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难民问题、欧盟问题、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右翼政治的崛起……在如今欧洲复杂的政治时局中，社会议题已然成为艺术家创作不可回避的话题，6月9日开幕的第10届柏林双年展将主题定为“我们不需要另一个英雄（We Don’t Need Another Hero）”，取自拥有黑人和印第安人血统的美国著名女歌手蒂娜·特纳的同名热门歌曲，旨在质疑并破坏既存的权力结构，试图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提供一种新鲜的语法，探索了个体自主思考与行动的潜能。这是第一次由泛非洲策展团队策划的柏林双年展，打破了此前一贯的白人男性主宰。

▲ 第10届柏林双年展策展团队：(左起) 蒂亚戈·德·保拉·索萨、主策展人盖比·恩科伯、罗莎·马西勒拉、伊薇特·穆通巴、塞鲁比利·摩西

泛非洲策展阵容

探寻非殖民化的新鲜语法

第10届双年展由来自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主策展人盖比·恩科伯（Gabi Ngcobo）及其带领的泛非洲策展团队——来自美国的罗莎·马西勒拉、乌干达的塞鲁比利·摩西、巴西策展人蒂亚戈·德·保拉·索萨以及来自德国的伊薇特·穆通巴组成。

▲ 第10届柏林双年展主视觉

从将代表“10”的罗马数字“X”作为的主视觉形象之一，到将开幕前期的公共项目被起名为“I’m not who you think I’m not”，乃至本次展会的主题“我们不需要另一个英雄”，都体现出“拒绝”的强烈否定意味，正如主题所揭示的一样，这是此次双年展对全球政治机能失调所做出的反应，否定了个人英雄主义，立足柏林、德国乃至欧洲，探究全球化背景下的艺术立场，表达现实的隐忧。

▲ 第10届柏林双年展开幕前的公共项目“I’m not who you think I’m not”声音表演与讲演现场，George Shire, Performing the Ontological Turn, 2017 , 摄影：F. Anthea Schaap

尽管本届双年展已经从欧洲中心主义向更为包容与反思的方向迈进，这组特殊的策展团队在组织双年展的过程中依旧面临了重重的困难。泛非洲阵容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与争议，面对“黑皮肤与白面具”的幽灵还会反复困扰当下的现状，策展团队试图提供一种全新的语法进行重新定义，避免使用诸如“非洲”、“后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和“差异性”等含有区隔意味的词汇，也展现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主策展人加比·恩格库波（Gabi Ngcobo）说：“我们与柏林进行对话，它是欧洲的城市，也是世界的城市；而且，对于后殖民和非殖民化话语来说，讨论的时机似乎已经非常成熟。我们抵达柏林，就是要努力应对这些讨论，以找到前进的方向。”

▲ 第10届柏林双年展Belkis Ayón作品展出现场 , 摄影: Timo Ohler

策展团队的泛非洲身份让人们不自觉地联想到后殖民、种族、阶级等批判概念，但在与《sleek-mag》杂志的一次采访中，盖比·恩科伯拒绝并警告媒体不要因为她的研究背景粗暴地将展览列为后殖民批评范畴。她在接受《艺术新闻》专访时说：“‘我们’这个人称代词所暗示的对象可以充满矛盾。就像‘英雄’也关于权力和历史，是等级制度构造的产物。‘英雄’叙事不再有用，实际上也从来没有有用过。是时候问问我们自己，不需要英雄，那我们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人可以占据何种权力位置，又该如何与权力打交道，用来压迫还是授权？”

“我们不需要另一个英雄”

第10届柏林双年展集中在少数的5个场馆中：拥有悠久历史的德国艺术研究院（Akademie der Kunst）、柏林人民剧院（Volksbühne Pavilion）、ZK/U艺术与城市规划中心（ZK/U, Center for Art and Urbanistics）以及KW当代艺术中心（KW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这也体现出策展团队所面临的财政及舆论上的压力，特别是此前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所遭遇庞大财政赤字的争议，都是这场大型艺术双年展的策展团队所必须面对的。

