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是天府遗珍，世家故物，集于吾家寒斋，雄视宇内。尤以挹彼菁华，助我丹青。”张大千的艺术成就和名望与他的鉴藏密不可分，与吴湖帆、庞元济等收藏大家相比，他没有殷实的家底，却在四十岁左右就建立起丰富的收藏体系。这个交游的艺术家十分擅长借古人绘画的一臂之力。从以石涛、八大为代表的“四僧”到敦煌，再上追宋元，张大千在获得丰富素材的同时也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更重要的是在这背后的一笔“经济账”。1月16日，“张大千艺术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分为“集古得新”“临摹敦煌”“大风堂收藏”“大千师友”“大千用印”五个单元，用100余件（套）作品全面展示张大千一生的创作历程。
▲ “张大千艺术展”展览现场，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1月16日，“张大千艺术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馆长王春法说：“‘张大千艺术展’是国家博物馆2018年开年举办的第一个重要专题展览，也是国博美术名家系列展中的重要展览。”展览分为“集古得新”“临摹敦煌”“大风堂收藏”“大千师友”“大千用印”五个单元，用100余件（套）作品全面展示张大千一生的创作历程，其中包含其代表作《龙泉寺检书图》《华山云海图》等，也展出了他收藏的陈洪绶《右军笼鹅图》、石涛《长安雪霁图》等古代绘画珍品。
▲ “张大千艺术展”展览现场，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三次敦煌行
本次展览最重要的部分当属“临摹敦煌”单元，展品大多来自四川博物院。2017年12月，中国嘉德“大观——四海崇誉庆典之夜·默斋掇英”专场上，北美藏家默斋主人曹仲英收藏张大千敦煌时期精笔描金《水月观音》以1.012亿元成交，刚刚创下其人物画最高价。本次展览中就包括了那张作品的姊妹篇，川博版《水月观音》。四川博物院专家魏学峰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保存在四川博物院的《水月观音》，高140厘米、宽144厘米，布本、重彩，是张大千水月观音画作中比较成功的代表作。为了体现壁画质感，张大千不仅以夏布为纸，还专门从青海塔尔寺请了昂吉、三知、晓梧格郎、罗桑瓦兹、杜杰林切5位画唐卡的喇嘛前往敦煌。这些拥有丰富绘制唐卡经验的喇嘛，将宝石碾末、调胶等技艺倾囊相授。”
▲ 临摹五代水月观音图轴，四川博物院藏，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张大千历时两年有余的敦煌之行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张大千年谱》中记载此行的缘起：“张大千二十年代从李瑞清、曾农髯二师那里略听过敦煌事，后来在沪、宁、平、苏等地见过零散的敦煌写经和绢画，后来，曾任国民政府检察院驻甘(肃)宁(夏)青(海)监察使的严敬斋、马文彦多次介绍敦煌石窟艺术的伟大,而辄为心动,又查阅了有关敦煌艺术的资料后兴趣更浓，决定要去敦煌一游” 。
▲ 1943年罗寄梅摄大千夫子在榆林窟
1939年10月中旬，张大千就从成都出发坐汽车去敦煌，但才行至广元就收到长兄张善孖病故的噩耗，于是仓促返回奔丧，第一次敦煌之行在途中就这样被迫中断。
1941年5月，张大千又率三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门人子侄及随行家眷数十人，带着五百公斤的行李，从成都出发先抵达兰州前往青海塔尔寺参观，而后奔赴敦煌。途中车辆时常发生故障，又被迫改乘骆驼代步跋涉。战争期间西北地区民风彪悍，常有土匪出没，人心惶惶，在经历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众人终于抵达敦煌。一到达目的地，张大千就迫不及待地提灯进入洞窟内部窥探究竟，精美的壁画让他立刻决定延长原本只有三个月的行程。
▲ 张大千在敦煌描摹壁画
张大千自己曾表示赴敦煌是为了追溯“六法艺事所祖”，甚至“将以证史阙，稽古制；而当时四夷慕化，取效中州，其衣冠文物，流衍于今之欧西新世者何限，吾所以勤力为此者，意则在斯”。早在二十年代，张大千就与当时国民政府高官之间来往密切。赴敦煌固然艰苦，实际却花费了巨大的资金，这是一般画家望其项背的。美术史学者苏立文就曾惊讶于张大千在战争时期生活的富裕状态，居然有私家车。
▲ 榆林窟《水月观音》原作
