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1月8日上午，2017年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第六届评论奖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颁布 。今年该奖项授予了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系副教授鲁明军的写作提案《疆域之眼：当代艺术的地缘政治与后全球化政治》，旨在探讨近三四十年来各地出现的民族分离运动以及政治保守主义的回潮与艺术实践之间的多重关系。与此同时，本届评论奖还增设了特别奖，授予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的《公共影像》，该提案关注被大众所观看的公共领域影像，将当代艺术批评拓展到视觉文化和媒体文化的领域。艺术奖将为得奖者提供80000元人民币的基金，以资助获奖者在两年时间内完成对于课题成为出版物的创作。
▲ 评委乌利·希克(Uli Sigg）与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主席刘栗溧致辞
本届CCAA评委会邀请了四位国际国内评委组成评审团对今年提交的24份提案进行研讨和评审。本届评委分别是：《艺术论坛》杂志发行人查尔斯·加利亚诺（Charles Guarino），香港M+视觉文化博物馆高级策展人皮力，瑞士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家、M+视觉文化博物馆董事乌利·希克（Uli Sigg），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文学院教授汪民安。过去五届的获奖者分别是姚嘉善（2007）、王春辰（2009）、朱朱（2011）、刘秀仪（2011 评委提名奖）、董冰峰（2013）、崔灿灿（2013 特别提名荣誉）和于渺（2015） 。
▲ 发布会现场视频连线2017CCAA评论奖获奖人鲁明军
鲁明君在他的提案中写道：“全球化业已演化为民族国家的一个极端变体，甚或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残酷的后全球化时代。”他认为，“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是为了对于世界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作出重新平衡。在以当代艺术实践为核心的探讨当中，鲁明军的提案既区别于全球化盲目乐观的视角，也不同于民族主义叙事，正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
▲ 发布会现场视频连线2017CCAA特别奖获奖人张献民
张献民的“公共影像”概念是对于其早期著作《看不见的影像》的继承，将视角立足于并非属于狭义艺术领域的公共图像和媒体文化。张献民长期搜集电视广告、新闻联播、成人影片和盗版碟片等被公众接触却易于忽视的影像片段，并以哈贝马斯、布尔迪厄和德勒兹等人的理论进行汇总阐释。
▲ 2017CCAA三人对话：批评的角色，从左至右：王春辰、于渺、皮力
在颁奖典礼后，美术馆举办了名为“批评的角色——CCAA三人对话”的学术对谈。作为嘉宾，2015年的获奖人于渺指出，在被快速艺术展览工业生产裹胁的当下，艺术写作同样受到资本化、同质化的影响，基于长期观察总结的批评是大量缺失的。作为奖项评审之一，皮力针对该话题评价道，因为批评家在纸媒的传统话语权衰落、艺术家思辨能力的提升和收藏家介入艺术前期生产等多方因素，艺术批评的权力正在被剥夺。如何在博物馆工业不断确立自身地位的当下重新定位艺术批评，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 2017CCAA三人对话：艺术批评与大众的关系——兼谈艺术研究、出版与艺术教育，从左至右：张子康、乌利·希克、汪民安
此外，汪民安也在对谈中指出，“中国学生大多数的艺术史知识非常匮乏。”他认为，运用美术馆打开学生对于艺术的兴趣是重要的教育方式。乌利·希克表示，在欧洲和美国的大城市，美术馆已经变成当代的大教堂，扮演了城市文化活动中心的地位；而在中国美术馆教育的兴起同样是非常值得令人欣慰的。
▲ 评委皮力介绍2017CCAA评论奖候选人提案
无论是颁奖仪式还是座谈会上，中国艺术批评在商业和政治的夹缝中生存的困难处境一再被提及。皮力在接受《艺术新闻》专访时进一步阐述道：“我们可以看到这30年下来很多研究还处在一个很零星的状态，因为意识形态等的很多原因，严肃的讨论和话题不能很好地展开。市场经济的兴起又给艺术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因而中国的共同的批评叙事还没有被建立起来。我们做CCAA，也是为了鼓励一些更长的，区别于画廊评论的个案研究。”尚未成熟就已经遇到新时代困境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其未来似乎必然需要深思熟虑，也急迫等待优秀的创作。本届获奖者鲁明君在接受《艺术新闻》采访时也同样说道：“恰是在这样一个快速消费和被消费的体制—生态中，反而更需要有定力的深度研究和写作。”
《艺术新闻》专访
2017年CCAA评论奖获奖人鲁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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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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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艺术史、艺术批评与理论的研究、教学与实践。他曾策划多个展览。论文见于《文艺研究》、《美术研究》、《二十一世紀》等刊物。近著有《书写与视觉叙事：历史与理论的视野》（2013）、《视觉认知与艺术史：福柯、达弥施、克拉里》（2014）、《论绘画的绘画：一种艺术机制与普遍性认知》（2015）、《自觉的歧途：1999年的三个当代艺术展览／计划及其之后》（2017，即出）、《目光的诗学：视觉文化、艺术史与当代》（2017，即出）。2015 年起兼任剩余空间艺术总监。2015 年获得何鸿毅家族基金中华研究奖助金。2016 年获得YiShu中国当代艺术写作奖。2017 年获得美国亚洲文化协会奖助金。
Q：中国近二三十年来的艺术批评实践大多关注当代艺术与社会史的互动，在这样的探索背后是否成功组建或者可以期待一个叙事的共同体？
A：很难把艺术语言和社会政治分开，本来就是一体的。另外也谈不上共同体，每个人的知识背景、问题意识、叙事路径都不一样，不过我也希望更多的写作者能够通过不同的视角回应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变局。
Q：你在《疆域之眼》中谈到的地缘政治从中国到世界范围都有涉及，似乎是一个很大的计划。你打算如何整理和分类这些看似海量的议题？
A：其实我已经写了2万多字，而且正在准备一个展览，计划是年底在OCAT上海馆展出，目前计划有30多个艺术家作品参展。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但我研究的范围还是围绕中国展开的，而且是从艺术的角度出发的。其中有一部分是港台艺术家，他们对这个问题向来比较敏感，也会涉及到劳森伯格在西藏的展览，艾萨克·朱利安的《万重浪》这样的事件和作品。但我的叙事结构还是非常清晰的，无论是对于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政治的反思，还是关于边疆—帝国的游牧叙事，抑或流动性的地缘拓扑和认同变化，其实都是针对今天的地缘政治局势。特别是后两部分，也是针对一直以来中西二元叙事，前者是通过边疆的重申，后者则是通过拓扑式的流动，都将我们从民族国家及其主导的全球化—后殖民叙述和认知逻辑中解放出来。应该说，这是既有的左右意识形态还无法涵盖和对应的。
Q：在寻找后全球化叙事案例的过程中，是否有遇到任何挑战？
A：很多艺术家的实践及其作品都是多面向的，在此我可能只需要他的一个面向，这个面向有时侯甚至连艺术家都不自知，而我要做的就是去发现它，将它编织进我的叙述中，同时还需要嵌入一些必要的相关的历史与理论。应该说，比较难的是历史与理论，因为这原本就是个复杂的历史问题，又带有很强的理论性，甚至还需要田野实践。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吧。好在，我已经做了很多功课，也去了一些地方。（采访、撰文/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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