▲ Dineo Seshee Bopape的装置作品《无题（玄奥的不稳定性）【感觉】》于主场馆之一KW当代艺术中心展出现场, 摄影: Timo Ohler

KW当代艺术中心是本届双年展的重要场馆之一，正在展出的辛西娅·玛塞尔（Cinthia Marcelle）作品《传奇》引人思考该艺术机构于后柏林墙时代成立的历史背景；占据展厅中心位置的Dineo Seshee Bopape装置作品《无题（玄奥的不稳定性）【感觉】（Untitled (Of Occult Instability) [Feelings]）》，由散落着的橙色砖墙、摇摇欲坠的柱子、成堆的垃圾等事物构成，在暖橙色光芒中，天花板上悬挂着如救生船一般的聚乙烯板和纸板，水桶和容器被巧妙地安置于不同的位置，地面的影像屏幕中播放着著名黑人女性爵士乐手妮娜·西蒙于1976年演唱《感觉（Feelings）》的演出视频，作品试图击碎“已知”事物并创造出一个生成暴力的废墟空间，仿佛一种具有自我保护意味的挑衅行为。

▲ KW当代艺术中心展览现场, 图片来源：Chromart

展览中所呈现的关于移情作用（empathy）的探讨，也是对于制度暴行、象征权力的反馈。Simone Leigh的影片《Untitled(M*A*S*H)》讲述了一群黑人护士在朝鲜战争前线为伤员动手术的虚构故事；卢克·威利斯·汤普森（Luke Willis Thompson）2017年的作品《Autoportrait》是黛尔蒙德·雷诺兹（Diamond Reynolds）的无声肖像。雷诺兹在2016年7月6日通过Facebook Live直播了他32岁的美国黑人男友Philando Castile被警官Jeronimo Yanez残忍杀害的过程，2017年的6月16日，Yanez被宣判无罪。这件作品的政治立场不免让人联想起艺术家、作家汉娜·布莱克（Hannah Black）在2016年对艺术家达纳·舒茨（Dana Schutz）的画作《开棺（Open Casket）》的抗议与呼吁：停止站在白人的视角将黑人的痛苦作为创作素材。

▲ 卢克·威利斯·汤普森（Luke Willis Thompson）作品《Autoportrait》于KW当代艺术中心展览现场, 图片来源：Chromart

五大场馆之一的柏林艺术研究院（AdK）是欧洲最古老的文化机构之一。本次双年展中，这座由魏尔纳‧杜特曼设计的野兽派建筑物外部放置着一个具有多重历史内涵的作品，象征性地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于18世纪中叶所建的无忧宫（Sanssouci palace）、19世纪早期海地米洛特地区的无忧城堡（Sans-Soucicastle）这两座历史性建筑，与曾于1791年组织抗击法国殖民者的海地陆军上校、黑人领袖Jean-Baptiste Sans-Souci的历史事件相结合。

▲ Sondra Perry影像作品《IT’S IN THE GAME ’17 or Mirror Gag for Vitrine and Projection》展出现场，图片来源：Ravelin Magazine

柏林艺术研究院（AdK）内，来自桑德拉·佩里（Sondra Perry）的影像作品《IT’S IN THE GAME ’17 or Mirror Gag for Vitrine and Projection》通过EA篮球游戏的场景，精确地模拟了球星的各项体能和技术数据以及赛场细节，展示出在一个新的量化时代里，统计学、类型学与种族叙事之间的关联，探讨在一个所谓无国界的虚拟世界中，殖民现象的真实与持续性存在。

▲ 马里奥·普法伊费尔影像作品《再一次》(Again/Nocheinmal）静帧，courtesy Mario Pfeifer; KOW, Berlin, © 2018 VG Bild-Kunst, Bonn

