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可以检验中国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了。”

1973年11月，随着《宋元绘画》图录的出版，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教授、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部特别顾问方闻在媒体上如此宣称。该图录详细分析了大都会从书画鉴藏家王季迁手中购得的25件宋元绘画珍品。

那么，方闻教授又何以认为，“现在”，也就是1973年，是检验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呢？这就要从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亚洲艺术的历史说起。

▲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外景，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遭受收藏“污点”的大都会何去何从？

尽管早在1872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就已经开放，不过直到100年后，它在中国书画收藏方面才真正开始跨步追赶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佛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和位于堪萨斯城（Kansas city）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等其他馆。

美国博物馆的亚洲艺术收藏始于波士顿美术馆，1890年，该馆专门兴建了一座侧厅，用以展览亚洲艺术品。后来，在美国人芬诺洛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和日本人冈仓天心等人分别于1891至1896年和1911至1913年经营下，一度成为美国最大、最精的亚洲艺术品收藏地。直到收藏家查尔斯·朗·佛利尔（Charles Lang Freer）在华盛顿特区捐建的佛利尔艺术馆在1923年揭幕，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在第三任馆长李雪曼（Sherman Emery Lee）期间建立起收藏；为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建立功勋的是席克曼（Laurence Sickman），在20世纪30年代就买到了北宋许道宁的《渔父图》，60年代则购得传马远《西园雅集图》（《春游赋诗》）。

▲ 南宋·马远，《西园雅集图》（《春游赋诗》）局部，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藏，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然而截至1970年，大都会在中国古代绘画方面的收藏简史则要明显比上述诸馆逊色很多。1879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从藏家塞缪尔·阿维瑞（Samuel P. Avery）手中购得约1300件中国和日本瓷器，这是东亚艺术品入藏大都会的开端。1915年9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正式成立“远东艺术部”，来自荷兰的学者博世·瑞兹（S. C. Bosch Reitz）成为首任主管。早在1912年，大都会聘请加拿大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为研究员，并让他在中国负责征集藏品，然而，除了1924年的一套青铜柉禁器组让大都会独树一帜之外，在卷轴画方面，福开森为大都会购买的绝大多数作品至今尚不能在展厅展出——品质最好的一件大约是钱选款的《归去来辞卷》，其他大多则是伪赝品。由于这些卷轴画受到普遍的质疑和否定，最终福开森与大都会的合作不欢而散。

▲ 塞缪尔·阿维瑞收藏的东亚瓷器陈列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摄于1907年

▲ 宋末元初·钱选（款），《归去来辞卷》局部，经福开森之手入藏大都会

1927年，瑞兹从远东艺术部退休。次年，年仅30岁的普艾伦（Alan Priest）继任，不过他的口碑好像并不太好，因为这位负责人搞不清藏品的具体年代和属性，有时在博物馆刊物上又发表一些不知所谓的评论。艾普伦的副手恩斯特·阿希文（Ernst Aschwin Prinz zur Lippe-Biesterfeld在一份1955年10月31日的备忘录档案中，称普艾伦对“学者们为谁、何时、画了什么之类的争论”不以为然，然而，正是需要搞清楚这些事情，“是博物馆研究员的本职工作，也是我们领取薪水的原因”。1946年，普艾伦以30万美元当时的天价购入画商白威廉（A. W. Bahr）手中的142件中国卷轴画。遗憾的是，这些藏品中除了大理国《维摩诘绘经卷》和元代画家周东卿的《鱼乐图卷》尚可观之外，绝大部分都是无法展陈的劣质伪赝品。多年后，大都会的前任馆长霍文也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史上，买入白威廉藏品属于一个污点。”普艾伦直到1963年才不情愿地因年满65岁达到大都会的任职上限而退休，他甚至向纽约州上诉，试图延长任期，遭到败诉。

▲ 元·周东卿，《鱼乐图》局部，1946年经普艾伦之手购自白威廉

20世纪60年代的10年期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书画收藏基本上出于休眠状态，而同时，该馆的主要竞争对手，波士顿美术馆、佛利尔艺术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等，却充分利用市场的流动性，不断扩大各自的亚洲艺术藏品。与这些场馆丰富的亚洲艺术品馆藏相比，大都会实在是相形见绌，以至于1971年何慕文（Maxwell K. Hearn）被方闻聘为“小小的远东艺术部”第一名全职工作人员时表现了极大的犹豫，因为“当时那里展出的亚洲艺术品仅仅局限于大厅上方楼厅位置的陶瓷展和一个较大的中国佛教雕塑展”。

大步追赶，势在必行

1970年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馆一百周年，道格拉斯·狄隆（Douglas Dillon）开始出任董事会主席。早在1967年，方闻寻求时任部长狄隆的支持，以使一批珍贵的中国早期青铜器入藏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1970秋天，方闻意外地接到普大校友、于1969年底就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的霍温（Thomas J. Hoving）先生的邀请，任他做特别顾问，并组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新“亚洲艺术部”——而这一新倡议背后的提出者，正是狄隆，他个人捐赠了2000万美金给大都会，另外还募集了1亿美金。当年方闻为普大争取艺术珍品的睿智之举给狄隆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并在后来赢得了他令人难以置信地信任和支持。

