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两次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两度摘得威尼斯电影节影后桂冠、又在2016年以《她》（Elle）、《将来的事》（L’Avenir）再次被国际影坛所关注的法国国宝级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将于今年6月在北京、上海、广州带来戏剧演出“伊莎贝尔·于佩尔读杜拉斯”。时下，以朗读为看点的电视节目正在引起对这一表演形式的重新关注，而于佩尔则将在舞台上以类似“剧本朗读”的方式，重新诠释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文学的魅力。

▲ 伊莎贝尔·于佩尔，摄影：Carole Bellaiche

“剧本朗读”是介于文本和演出之间的一种呈现方式。通常，在一部戏剧的排演期间，朗读剧本是演员们在一起揣摩剧本、理解角色必不可少的环节。有时，“剧本朗读”也会在舞台上对观众呈现，尽管目前在国内，这样的演出形式还并不常见，但在国外，一部戏剧作品在正式演出前往往与观众多次通过朗读剧本进行互动，“剧本朗读”也可以是一种独立的表演形式。

与电影创作类似，戏剧作品在由纯文本转化为舞台表演的过程中，导演对剧本的诠释与创作意图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剧本朗读”所侧重的则是在不添加导演的理解以及任何可视化因素的基础上，本着尊重原作的想法，以演员的口头“表演”为媒介，尽量向观众传递剧作者的意图以及文本的魅力。 

▲ 杜拉斯作品《情人》（L’Amant）封面

尽管在此次“朗读杜拉斯”系列活动中，于佩尔将朗读的是杜拉斯的小说 《情人》（L’Amant）而非剧本，但杜拉斯作为一位在文学上极具个人风格和创新性的作家，在舞台上朗读其小说仍然非常有挑战性和观赏性。杜拉斯的文字简单却又有力，凡读过的作者皆不难体会在其“碎片化”的行文之中，语言的魅力不仅在于词句本身，也在于词句的间隙、停顿以及它们重新组合的方式。对杜拉斯而言文字的意义并非在于对情节的铺陈，情节反而是服务于文字的。正如1984年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之一、《法国现代小说史》作者米歇尔·莱蒙（Michel Raimond）所评价的：“她着重写的是一个故事的可能情况，但故事却永远不会发生。”

于佩尔并非有感于杜拉斯的文字魅力而萌生朗读兴趣的第一人。韩国艺术家梁慧圭（Haegue Yang）曾在2010年于沃克艺术中心（Walker Art Centre）首演了她的舞台表演项目：朗读《死亡的疾病》（La Maladie de la Mort）。在这部创作于1982年的短篇小说的结尾，杜拉斯表达了将其以朗读而非表演的形式呈现在银幕或舞台上的可能性。受到这样的启发，梁慧圭希望以朗读的方式阐释“声音”的概念，以及“写作”与“声音”的关系。 

▲ 梁慧圭在香港 M＋ 视觉艺术博物馆演绎《死亡的疾病》，2015年，摄影：CPAK Studio

相比于梁慧圭以杜拉斯为灵感进行的艺术创作，于佩尔的朗读项目更侧重于舞台表演本身。尽管其为人所知的身份是电影演员，但于佩尔一直保持着对戏剧的浓厚兴趣。在今年3月27日“世界戏剧日”当天，国际戏剧协会（International Theatre Institute）邀请于佩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演讲，她说：“我并不觉得戏剧表演和电影表演对我来说有什么区别。每次这么说的时候，我自己也感到很惊讶，但这是真的……戏剧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与他人的交流、意味着远离仇恨。”

2015年，在享有盛誉的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上，于佩尔朗读了由拉斐尔·昂托万（Raphaël Enthoven）基于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两部小说改编的舞台作品《朱斯蒂娜与朱丽叶：罪恶与美德》（Justine et Juliette: le Vice et la Vertu)，旁白和不同人物角色均由于佩尔一人出演。在舞台上，简单的桌椅陈设和灯光只是作为提示性的存在，绝大部分“戏份”都由手持台本的于佩尔的声音、表情和少量动作传达。此次在国内的“朗读杜拉斯”活动也将以类似的方式呈现。

▲电影《她》截图

《情人》是杜拉斯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作家的自传性小说，讲述了生活于法属殖民地的少女在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和残酷的家庭关系中的成长，以及作者在回望这段经历时对民族和文化的理解，鲜明的女性视角是这部小说的特征之一。从《钢琴教师》（La Pianiste）到《她》，于佩尔的银幕形象也常常是勇于发掘内在的自我并与社会对女性的种种或隐或显的限制做抗争的当代女性。在今年“世界戏剧日”的发言中，她也特别强调了自己是受邀在该场合演讲的第八位女性。于佩尔对杜拉斯的诠释，也许会为观众对杜拉斯作品的理解带来不一样的深度。（撰文／Kiki Z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