张大千临摹的作品着重于敦煌绘画中具有明显汉民族文化特征的内容，并用各种论述渲染其中优越性。而他的临摹作品也主要是想展示给公众。1945年，张大千原计划再赴新疆考察石窟，但因抗战胜利而取消，改为到北平、上海办敦煌临摹展，此后再也没有踏足敦煌，抗战时局对他赴敦煌考察的影响可见一斑。
▲ 临摹隋维摩示疾图轴，四川博物院藏，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一笔“经济账”
值得注意的是，从《民国前期1912-1937书画润例研究——以北京上海地区为例》一文中可以看出，1920年代到1930年代，张大千的书画售价（润例）并不高，与吴湖帆（每平尺十八元）等名家对比，甚至属于最低一等（八尺十二元），在20年代虽然略有涨幅（八尺四十元），但直至1938年间仍保持基本稳定。
▲ 临摹北魏夜半逾城图轴，四川博物院藏，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 北魏夜半逾城原作
1943年张大千从敦煌回来后，画风大变，画价、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都显著提高。“我父亲总结过敦煌壁画临摹的三种方法——客观临摹、整理临摹和复原临摹。张大千先生用的就是复原临摹。他有一种观念，就是现在看到的壁画上是黑的区域，实际上是氧化了，原来肯定是红的，所以，他的临摹作品大部分都是红的或绿的，这样的色调成了张大千先生特色的复原临摹。”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常书鸿的女儿，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说道。
▲ 临摹盛唐西方净土变图轴，四川博物院藏，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 盛唐西方净土变原作
张大千的“经济账”还表现在创造性地收取个人展览门票，1944年5月，他在成都举办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展出临摹的270多幅壁画，并在重庆、西安、兰州等地巡展，轰动一时。每张票高达50法币，但参观者仍十分踊跃。1944年到1948年间，张大千忙碌地举办各类展览，大都是以自己的收藏或敦煌临摹壁画先行。1946年10月，他在上海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以临摹敦煌壁画为主八十余幅，“连日往看观者，极为拥挤……画展之际，先生名声大振，上海及附近旧友新朋，常至李宅先生处热烈相贺。”
独特的“张氏收藏”
张大千1949年后旅居海外，辗转香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最后留在台湾。1954年起，他开始编辑整理自己随身携带的重要收藏，于1955年冬出版了限量200套的《大风堂名迹》四辑。其中收录的作品为他进军海外画坛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关注，当画作销售情况欠佳时，转让部分藏品也成为他富足生活的巨大经济来源。
▲ 山水册，石涛，四川博物院藏，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本次展览中的“集古得新”“临摹敦煌”“大风堂收藏”三个单元将张大千的收藏与研究有序陈列。书画鉴定家、张大千研究专家傅申曾将张大千的艺术风格分为五个阶段，这一分期与他的收藏关系紧密。早期受老师影响，张大千选择石涛作为自己收藏的起点，也因为临仿石涛而名声鹊起。而1930年代中期以后，他到北平后接触到了“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思想，投入大量精力埋头于古画的收藏和研究，画风也转向仿宋元为主，但因当时的收藏界仍以明清绘画为主流收藏范畴，张大千称自己在八大中看出了董其昌，进而再看到了黄公望。收藏让他越来越主地动接触早期绘画，日后更成为精研技法、临摹的范本。
▲ 华山云海图，荣宝斋藏，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1955年张大千在《故宫名画读画记》中曾写到学习中国画须从临摹开始的特性，也涉及后人托前人款，代笔等情况，这是由于“风尚虽以时而异，而渊源所从来，法度所循，临摹所自，不可掩也。” 而把自己的藏品汇集成册进行出版，让他除了画家的声名在外，更在收藏界和古董界打开了一定的局面，《大风堂名迹》是1954 年委托日本厂家特造，还请岛田修三郎（Shimada Hidemasa）（1907－1994）参与编撰及翻译，显然当时张大千出手藏品的目标客户是日本人。（撰文／孟宪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