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法国巴黎的欧洲摄影博物馆（Maison Européenne de la Photographie）为中国艺术家高波举办“GAO BO 高波 | 谨献 Les OFFRANDES （THE OFFERINGS）”的展览于2月6日拉开序幕。本次展览是欧洲摄影博物馆首次为中国艺术家举办个展，也是馆方史上首次尝试在户外展出作品。展览分为“献曼达”、“献给蕃巴”、“献给消失的面孔”、“献给我的母亲”四个主题，展品涵盖了艺术家高波早期的西藏摄影影像、近期的影像装置及行为艺术等不同时期多种类型的艺术作品，很多近期作品都是首次在欧洲展出。艺术家试图通过对早期作品的再介入、二次干预等独特的艺术手法质疑艺术形式的边界，扩展摄影媒介的疆域，用消逝、死亡、毁灭来探索永恒、生命与新的可能。

▲ 高波肖像，摄影：马晓春 ©BoSTUDIO 作者工作室提供

有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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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本次展览中唯一一件户外展出作品：这是与高波深爱的西藏相关的一件作品，艺术家在1000块石头上放大了1000个藏人的肖像，每个肖像都从0001到1000被标上编号。这些石头并不是一般的卵石，而是一种叫做嘛尼石的藏传佛教经石，一千块石头被堆砌散落在博物馆门前的空地上，看似不同的肖像却意外地传达了一种深刻的统一性。

▲ 高波 石块人像 在展览户外现场，摄影：王璐卿

策展人弗朗索瓦·德明熙（Francois Tamisier）在形容这件作品时说：“那些被放大在鹅卵石上的面孔都是他之前的邂逅。没有身份的形状各异的石块，因为这些永远纪录在鹅卵石中的目光而承载着有关那些时光的记忆。这种让人追忆的渴望告知我们：我们终将逝去那一共同命运，不可回避地自然消逝、分解意识、化为虚无。”

▲ 高波 石块人像 在展览户外现场 局部，摄影：王璐卿

这种对有与无，开始与结束的探索几乎贯穿在整个展览中。走进“献曼达”展厅，占据整面墙体的大幅双联作品以黑白单色的肃静与强烈的对视碰撞着观者的心灵。这些肖像原是高波于上世纪90年代在西藏拍摄的《双重性肖像》系列作品，但在新的创作架构里，艺术家将肖像作品放大，将红色霓虹灯管十字型嵌入每一副肖像中间，易碎的被肢解的容颜与时光再一次体现其中。

▲《双重性肖像》系列作品在展览现场，摄影：孟娟

同时，艺术家增加了作品的行为部分，他首先用树脂涂抹在作品表层，在展览开幕的当天，用黑色与白色两种颜色的颜料在树脂表层进行大面积覆盖：当下我们看到的作品被黑白颜料遮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颜料会渐渐从树脂表面脱落，原有的肖像又会浮现出来。艺术家通过这种对原有摄影作品的二次干预，涂抹，遮盖，让之前的作品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当颜料脱落，这一刻的作品便成为了上一刻作品的过去时，上一刻的结束便缔造了这一刻作品新的开始。在本就真实的作品中，艺术家通过自我辩证的形式试图探索更加真实的样子。用高波自己的话说就是：“Je cherche lavéritédans la vérité.” （我寻找真实之中的真实。）

毁灭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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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的阿尔勒摄影节上，艺术家曾经展出过12件死刑犯的肖像作品，在黑色背景下他们睁着眼睛，在白色背景下他们闭着眼睛。通过拍摄这些死刑犯，艺术家唤起了小时候关于枪决犯人的记忆。在2001年创作的《双重性——逝去的肖像》中，高波这样写道：“一年中总会有那么两三次吧，记得我那时有八九岁。只要我听说不久又要枪毙犯人，我就非常兴奋，希望从头到尾都在现场观看。我跟随着押犯人卡车后面奔跑。我真的喜欢看到子弹射进犯人的头颅，之后脑浆溢出。我尽量的要靠近尸体。没一会儿，大个的绿色苍蝇开始飞到我身上，这让我想到呕吐。但这都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兴奋已经超越并战胜了厌恶。”

▲ 死刑犯肖像在燃烧，摄影：马晓春 ©BoSTUDIO 作者工作室提供

▲ 高波《逝去的肖像 – 双重性作品2号》2000-2015年，摄影：马晓春 ©BoSTUDIO 作者工作室提供

距离阿尔勒摄影节的作品展出已经近14年过去了，艺术家对于死刑的追问进入了新的维度。在“献给消失的面孔”展厅中，艺术家展示的已经不再仅仅是死刑犯的肖像，而是这些肖像被烧焦后的灰烬。展厅的两面墙壁上都挂满了燃烧之后残留仅存的黑色框架，歪歪斜斜地让人禁不住猜测在被烧焦前，它们都挂着那些人的肖像。展厅的右侧中央放置了一组铁盒，铁盒中装载着这些烧焦肖像的灰烬，每个死刑犯的留档照片被附在对应的铁盒上，恰如盒子里装的是这些死刑犯烧焦的骨灰。艺术家通过毁灭试图给自己作品中的对象一种等待的回应，一个轮回的答案，毁灭的死刑犯肖像仿佛以一种新的姿态存活下来，带着消逝痕迹的艺术作品得到了崇高的再生。

