我意识到，人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重复。我们的生活是那么的周而复始，重复给我们慰藉，让我们感觉安全。但是我不知道我在这方面是否贡献了新的东西。艺术家总想要创造新的东西，它几乎是一种危机。说实话，我觉得我创造了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我对此感觉非常好。创造新的东西总能带来激动的感觉。很多艺术家创作作品就是为了迫切地见到新的东西，而不是为了掌握某种传统技能。这来自于对于我们自身文化的不满，继而挣扎着要以新的方式表达自我。
▲《访客（The Visitors）》（2012）
Q：你来自一个有戏剧传统的家庭，你的作品中也使用了很多戏剧的手法和典故。但同时，你把戏剧作为一个对象在作品中呈现出来，观看你的作品，观众们可以意识到戏剧本身的形式。你的这种创作的目的是什么?
A：在艺术学院里，老师们常说，艺术不是戏剧，艺术始终是有关真实的。但是我在剧院长大，对我来说戏剧和其他作品一样，它是一种运行生活的机器，我觉得它非常吸引人：通过谎言和欺骗来创造一种新的现实。在行为表演艺术的上下文中使用这种技法会非常有意思。另外，我也非常喜欢女权主义艺术家的作品，有很多行为表演艺术家受到了女权主义的影响，在艺术中发现和实践身体的观念。我也会思考戏剧中身体的存在，它本身的真实性和它装扮的真实性：穿上戏装以后你还是原来的那个你，但是你要假装自己是另外一个人。
我经常在我的作品中使用戏剧的手段，但是从来无关表演或者制造幻象。它与幻象背后的真实有关。
▲《访客（The Visitors）》（2012）
Q：你受到女权主义艺术的影响，你的作品中也有关于男性气质的讨论，也在作品中提到“我的女性一面 ”。但是无论是你自己的个人形象，还是你作品中出现的男性角色，都可以说是很典型的男性形象。那你是如何解读你作品中涉及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呢?
A：女权主义艺术是我在作品中讨论男性气质概念的原因。因为女权主义艺术将性别和性别文化的概念搬到了台面上来，用艺术家的性别本身来创作，也涉及文化对于性别的压迫。这样一来，我们文化中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概念，以及它们对我们的作用机制就变得很有趣了。我把人看作是同样的人类，我也会常常把人分作男人和女人看待，同时我也对有关性别的狂热感兴趣。
我是一个很阴柔的男人，但是我经常拿我的男性气质来创作，它就像罩在我身上的一件披风。我小时候喜欢玩娃娃，去艺术学院上学之前，我还去了一家培训——家庭主妇的学校——我是雷克雅未克第一位拿到家庭主妇学位的男性。我在这所学校里学习的是我母系亲属的文化，理解编织、缝纫，理解如何创造家庭环境，理解我祖母的世界。而这些内容被父权制和一些女权主义运动看低——有些女权主义者认为，我们不只囿于编织、缝纫，我们要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我始终对于性别、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感兴趣， 我认为比起男性气质，我更享受女性气质。我小时候就没有什么男孩圈子，我的朋友里既有男性也有女性， 我觉得我很享受21世纪的自由，因为那些性别的桎梏不再束缚我们——我说的不是性方面，我一直都是个直男；但是在文化层面，我用我的性别做了很多文章,不仅在我的作品中，还有我的穿着和行为。
▲《我和我的母亲 2000（Me and my Mother 2000）》（2000）
Q：你认为这种对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看法是否与北欧的性别文化有关?因为北欧或许是全球最为性别平等的地区。
A:肯定是的。而且，即便是在北欧国家中，冰岛是这方面最为平等的。这种平等对我有很大的影响。1980年，维格迪丝·芬博阿多蒂尔（Vigdís Finnbogadóttir）出任冰岛总统，她是冰岛和欧洲的第一位女总统，也是全球首位经选举上任的女总统，她的上任造就了非常大的改变，推动了冰岛的平等化进程。芬博阿多蒂尔有戏剧领域的背景，她曾经在哥本哈根大学研究戏剧史，因此她也是我父母的朋友。我从小就以她为模范，这非常棒。
在冰岛，女权主义是人们普遍的谈资，我们甚至会在工作间隙喝咖啡的时候讨论女权主义。当然，人们对女权主义也会有争论，但是我认为争论正是进步的一部分。
▲《我和我的母亲 2010（Me and my Mother 2010）》（2010）
Q:你在作品中亲自扮演了一系列的角色，这些角色都是喜剧、电影或音乐会上出现的典型或者顽固形象，可以说你是在表演一个表演者。你为什么会亲自扮演这些角色?你的亲自出演对你的作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吗?
