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杰出的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埃贡·席勒（Egon Schiele）与活跃于1970年代美国的女性摄影师弗朗西斯卡·伍德曼（Francesca Woodman）都因私密的肖像人体创作而为人所知，相隔半个多世纪，他们在泰特利物浦美术馆（Tate Liverpool）正在呈现的展览“动态生命”（Life In Motion）中相遇。该美术馆曾因十年前举办的古斯塔夫·克林姆特（Gustav Klimt）回顾展而备受赞誉，十年过后，这场关于克林姆特门生埃贡·席勒的展览，也成为了今年一系列维也纳现代主义百周年的纪念展中视角最为独特的一场。
“动态生命”泰特利物浦美术馆展览现场
埃贡·席勒的绘画非常原始且大胆，通过快速的笔触和锋利的线条勾画出古怪病态的人体，性、扭曲的躯体、放纵肆意的情感、袒露的生殖器、死神与少女是他的作品避不开的关键词，脆弱不堪的畸形肉身似乎也为世纪末暗流涌动、颓丧的维也纳提供了独特的注解。1918年，他因患西班牙流感而病逝，年仅28岁。
埃贡·席勒，《站立男子（自画像）》，1914年
© National Gallery in Prague 2017
半个世纪过后，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弗朗西斯卡·伍德曼开始崭露头角，这位于13岁捧起相机的女性艺术家擅用长时间曝光的摄影技法来捕捉模糊的动态人体与私密的室内，身份与身体、性别与表征、主体时空与情绪的张力凝结画面之上，她的摄影作品是超现实的，敏感、纤细又非常大胆，22岁那一年，她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永远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弗朗西斯卡·伍德曼，《无题》
罗马，1976年
“动态生命”跨越时间与媒介的阻隔，将两位极具表现力与艺术创造力的艺术家的生命轨迹交织在一起，尽管他们都在用身体作为探索身份和人性的工具，但二人所采取的方式不尽相同——席勒将目光投向外部，怒视的目光与暴露的身体仿佛与观者的直接对峙；而伍德曼的作品则更多地转向内在，将自己的身体当作自我剖析与表达的容器，如同精神分析式的个人独白。
埃贡·席勒
无处躲藏的性与身体
埃贡·席勒，《女孩坐像》， 1910年
埃贡·席勒生于1890年，15岁时父亲死于梅毒，这一幼年经历以及青春期的痛苦、愤怒、性挫败感也影响了席勒对画面主体的处理与描绘。16岁时，他在叔叔的出资下进入了维也纳艺术学院。彼时的维也纳，庞大的帝国正在崩溃，战争阴云密布，文化艺术界却是风起云涌的时代。席勒在绘画上的早慧以及当时维也纳艺术界的领军人物、“分离派”代表古斯塔夫·克利姆特的提携，使他在同时代的众多艺术家中脱颖而出。在创作初期他以模仿老师的作品为主，但很快就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表现主义风格。
埃贡·席勒，《蹲伏自画像》，1913年
在水粉和水彩上所进行的色彩与线条的实验，使他画中的人物形象愈发鲜明。对女性和自己身体的色情描绘让他在20世纪初的维也纳社会饱受诟病，然而席勒依旧我行我素。1912年，席勒曾因性侵未成年人的指控而被捕。在法庭上，法官直接将一幅“令人不适”的画作烧毁。出狱后的席勒对人物的描绘发生了改变，画中人物不再与观者进行直接的目光接触，而是侧过了脸，遮掩了自己的欲望，然而生殖器官却依旧袒露在外，无处可藏。
埃贡·席勒，《半蹲女孩像》，1917年
© Staatliche Graphische Sammlung München
经历一战之后，席勒开始大量使用黑色炭笔进行渲染，展现出更大的体积感及更逼真的表现力。1918年，年仅28岁的埃贡·席勒死于西班牙流感，作为20世纪初奥地利最为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他的艺术创新为表现主义艺术家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影响深远。“限制艺术家是一种犯罪，如同将生命扼杀于萌芽之中”，这句出自席勒的话语如宣言一般激励了后世更多大胆的艺术创作。
弗朗西斯卡·伍德曼
挣破男性凝视的尝试
弗朗西斯卡·伍德曼，《无题》
普罗维登斯, 罗德岛, 1975-1976年
1958年，弗朗西斯卡·伍德曼出生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艺术之家，父母乔治·伍德曼和贝蒂·伍德曼（Betty Woodman）分别为画家和陶艺师，从小受到艺术熏陶。在伍德曼的少年时代，她和家人经常前往意大利旅行，并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那段记忆成为了伍德曼此后创作灵感的源泉之一，她的作品经常涉及其童年时期接触过的古典艺术，尤其是裸体形象。她此后的“罗马岁月”也成为了其短暂创作生涯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
弗朗西斯卡·伍德曼，《自欺#1》
罗马，1978年
