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5月4日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开幕的展览“单手拍掌”展出了曹斐受“何鸿毅家族基金会中国艺术计划”委托创作的新项目“Asia One”。这件作品的主体是一部颇具未来感和科幻感的爱情故事片，它的拍摄地点分别是京东物流位于上海和昆山的“亚洲一号”仓，以及昆山无人分拣中心。这一项目还包含了一部以京东物流及其配送员为线索的纪录片《11.11》。此外，曹斐还通过三轮车、纸箱和标语在展览现场打造了一个配送现场的装置，人们可以倚靠在用配送编织袋制成的垫子上观看剧情片《Asia One》。
▲ 曹斐，“Asia One”项目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展览现场，2018年
这一以工业和产业工人为出发点的项目也回应着曹斐的另一部影片《谁的乌托邦》，后者是曹斐2005年受西门子艺术项目部的邀请，在广东佛山的欧司朗公司拍摄的，作品关注了这家照明产品制造工厂中工作的工人和他们的梦想。艺术家将这两件作品称为“姊妹篇”。
▲ 曹斐在影片《Asia One》拍摄现场
曹斐在与《艺术新闻》的专访中说，以此次委托创作为契机，她将智能物流作为一个社会议题抛出。“我想探讨手机和电脑屏幕背后看不见的主要部分：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如何被构造出来。因为我们消费的对象，包括今天的零售业，已经不会再让我们看到它背后是怎么实现的。”
▲ 曹斐，“Asia One”项目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展览现场，2018年
对于物流行业的关注一直隐隐渗透于曹斐近年的创作中，比如《霾》（2013年）中出现的暗恋着一个女孩的配送员。“我的作品中有这样一条线索，从《谁的乌托邦》开始，我便对这个阶层，或者说对于整个经济形态和它的转型、升级，都抱有兴趣。12年后，制造业发生了什么转化？这必须要再次通过一个企业作为切点，来进入这个问题。”
两种浪漫：从理想到爱情
曹斐的新剧情片《Asia One》以未来完成式的叙述“回到”了一个由智能设备主导的仓储和物流车间，这一设定在近未来的主要场景中有我们以今天的经验便可以识别的业已投入使用的生产技术，也有在几乎不需要人工参与的产业环节中形成的陌生的人际关系。
▲ 曹斐，《Asia One》，2018年 © 2018Cao Fei
影片将无人智能科技置于图腾般的地位，通过关键情节和视觉效果拉开了未来的距离感，却伴有与其设定的时间点不相应的“怀旧的”外观、技术和用品。这种夸张的差异和共存塑造了影片《Asia One》以智能产业革命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的“赛博朋克”风格——主导一切且无处不在的人工智能和大型企业的身影下，科技产物与人之间发生的控制与失控，欲望与嫉妒，阴谋与爱情。
▲ 曹斐，《Asia One》，2018年 © 2018Cao Fei
《谁的乌托邦》中让人最为印象深刻的场景是在灯具生产车间和仓库中起舞的工人。流水线和货架成为了他们的舞台和布景，人的存在和处境被曹斐演绎得格外显著和鲜活，并带有从现实中逃逸的幻想和白日梦色彩。而在《Asia One》中，产业的变革使得人的“存在”让位给了人的“离去”：影片的男女主角是偌大的分拣中心里仅有的人类，但是彼此“绝无仅有”的设定反而使他们关系中的距离大于亲密；另一个机器人主角幽灵般的存在则如同第三只眼，让三“人”间的关系愈发复杂和微妙，充斥着自觉与猜测。
▲ 曹斐，《Asia One》，2018年 © 2018Cao Fei
这两部姊妹篇都有着独特的浪漫，前者的浪漫是理想主义的，它从现实本身生长出来；《Asia One》里的浪漫则属于爱情，它与虚构出来的冷峻、高压和秩序化的背景形成反差，穿插的歌舞片段更是强化了这一点。像《1984》《我们》等反乌托邦小说里的爱情线索一样，这种浪漫飘摇、稍纵即逝，留下的却是更为强烈的危机感。
▲ 曹斐，《Asia One》，2018年 © 2018Cao Fei
城市算法：从珠三角到北京
在人的关系以外，曹斐在创作中持续关注的命题之一，是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人在生产与生活中的境遇与变异，以及“城市”本身的可能性和算法——在她的作品中，“城市”不仅是一个载体，也是一种观念。从早年在珠三角的成长和生活经历，到今天以北京为核心、在现实与网络中同时登陆的工作状态，曹斐也身处于中国的城市变化、人员迁徙和产业转移的潮流中。
▲ 曹斐，《Asia One》，2018年 © 2018Cao Fei
《谁的乌托邦》是曹斐早年创作中的代表，它和《三元里》（2003年）、《珠三角枭雄传》（2005年）等作品一道，构成了艺术家对于珠三角城市的提问、反馈和思考。在“Asia One”项目中，曹斐还制作了一部围绕年度大型网络购物节展开的，以北京的物流产业从业者为关注对象的60分钟纪录片《11.11》。纪录片中，北京的城市格局和景观无处不在，它就如同“老大哥”一样，象征着某种宿命。
▲ 曹斐，《11.11》，2018年 © 2018Cao Fei
“Asia One”项目连缀起了曹斐个人创作经历中形成的独特的视觉与叙事语言。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它接续并发展了《霾》（2013年）中的异质、荒诞，有末日感和科幻感的影片风格。
▲ 曹斐，《霾》，2013年 © Cao Fei
此外，我们也能够找到她在《人民城寨》（2007年）和《La Town》（2014年）中建立起的超越现实的、主导性的结构塑造，以及贯穿在“Cosplayers”系列等作品中的对于流行文化的兴趣和坎普的“电商美学”。相比曹斐以往的作品，“Asia One”项目的规模、主题和调动的资源都更为宏大也更有野心，艺术家的创作语言和个人气质也格外成熟和鲜明，它或许将成为曹斐创作经历中的一件里程碑式的作品。