展厅内另一件重要作品是艺术家马里奥·普法伊费尔(Mario Pfeifer)的双频影像《再一次》(Again/Nocheinmal)。艺术家重演了在德国社会引起激烈讨论的黑人少年的不幸遭遇，并组建了一支由背景不同的德国市民构成的听审团，请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2016年4月，因购买的手机卡无法使用而来到超市寻求帮忙的黑人少年因沟通问题与柜台产生了争执，随即被四个德国市民扭送出了超市并绑在了树上直到警察来到现场。目击者录制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这起事件起初被视为“公民勇气” (Zivilcourage)的体现，直到这名从战乱家乡来到德国寻求庇护及精神治疗的少年在宣判前被发现冻死，在萨克森州中部的森林里。然而2017年法院依旧判决“出手相助”的德国市民无罪。不同立场的受访德国市民的脸被放大至整面墙大小，随着特写镜头的移动，观众看到因情绪变化导致的细微生理反应。观众实际上也构成了又一支听审团。

▲ 马里奥·普法伊费尔《再一次》(Again/Nocheinmal）展出现场，courtesy Mario Pfeifer; KOW, Berlin, © 2018 VG Bild-Kunst, Bonn, photo: Timo Ohler

“想象那些还未被想象的”

 “英雄”总是预设了对群体造成威胁的某种他者。正是为了拒绝“英雄”叙事这种危险的想象，策展团队成员塞鲁比利·摩西认为柏林双年展不愿意站在后殖民批评的意识形态盾牌之后，而是要在广大的领域“想象那些还未被想象的”。艺术家祖列伊哈·乔杜里(Zuleikha Chaudhari)通过装置《排演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广播电台》(Rehearsing Azad Hind Radio，2018年)挖掘了印度民族独立英雄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在抵抗英国殖民时受到纳粹德国及日本帮助的事实。

▲ 伊哈·乔杜里装置作品《排演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广播电台》展出现场，courtesy Zuleikha Chaudhari, photo: Timo Ohler

乔杜里利用展览所在地柏林艺术与城市规划中心（ZK/U）特殊的空间优势，模拟了一间录音棚，空间内的打光根据影像内容的改变而移动，时而落到黑色拨盘电话机提醒观众拿起听筒，落到墙上按柏林当地时间运转的时钟暗示历史的在场，与处理成叠加效果的、正在影像中的录音棚内宣讲的“鲍斯”的历史形象以及影像中以录音形式呈现的 2016年发生在新德里尼赫鲁大学关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争论形成错时互文。

▲ 第10届柏林双年展主场馆之一柏林艺术学院，摄影：Timo Ohler

策展团队成员Yvette Mutumba在接受《艺术新闻》专访时介绍：“我们当然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在柏林，但这不一定就意味着需要展出柏林艺术家的作品。我们想要寻找使柏林成为柏林的历史，就像祖列伊哈·乔杜里的这个装置和柏林的关系(鲍斯曾在柏林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做准备)。我们跑了很多地方，跟殖民、后殖民历史相关的，去调查了柏林艺术学院（Akademie der Kunst）的馆藏及其来源，包括它严格的入会限制等。这些都不是很新的东西，我们只是向大家指出它们的存在，用某种程度上更婉转诗意的方式。”

▲ 第10届柏林双年展Grada Kilomba影像作品于KW当代艺术中心展出现场，courtesy Grada Kilomba; Goodman Gallery, Johannesburg/Cape Town, Photo: Timo Ohler

关于柏林双年展的泛非洲现象，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从德国国家文化策略的高度进行研究。除了常规的300万欧元，德国政府联邦文化基金还额外拨款了50万欧元筹措柏林双年展，这与需要画廊、藏家、基金会资助的威尼斯双年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双年展的旅游化与资本化。德国政府在文化策略上更突出的代表，无疑是遍布世界各地的歌德学院，作为德国政府文化机构，近年来在世界各地高度参与全球当代艺术的话语建构和体制化建设，并始终是柏林双年展的重要合作伙伴及其他艺术活动的机构常客。主策展人盖比·恩科伯说：“我来到柏林时就想，我要去歌德学院没办法带我去的地方做调研，于是我们去了波多黎各、加勒比海，去了那些讨论还未被激活的地方。”（采访、撰文/王晓芬、TANC）

※若无特别标注，本文图片由柏林双年展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