▲ 狄隆与方闻，1980年代

对于方闻出任亚洲部主管，亲历人现任大都会亚洲部主任何慕文如此评述：“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决定性的时刻，对于一个机构来说也是如此。就方闻和大都会博物馆而言，独特的个性与机遇在1971年开始结合在一处，并由此塑造了这个人和这座博物馆的特质。在此后的三十年中，这个由投入的研究人员、收藏家和赞助人组成的幸运组合共同改变了这座美国杰出的艺术博物馆，使之跻身世界上最全面展示亚洲艺术的博物馆行列，实现了大都会博物馆广泛收藏世界各地艺术的使命”。

大都会如何追赶上述已经遥遥领先的几家艺术博物馆？霍温、狄隆和方闻等人达成的共识就是——一件一件入藏中国古代书画为时已晚，必须整体收藏，这也就是方闻所提出的“收藏收藏家”之策略，这大概源于方早期“培养收藏家”的理念，据霍温馆长回忆，有一天早上，方闻突然出现在馆长办公室，对他说：“我这里有些东西，它们可能是博物馆历史上能够征集到的最伟大的藏品。”原来，摆在方闻面前有一个极好的“收藏收藏家”的机会——那就是王季迁（1906-2003）。方闻兴致勃勃地向霍温介绍了王季迁其人：他六十多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书画鉴藏家之一；自从1947年首次访美，王季迁几乎看遍了美国收藏的中国古画，特别是对大都会的藏品不以为然；方闻向霍温详细描述了王季迁收藏的25幅宋元绘画，并从中选出一幅进行解读，那就是后来著名于世的《夏山图》；最重要的是，王季迁现在答应向大都会出售这批古代精品；方闻强调，此次征集，将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中国绘画收藏方面后来居上，一夜之间可以与波士顿、克利夫兰和堪萨斯城的几座博物馆处于同等水平。

▲ 1972年方闻与何慕文在 airplane hanger 书法展展厅

其实，早在方闻向霍温介绍这批藏画之前，他已经在王季迁家中一探究竟。据何慕文回忆，1972年，他陪同方闻和日本著名中国绘画研究者铃木敬（1920-2007）教授前去观看王季迁的收藏，其间王取出一幅山水手卷――《夏山图》，“还没等这个手卷完全展开，方闻就看似随意但又非常坚决地将手卷卷了起来，阻断了所有对这幅佳作可能发出的惊叹”。直到几个月后，当《夏山图》和其它二十四幅方闻提议博物馆收藏的宋元绘画在大都会博物馆展出时，何慕文才意识到，当方闻看到这幅作品时，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便是我们对这幅手卷的热情使王季迁重新考虑是否出让这幅作品，以及以什么价格出让。

尽管这批藏品实在诱人，然而对于不懂中国艺术的霍温而言，更重要的是保证做到这批藏品不会成为第二个白威廉的“污点”。于是霍温突发奇想，决定邀请几位顶尖学者帮助判断这批藏品，这让方闻非常恼火，他认为霍温是在请人来挑战他的眼力。不过，也许霍温是对的，在他看来，如果大都会请来克利夫兰的李雪曼和堪萨斯的席克曼等人帮助鉴定，“他们以后就不能对我们这些藏品说三道四了”。最终，李雪曼、席克曼以及班宗华组成馆外三人鉴定小组，来协助大都会是否决定收购这批藏品。面对25件藏品中的24件（还有一件夏圭的山水当时正在运往纽约的途中，只提供了照片）席克曼对方闻说：“此时拿下王季迁的这批藏品恰逢其时，非常幸运”；班宗华则认为：其中有13件属于美国同类古画藏品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画作，有7件册页质量上乘，虽然两件作品的年代和作者有疑问，但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李雪曼则对王季迁出售这些藏品的决定感到十分吃惊，至于《夏山图》，她评论道：“这是一幅巨作，它或许不是出于燕文贵笔下，但毫无疑问是北宋时期的一件顶级作品”。

▲ （传）北宋·屈鼎《夏山图》

最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决定了此项收购，以250万美元购买了25幅宋元绘画，大都会一举拥有了这些迄今仍是该馆在中国古代绘画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系列作品。对于方闻而言，他不但赢得了董事会及狄隆的深度信任，也为他此后30年在大都会大展手脚铺平了道路。对于收藏家王季迁而言，这些古代绘画精品入藏大都会，正遂了他的一个心愿——“好画要去好地方，就像好的女儿嫁给好人家”，可谓物归其所。