▲ 曹斐，《人民城寨》，2007年。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 New York,Purchased with funds contributed by the Young Collectors Council, withadditional funds contributed by Shanghai Tang 2008.30 © Cao Fei
▲ 曹斐，《幻想》，“Cosplayers”系列，2004年 © Cao Fei
时代矛盾：从《海港》到《Asia One》
曹斐在《Asia One》中穿插了现代京剧《海港》中与上海港码头工人有关的镜头和著名唱段，这部1973年在全国公映的样板戏拓展了影片的历史维度，也让其中过去与未来、现实与虚构更为纠葛。
▲ 曹斐将《海港》的装运工作视为物流行业在中国早期社会生产中的雏形
《海港》改编自淮剧《海港的早晨》，讲述了工业时代码头工人的故事，它也被曹斐在《Asia One》的上下文中视为反映了物流行业在中国早期社会生产中的雏形。原作《海港的早晨》隐藏着工业化生产、国家体制与个人意志之间的矛盾，但这一点在《海港》中被改编为有阶级斗争色彩的敌我矛盾。此外，产业变革与劳动者的矛盾还体现在老码头工人马洪亮的唱段中：一方面，他描述了机械化改变了码头的面貌，另一方面，他又把这种变化归功于工人的劳动。
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尤其在历史上通过人力劳动来弥补技术落后的时期，科技进步对于产业革命的推动往往让位于对于劳动者主观能动性的称颂，然而这并不能为劳动者和他们工作岗位的命运作担保，在回看历史不免让人唏嘘。《海港》是为一例，此外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凭借“一抓准、一口清”的手工操作“为革命站柜台”的北京市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他在1957年获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在1979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 1961年，获评“北京市劳动模范”的张秉贵向顾客介绍糖果的品种和质量
这种对于产业变革和劳动个体间矛盾的关注和提问也体现在曹斐的“Asia One”项目里。尤其在纪录片《11.11》中，物流行业的从业成员的工作与生活正是被关注的主体。
近年中国高速发展的电商经济带动了物流行业的迅猛发展，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这一行业的从业者形成了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工人群体。在曹斐的纪录片中，有一位名叫吴玉明的配送员。6年前，受电视剧《男人帮》中出现的配送员形象的鼓舞，吴玉明从绿植养护工作转行加了京东物流。凭借突出的工作技能和对每位客户姓名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吴玉明收获了客户的好评和企业的表彰。而在2017年，另一位京东物流的配送员宋学文凭借“五年送22万包裹0差评”的工作成绩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张秉贵”——这是全国电商企业配送员第一次获得这一表彰。
▲ 工作中的京东物流配送员吴玉明
纪录片中，与人物线索并行的，还有快速发展的、追求无人化的智慧物流。从“人文”的视角，纪录片展现了配送员在工作中所发挥的“人”的温度，以及他们为改善个体和家庭生活所付出的努力，然而滚动的数字和激昂的宣讲所描绘的“无人”未来却更为喧嚣。在被问及无人化的智慧物流对配送工作的影响时，少数人对此抱持乐观的猜测，而更多的人在繁忙的工作中大多无暇顾及——如今物流行业正处于旺盛发展的阶段，配送员的收入与工作量挂钩，他们此时更愿意为了丰厚的收入付出更多的工作。
▲ 曹斐，《Asia One》，2018年 © 2018Cao Fei
谁的乌托邦
产业的变革比从业者的代际更替更快，如何与浪潮赛跑是时代的命题也是个体的命题。2005年，曹斐在广东佛山的欧司朗照明公司拍摄了《谁的乌托邦》，这家制造工厂如今已经被收购停产，收购后的生产制造业务转移到了东南亚。
▲ 曹斐，《谁的乌托邦》，2006年。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 New York,Purchased with funds and contribu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or’s Council and Executive CommitteeMembers 2007.130 © Cao Fei
在《谁的乌托邦》影片中，有一位叫林爱玲的女孩穿着长裙在仓库的过道中跳孔雀舞，彼时她18岁，在学校的安排下到欧司朗工厂实习；2018年初，玲子和曹斐在北京再次相见，相隔12年，此时的林爱玲是珠海一家文化产业园区公司的领导者。“作为打工妹，她挣脱了工厂再读大学，她如今依然感谢工厂生活经历带给了她很多。”曹斐在她的微信中写道，“他们在珠三角繁荣期的工厂成长，结婚生子，如今制造业转型、转移，被时代淘汰，一些工人则努力学习，进入了工厂技术或领导骨干（岗位）。”
▲ 曹斐，《谁的乌托邦》，2006年。Courtesy of artist and Vitamin Creative Space.
林爱玲说，曹斐的项目为她打开了一种对外界世界探索的渠道。当年与她一起在工厂工作的同学，“一半走了出来，一半还在里面”，而走出来的人，他们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也会思考这个问题”，林爱玲说，“究竟是工作导致了我们今天的状况，还是我们自己导致的。”这或许也是一个留给时代和时代里的每一个个体的问题：我们的“乌托邦”究竟是由谁来建构的。（采访、撰文/李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