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恩·赫舍曼·利森（Lynn Hershman Leeson）© 艺术家本人

作为最早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媒体艺术家之一，林恩·赫舍曼·利森（Lynn Hershman Leeson）最近很忙。过去4个月里，她位于柏林的KW当代艺术研究院（KW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的个展“抗体（Lynn Hershman Leeson: Anti-Bodies）”开幕，并在KW位于诺瓦利斯酒店的公共空间发布了新委托作品《诺瓦利斯酒店》（the Novalis Hotel），这件作品是基于她标志性装置《但丁酒店》（the Dante Hotel）创作的；此外，她还在巴塞尔“电子艺术之家”（House of Electronic Arts, HeK）举办了名为“第一人称复数（Lynn Hershman Leeson: First Person Plural）”的展览；同时，香格纳画廊位于新加坡的空间、布鲁塞尔Waldburger Wouters画廊和旧金山Anglim Gilbert画廊都举办了艺术家的个人展览。

“从我记事起，我就一直是一名艺术家。”虽然拥有着艺术和生物学双学位，但利森在接受《艺术新闻》采访时，始终坚持两者之间，艺术家的身份略胜一筹。由于母亲是生物学家，同时家人也都从事科学领域的工作，从儿时开始，利森便喜爱动手制作东西。逐渐地，利森将她对科学的兴趣与艺术创作结合起来，成为长期以来这位现年77岁的艺术家对艺术探索的核心，并创造了许多“第一”。

《洛娜》（Lorna，1979－1984）© 艺术家本人

从50年代起，利森便开始研究艺术和技术，她把纸捣碎到复印机里，然后在上面画画；70年代，她则实验性地制作了第一个交互式激光磁盘，名为《洛娜》（Lorna，1979－1984），观众可以通过遥控器操纵一个恐旷症女人的命运，结局可能有三种：洛娜会射击电视、自杀或搬到洛杉矶；80年代时候，她还制作了第一个触摸屏装置《深度接触》（Deep Contact, 1984），让观众能够接触到一个名叫马里恩（Marion）的角色的身体部位；而早在90年代，她便开始涉及人工智能的创作，这件诞生于1995年人工智能作品，比SIRI还早了16年。最近，她又制作了第一个基于DNA的艺术作品，将在DNA作为储存媒介，记录了早年的系列视频《电子日记》（the Electronic Diaries，1986－1994）的档案。

《人造人》（Teknolust，2003）视频静帧 © 艺术家本人

同时，利森还在电影领域进行了尝试，并取得了不凡成就，她的五部故事片——《超录感情爱》（Conceiving Ada，1997）、《人造人》（Teknolust，2003）、《奇异文化》（Strange Culture，2009）、《女性艺术革命：秘密历史》（!Women Art Revolution: A Secret History，2012）和《塔尼亚·里姆》（Tania Libre，2017）——都在全球发行，并在圣丹斯电影节、多伦多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上映。

在过去的50年间，林恩·赫舍曼·利森因她的艺术和电影享誉国际。她通过作品关注、反思人类与技术的关系、身份认同、监控，以及利用媒体作为一种工具来对抗审查和政治压迫，而这些问题都被认为是当下社会运作的关键。然而，由于利森的作品大多远远超出了其所处的时代，她的作品在早些年并未得到人们足够的关注与肯定。

“除了我在旧金山的画廊，没有人展示我的作品，而当地的艺术评论家甚至从未看过我的作品。”利森指出，在60年代的画廊和博物馆中既不会展示女性，也不会展示媒体作品。事实上，当时她参加的一所大学艺术博物馆的群展，因为作品使用了声音甚至导致展览被关闭。这一状况的改变源自2014年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ZKM）为她举办的个人大型回顾展“公民雷达”（Civic Radar），这个展览在德国大受欢迎，也令利森开始受到了艺术界的关注。“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作为整体被展出，65%的作品以前都未被公开展示。我想人们对我作品涵盖范围之广、数量之多，以及对技术的使用有多早倍感惊讶。自开始创作50年后，我的作品终于拥有了一个合适的展览，策展人这么做是非常有勇气的。”利森表示。

《罗伯塔·布雷特莫尔》（1973-1978）© 艺术家本人

利森的作品中一直显示出她对科技如何改变人类身份的关注。阿马利娅·乌尔曼（Amalia Ulman）因为在Instagram上扮演一个虚构网红女孩成为广为人知的艺术家，但这其实是利森早就玩过的创作手段。早在1974至1976年间，利森便通过扮演一位名为罗伯塔·布雷特莫尔（Roberta Breitmore）的虚构人物，思考身份构建的本质。为了完成这一身份的转化，她戴上玛丽莲·梦露风格的金色假发，整张脸上都画满妆容，开始了一个对待世界的全新方法。在这期间，她用这个新的身份开设了一个银行帐户，申请了信用卡，考了驾照，甚至以这个身份去约会男性、看心理医生。

罗伯塔·布雷特莫尔的驾驶执照 © 艺术家本人

“这是我关于身份探讨的最早作品。”利森回忆道，“罗伯塔是一个虚构的角色，是基于现实生活的人工制品，在现实和真相变得模糊的近10年里，她活得比我更真实。比如，她可以申请信用卡，而我不能。但现在，世界朝着逐渐模糊的方向折叠，一切都变得真实和虚构两者兼而有之。如此多的感知、说明以及我们所拥有的物品，都可以用来证明一个观点。”《罗伯塔·布雷特莫尔》（1973-1978）系列作品中关于身份和当代生活多样性的概念性观点，预示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数字和虚拟世界蓬勃发展时，一种对虚拟替代身份的探索。