▲ 高波《逝去的肖像－作品3号》,1995-2010年，摄影：马晓春 ©BoSTUDIO 作者工作室提供

我与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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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的作品总是与其自身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高波的许多作品都与女性以及他所崇拜的女性身体有关。“母亲”是高波的艺术生涯中无法回避的一个词，他的作品总是被一个事件困扰着：在他八岁那年，母亲卧轨自杀。高波回忆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她躺在那里，不完整的身体被纱布草草裹着，是入殓前重新组合在一起的模样。”为高波拍摄纪录片《黑色历史》的法国导演阿兰·福莱歇（Alain Fleischer）曾写道：“事实上，只需听听他聊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童年与他那个不幸的家庭，到之后艺术逐渐成为了他的天命，成为艺术家这个命运也就成为了他的生命所需，而并非是某种职业的选择。”在拍摄的访谈中, 高波隐约透露他早逝的母亲自杀前曾对他说过：“你将来要好好地去与身边的相处，怨恨就全留给我吧！”说到这里，他情绪极为激动地又接着说自己做艺术只是为了能更热爱生活。

▲ “献给我的母亲“”展厅现场，摄影：孟娟

在“献给我的母亲”展厅中，我们在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角落看到了《源》这个作品：这座由棉花、木头、血、照片组成的坟冢，便是为了祭奠高波儿时那一晴天霹雳情感撕裂的时刻，从墙上留下的句子中还能体会出高波创作时内心情绪的跌宕，他最开始写下：“我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了我们。”之后又把“很早”划去了，重新写成“我的母亲太早就离开了我们”。

▲ 高波《源》，在“献给我的母亲“”展厅现场，摄影：马晓春 ©BoSTUDIO 作者工作室提供

时隔多年的情感终于在创作中爆发了。《源》就像一座祭台，展厅内所有的作品一起为高波完成了这支奏给他自己与母亲的葬歌：他用带血迹的木板，动物骨头，带血的被医用绷带包扎起来的干树枝完成了一次疯狂创作的情感宣泄。高波的作品总是给人带来一种痛苦的共感，这种痛苦与阴霾在他创作生涯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无可避免。

▲ 高波《献给我的母亲》2011-2015年，摄影：马晓春 ©BoSTUDIO 作者工作室提供

在接受《艺术新闻》采访时，高波这样表述这种痛苦：“我觉得有很多悲伤都白白浪费了，有很多悲伤没有产生悲伤的价值。实际上我的悲伤是几层意义的悲伤。一层是美学的。我记得法国作家让·热内（Jean Genet）曾经说过，美皆源于伤痛。这就能很好诠释我说的美学意义的悲伤。第二层是个人层面的悲伤，这个都大同小异。第三层悲伤，我觉得是对这个世界的悲伤。”当谈到这么多年来，他的作品为什么一直游离在黑白之间的时候，高波说：“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其实想做一个了结。”

界限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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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西藏系列的“纯摄影”作品到后来逐渐尝试装置作品，在原有作品基础上进行干预与重塑等创作，其实都是高波这些年来对摄影媒介的界限与艺术多元化表达的探索。他的许多作品都体现了他个人对主观设定界限的不满与勇敢冲破界限的愿望。不管是宗教的、地域的、性别的、摄影的、艺术的、生死的、自我的何种界限，高波都不乐于看到，他不接受人们自己筑起城墙壁垒用界限将事物的可能性隔断开来。他说自己在做所谓作品的时候，很难成为某一类型或者某一风格的艺术家，有一个词叫做“L’oeuvretotale”（道达尔艺术）应该能比较贴切地表达他进行艺术创作的初衷。界限在哪里，局限就在哪里。为什么要看到自己的局限呢？应该看到自己更多的可能性，甚至挖掘所有的可能性。

▲ 高波《献给蕃巴》 ，图片来源：©BoSTUDIO 作者工作室提供

高波开玩笑说：“我就是一只小白鼠，一个试验品。总得有人来做小白鼠嘛。”接着又非常严肃地继续说：“很多时候我看不到人有太大的进步。我们有这么多思想家，我们为什么做艺术，这一切，实际上就是想让人类进步，文明开化。但是我觉得人从某种意义上，是拒绝的。为什么我们不向着一个更远的方向走？为什么人们老是纠结在国家的政治问题上？你看我放在博物馆入口的这个词。（指艺术家在博物馆入口处外墙上放置的一个装置作品，作品将 Imagination 整个词分离成 Image 与 nation 两部分呈现在两端）很多人不理解我这个意思。我不希望他们带着一个 Image de la nation（对一个国家的印象）来看这个展览，而是带着 Imagination（想象力）来看我这个所谓中国艺术家做的展览。这个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政治问题我并不想听，对于我来说国家的边界是不存在的，我不会分什么中国，欧洲，东方，西方，现代，古代，这些界限都是人们自己筑造的，应该打破。”

▲ 高波《箴言石》2009年，图片来源：©BoSTUDIO 作者工作室提供

“我做的所有作品，这个展览，都是希望能打破这些限制。但许多人不懂，他们都来问我关于西藏的问题，宗教的问题，他们看不到我想表达的。我们应该打破限制，消除界限，自由而独立，否则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清净的。”（撰文／王璐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