摄影上的天赋帮助她在17岁时进入罗德岛设计学院学习，作品开始展露对主体的性别、身体和身份的把控，以摄影为媒介，揭示身体中所暗藏的情绪与心理潜能。借助长时间曝光创作的作品让形象变得模糊，以暗示存在的短暂与飘忽不定，幽闭的室内空间以及对镜子等道具的借用，仿佛是对环境进行防御的表现。
弗朗西斯卡·伍德曼，《天使系列》
罗马，1977年
图片来源：modernamuseet.se
受古希腊神话的影响，伍德曼对于人或物的“变形”十分着迷，延时摄影技术给了她展现过渡状态的可能性，如同对灵魂的瞬间捕捉。比如她借用“天使”的形象作为事物在不同世界过渡的象征，用白色床单作为翅膀，自己在画面中轻盈地跳跃。影像中的人物处于阴影状态，仿佛随时就要消失。这些放松又毫不妥协的摄影作品体现了处于一种永久的过渡状态下个体存在的复杂性。
弗朗西斯卡·伍德曼，《无题》，1975-1980年
泰特/苏格兰国家美术馆 © Charles Woodman
伍德曼关注人体和空间的互动，通常在这些黑白作品中展现自己与周遭环境融为一体的场景。她往往借用道具来遮挡住脸部，让人物逐渐消失或者融入她精心设计的各种道具或建筑室内，比如家具、镜子、墙纸、植物乃至错置的房门等等，增强了她作品的表现力和神秘感。哥特元素也时常出现于她的作品中，在罗德岛设计学院学习的头两年，幽闭空间及废墟般的场景成为了她作品的关键特征。
弗朗西斯卡·伍德曼，《无题》，1975–1980年
泰特 / 苏格兰国家美术馆 © Charles Woodman
她在废弃的场所里探索身体与空间的关系，并将19世纪哥特文学作品中的腐朽色彩和浪漫波西米亚风格融入在内。在拍摄时，她的身体极富动态表现力，时常摆出蜷缩于角落的姿态，仿佛维多利亚情节剧中受虐的女主角。实际上她的日常生活也颇具哥特风格，她嗜好穿着从二手市场买来的复古服饰，也爱阅读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作品，《简·爱》是她最钟爱的小说。正如她的朋友 Anna Gabhart 所指出的那样“伍德曼坚信自己生错了时代，她本该是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
弗朗西斯卡·伍德曼，《鳗鱼系列》
罗马，1977-1978年
1977年至1978年期间，伍德曼去罗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交流。在此期间她接触了从古典到超现实主义的多种艺术形式，为她此后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她与马尔多罗书店（Libreria Maldoror）的艺术家相遇并熟识，正式迈进了超现实主义的阵营。马尔多罗组织由一群对现实失望、与社会疏离的年轻人组成，他们几乎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对激进政治的投入不亚于对艺术的投入。他们收集和现代艺术运动相关的文本和旧照片，并且从事“日常生活中偶然的超现实主义”创作。伍德曼与他们一起用旧书、杂志和路边拾来的材料创作了不少超现实主义拼贴作品。她通过马尔多罗书店建立起了人脉，她的第一场展览也是在这间书店举办的。
弗朗西斯卡·伍德曼，《无题》，纽约，1979年
1979年，伍德曼在美国著名的艺术家聚集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MacDowell Colony）度过了一个月。在那里，她拍摄了一些列探索自然与身体关系的作品。她与动植物标本一起进入镜头，和周遭环境融为一体。毕业后，伍德曼受到当时颇有声望的女性摄影师黛博拉·特比维尔（Deborah Turbeville）影响，在纽约尝试时尚摄影。她突破了70年代主流的时尚传统，将她对维多利亚时代情景剧氛围的把握融入艺术创作，创造出一种新的叙事逻辑和张力。遗憾的是伍德曼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太多时尚出版物的认同，此后只在几家小型画廊展出过作品。
弗朗西斯卡·伍德曼，《女像柱》，1980年，图片来源：modernamuseet.se
22岁那一年，伍德曼从纽约东区的一间阁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她将摄影作为一种媒介的批判手段，并把哥特、超现实、极简等美学技巧融入其中。从本质上来看，她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利用摄影来表现美与存在的过程与内涵，将身体与空间融合为一种极端、绝望的内在情感模式，而不是为了表现肉体感官的愉悦。
“动态生命”泰特利物浦美术馆展览现场
伍德曼将脆弱的女性躯体策略性地隐藏于侵略性的男性凝视（male gaze）之中，试图挣破束缚，而这种艺术的处理方式与席勒作品中大胆的男性视角截然不同。两位年轻又早逝的天才在这场“动态生命”中相遇，沿着各自命定的轨迹，仿佛两个世界的尘埃交汇又分离。（撰文/杜竞草、翁家若）
动态生命：埃贡·席勒/弗朗西斯卡·伍德曼
泰特利物浦美术馆
展至9月23日
※若无特别标注，
本文图片由泰特利物浦美术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