《超录感情爱》（Conceiving Ada，1997）视频静帧 © 艺术家本人

紧随这些作品之后的是两部科幻故事片《超录感情爱》和《人造人》，均由著名英国女演员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主演。前者讲述了1993年，电脑天才艾米·科埃（Emmy Coer）设计出了一种利用持续不断的信息波与过去交流的方式，她成功地接触到了19世纪诗人拜伦之女艾达（Ada）散落在时空中的信息，她曾是计算机语言创始人，于是电脑成了阴阳交流的一个桥梁。但在19世纪的现实环境下，艾达作为女性的抱负被扼杀，无法实现。埃米计划用她自己的DNA来战胜死亡和过去，将艾达带到现在。而后者则刻画了一位疯狂的女生物遗传学家，她创造了三位以“精液驱动”的克隆体。斯文顿喜欢与利森合作，她曾将利森描述为“最快乐的伙伴”，因为这位艺术家导演总能令她产生一种“处在新领域边缘”的感觉。

《代理人鲁比》（Agent Ruby，1995） © 艺术家本人

谈到是如何开始创作电影，利森回忆道大概是1987年，受到纪录片导演埃莉诺·科波拉（Eleanor Coppola）的影响，她开始自己制作电影，“因为我们的孩子年龄相仿，我常常在她家看电影。我从未上过电影学校，那就是我的电影教育。而如今，我已经拍了近50部电影。”而这些艺术电影创作，反过来又成为她其他创作的灵感来源。

利森表示，基于《人造人》中的人物角色，她后来还创作了一件人工智能作品《代理人鲁比》（Agent Ruby），在这件作品中，鲁比拥有一张表情多变的女性面孔，她能和用户聊天，并且可以记住他们的问题，尽管她经常表示她需要一个更好的算法来回答。鲁比的内部系统随着使用不断变化，当受到提示时，她会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同时她的情绪也直接受到网络流量的影响。“它也源自我基于电脑身份认知的作品，这种认知是否可以对人类有感觉、移情和哲思，所以这件作品创作的动机是对一个基于电脑共享身份的认知。”

KW当代艺术研究院“抗体”展览中《无限引擎》（Infinity Engine, 2014）细节 © 艺术家本人

最近，巴塞尔和柏林的两个新展览中，利森还拓展了她对身份和技术的探索，并且，她不仅显示出对科技如何改变人类身份感兴趣，也对人类如何利用生物技术达到自己的目的感兴趣。这位艺术家在展览中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可能的生物技术灾难，例如基因编辑，以及这些技术是如何被那些主要以利润为驱动力的公司开发出来。

《无限引擎》（Infinity Engine, 2014）细节 © Franz J. Wamhof

在KW当代艺术研究院展出的“抗体”展览中，一个包括了8个房间的装置作品《无限引擎》（Infinity Engine, 2014）邀请观众们穿上实验室的外套，穿过一个个类似于有着显微镜和文件盒的实验室空间后，在无菌走廊的尽头通向一个沉重的灰色双门，看到投影仪在其上呈现的巨大图像——两个即将触碰到顶端的金属注射器——这是艺术家模仿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上的壁画创作，而在大门后的最后房间中，他们将看到镜像盒子里新合成的DNA和抗体。

艺术家利森手持“LYNN HERSHMAN（林恩·赫舍曼）”抗体 © Laurids Jensen

这个DNA链中包含了利森1986年至1994年间拍摄的系列视频“电子日记”的各种研究成果和档案。而此次由制药巨头诺华制药公司的研究人员为该展览专门开发设计的抗体，含有拼作“LYNN HERSHMAN（林恩·赫舍曼）”的氨基酸。根据诺华制药公司透露，创建定制抗体的过程是不寻常的，但他们决定将“林恩·赫舍曼抗体”作为一件艺术品。

《诺瓦利斯酒店》（the Novalis Hotel），2018 © 艺术家本人

新委任作品《诺瓦利斯酒店》（the Novalis Hotel）也将作为DNA作为了其创作的重要元素，同时，它也是展览“第一人称复数”的核心。其原型《但丁酒店》是艺术家创作于1970年的一个为期一年的项目，观众们进入酒店房间，查看一个人事先留下的杂碎物品。而《诺瓦利斯酒店》与此类似，展出了一个虚构人物的物品。同时，这一次利森还在作品中添加了让一些游客感到困扰的新元素：在得到酒店房间钥匙之前，观众被要求从一个纸杯里喝一小口水，然后被送到法医实验室进行DNA测试。而从DNA分析中获得的个人信息将在展览结束时被分享。虽然艺术家和展出机构不会存储DNA信息，也不会透露任何关于特定个体的信息，但利森想让那些想偷窥的人知道，技术已经让偷窥成为了一种双向交流。

“第一人称复数（Lynn Hershman Leeson: First Person Plural）”展览现场 © 电子艺术之家

“我不是反乌托邦主义者，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虽然利森常在其作品中展现出一种对科技的担忧与反思，但她表示，“我始终相信，下一代能找到解决他们所继承的各种问题的方法。这种乐观对艺术家来说至关重要。但我认为，人们需要意识到当前全球社会所固有的往往是看不见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