有人会说，一种文化最好的艺术品应保存于它生长的国度，然而，诚如王季迁总是迫切地感觉到的，他最好的收藏是人类艺术之精品，应集存于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样百科全书式的艺术机构。后来，王季迁在其自撰的《宝武堂藏画序》中则说：“余自香港而日本而欧美，买画惟自主张。择尤而收，知机缘之不再，时变卖所有以买画，或以旧所蓄画与人交易，宾主各足所求……物聚固无不复散者。是以近年来，博物院主管，好古敏求而商购敝藏，余意亦乐于供诸众，以见余昔所以自娱者。若干日原迹，已属欧美各博物院馆矣”。

1984年，方闻先生又将顾洛阜收藏的177幅书画纳为大都会的收藏，其中包括郭熙、黄庭坚、米芾、徽宗、梁楷、赵孟坚、赵孟頫、鲜于枢、倪瓒、张羽等诸多宋元名家的画作。正是藉由王季迁和顾洛阜的这两大收藏，再加上翁万戈家族、唐炳源温金美家族、唐骝千家族等陆续的捐赠，一举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成为最顶尖的中国古代书画收藏欧美博物馆。到1997年，大都会即成为拥有“亚洲之外最大的中国艺术展区”的博物馆。

▲ 从右至左：方唐志明、方闻、菲利普·德·蒙蒂贝罗、王季迁、何慕文与夫人

“我一生的经验，就是拿艺术品当实物的焦点研究艺术史”

大都会从王季迁手中购得的25件宋元绘画精品，包括宋人《夏山图》、李唐《晋文公复国图》、马和之《豳风图》、米友仁《云山图》、宋人《胡笳十八拍》、赵孟坚《水仙图》、钱选《羲之观鹅》、赵孟頫《双松平远》、倪瓒《虞山林壑》、王蒙《丹崖玉树》、王冕《墨梅》等一系列在后来艺术史撰写中如雷贯耳的名品，构成后来著名的大都会“狄隆厅”（Dillon Gallery）的藏品基础。

▲ 宋·李唐，《晋文公复国图卷》局部

▲ 南宋·米友仁，《云山图》局部

当方闻获得了这批绘画作品以后，立刻着手筹办相关展览，很快，当年秋季，画展开幕。而《宋元绘画》一书，就是该展的图录。在该书前言中，方闻说：“早期西方收藏家在青铜器、玉器、陶器、以及工艺品的鉴藏上颇有成绩。然而，他们大多觉得中国书画晦涩艰深、难以理解，这无疑是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所造成。近些年来，中国书画研究不断深入，一批在亚洲语言和文化领域接受过良好训练的年轻西方学者，对书画的研究日益精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要有机会看到最好的书画作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入藏的这批艺术品，品质精妙，皆稀世珍品，此外，它们也代表了宋元时期绘画的主要流派。这些作品不仅能继续拓展我们在这个领域中的艺术史研究，而且我们也希望，它们能增进今后东西方在文化和历史等方面进一步的相互了解。”在方闻看来，书画研究取得进展的重要先决条件就是“有机会看”且是“最好的书画作品”。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一生的经验，就是拿艺术品当实物的焦点研究艺术史”——这是基于他一生中所坚持的艺术史研究原则，即：必须基于实物的研究；要以最好的书画建立风格序列的基准作品。

▲ 南宋·赵孟坚《水仙图》局部

▲ 元·赵孟頫《双松平远图》局部

除了大都会，方闻为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也开始大力发展中国书画收藏。同在1973年，阿瑟·赛克勒将他收藏的中国绘画捐赠给普大。在为大都会收藏宋元绘画并撰写图录中，方闻解决了高古画作的难题，那如何对待明清画作，也就是14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的那些画作？方闻的办法是——不仅强调这些画作内在的品质，也强调它们的研究性。于是，在其指导下，赛克勒的这批以明清绘画为主体的藏品，经傅申和王妙莲等人之手，完成了题为《鉴赏研究》（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的图录撰写。傅申曾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书画研究专家，在普大攻读博士学位，王妙莲则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同样在普大接受艺术史教育，方闻评价：“迄今为止，在代表中国艺术之双翼的绘画和书法方面取得的成功却较少。在后一领域遇到的诸多困难不仅仅限于语言和技术上，而且也涉及文化和哲学层面；这些困难包括鉴别真伪时，（不同学者所具备的）不同的艺术感知力和态度，以及对艺术独创性和价值的不同认识”、“二人合作完成了这本里程碑性的著作，结合西方和中国最好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鉴赏研究》是第一本以中国人的视角使笔法和书法成为中国艺术中有意义之成分的书，后来又多次再版，在1987年版的扉页上，如此介绍该书：“此书开创了西方艺术史研究应用于中国艺术研究的新领域，其学术上的重要性与它丰富的陈述相匹配”。

如上所述，就是方闻教授为什么要在1973年宣称“现在是我们可以检验中国艺术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的原因，就在这一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举成为收藏中国古代早期精品画作的世界一流博物馆。（撰文/谈晟广，此文源自《宋元绘画》（方闻 著）导读）

＊如无特殊声明，本文图片来源均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