A：这绝不是至关重要的。有时候我会亲自表演，有时候也不会。我把自己看作是我的艺术家工具箱里的工具之一：这件作品里面艺术家亲自出现是有意义的， 那件作品里艺术家就不要出现了。另外，在一些单人表演中，我会作为场记出现在里面，给表演者递水。但是后来当我观看表演录像时，我意识到，天啊，我为什么要出现在里面啊！我的主旨是想要突出单人的表演，我的出现只不过是想看看他们进行得怎么样，但是在录像里面，我的出现好像具有了特定的意义，因为人们总会把作品中出现的艺术家看作是他创造的某种原型人物。
我会把自己当做创作工具来使用。在早期，亲自表演往往是出于实际考虑，因为表演的内容很荒诞很重复，我不想逼演员经历这个过程。但是后来我意识到， 这些作品表演起来感觉非常好、过程很有趣，我就放松了很多，于是就邀请人们来参与表演，这后来就成为了一种模式。大部分参与我的作品表演的人都很高兴。 我在美国底特律和华盛顿特区表演了作品《E调女人（Woman in E）》（2016），这件作品邀请女性表演者站在一个金色的旋转舞台上表演，非常无聊，但是表演者告诉我她们有非常好的体验。参与这些表演，你好像暂时离开了你自己的世界，就像去修道院一样。
▲《E调女人（Woman in E）》（2016年）
Q:你的作品中有一种微妙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又来自于现实中的无聊感。这种幽默和无聊是如何进入你作品中的?
A: 幽默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朋友，冰岛艺术家、歌手埃纳尔·厄恩·贝尼迪克森（Einar Örn Benediktsson）曾经说过，艺术作品像屁一样是个笑话。我觉得这种说法适用于很多事情，比如古典油画。对于艺术创作，甚至对于整个人类的创造力来说，加入幽默感是一种很重要的创造方式。它是一种创造力：我们从制造笑话中获得新观念。冰岛音乐人比约克（Björk）说，她的所有作品都是从笑话开始的，开始以后，她把笑料凿掉，在笑料之下显露出了艺术作品。
我很喜欢她的这个说法。此外，我始终记得，我的祖母常说，没有什么比笑话更无聊了。我也同意她的说法。作品不能只为引人发笑，这很重要。
在很多事情中，幽默是自然生发出来的。因为幽默作为一种创造力，它可以把很多东西融为一体，并从中获得新的观念。
我认为忧郁可以说是一种幽默。我在爱德华·蒙克 （Edvard Munch）的作品中总能发现一些疯狂的好笑的东西，虽然他的作品往往与痛苦有关。我的脑海里时常回响着两句话，它们就像两种极端。一边，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Mo ntesquieu）说过，严肃是愚蠢的挡箭牌；另一边，冰岛作家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Halldór Laxness）说过，没有严肃就没有美。我认为二者都是成立的。艺术创作既需要严肃也需要幽默。我认为，严肃与幽默间的张力正是创造力的来源。
▲ 展览现场
Q:你的作品中充满了关于戏剧、文化的典故，你在作品中也往往以正式的着装出现。忧伤、忧郁、波西米亚，这些主题也常在你的作品中出现。这些元素都与布尔乔亚这样特定的社会阶层及其趣味有关。 你是否考虑过你作品中出现的社会阶层特征?
A :是的，我常常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提到了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成就，但是我也会注意到这种普遍存在的斯堪的纳维亚布尔乔亚。
我在冰岛长大，在这个社会里，社会阶层并不明显。这一点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比起今天来更不明显。那时候，只有白痴才会开豪车。我所接触到的，是从优渥的生活中萌生的忧郁。在北欧国家，人们的确享受着优渥的生活，这得益于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的社会结构，确实很美好，但是人们依然会面对忧郁和人生的困苦。我成长的环境可以说是奢侈的困境（misère deluxe），里面有契诃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戏剧里的那种理想化的忧郁。 养育我的是“沙龙共产主义者”（salon communist）或者“香槟社会主义者”（champagne socialist），这就是我的背景，我本人也是如此。我能看到其中的虚伪。我身在其中，也觉得滑稽。
▲《我和我的母亲 2015（Me and my Mother 2015）》（2015）
Q：你讲述了很多冰岛社会和文化对你的影响。与此 同时，你也经常在欧洲和美国工作，这样的经历对你 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A：这样的经历完完全全地丰富了我的作品。冰岛语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词是“愚蠢”（heimskur）。“Heimskur”也就是“愚蠢”的词义就是“家里蹲”，没见过世面。
在欧洲和美国的工作经历也是一种愚蠢，因为在很多方面，冰岛与欧洲和美国有着相同的文化，所以我几乎未曾涉足西方文化之外。我认真地研究了西方文化，但是我从来没有研究过中国文化、南美文化或者非洲文化，我始终囿于西方文化循环之中，我甚至创作过与此相关的作品，关于身处压抑而巨大的西方文化之下感觉要窒息。
▲ 展览现场
我确实认为，在西方的工作和旅行经验丰富了我的作品，让我了解它如何运作，它究竟是什么。我所在的国家正好横跨大西洋位于欧洲和美国之间，在冷战时期，我们常说我们正好位于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中点。认知我们社会运作的不同丰富了我的作品，我也期待能够看到范围更广的世界。（采访、撰文/李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