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由国际艺术史学会（CIHA）、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The World Congress of Art History）将于9月16日至20日期间召开。该大会自1873年起每4年召开一次，每届围绕一个主题分设多个会场，各国学者受邀共同参与。大会通过对当时代艺术史研究领域中相关学术资源与成果的整合，沟通领域内的重要时代性问题。此次是这一具有悠久历史的国际性大会首次更名后的第一次召开，同时也是其143年的举办历史中，首次将场地转移到了“非西方”的亚非拉地带，在中国发生。

▲ 第三十四届世界艺术史大会新闻发布会现场，从左至右依次为：秦建平、郑岩、邵大箴、范迪安、李岩松、朱青生、岳浩琼，摄影：应非儿

此次大会的主题为“TERMS”（概念：不同历史和不同文化中的艺术和艺术史），会议官方语言为英文和中文。会场分别设置在中央美术学院与北京大学，涵盖21个分会场艺术史学者的成果分享、3场外邀学者的跨学科主题演讲，以及两场特展（分别是由中央美院美术馆策划的考古特展“破碎与聚合：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及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书画特展“故宫藏历代书画展”）。此外，配合本次大会的12分会场还有北京林业大学合作举办的园林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杭州中国美院配合4、17、21分会场举办的工作坊。同时，大会内容将由央视书画频道全程录制播放，大会结束后与会学者论文将全文集结出版。

▲ 考古特展“破碎与聚合：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海报，图片来源：CIHA 2016

自1873年第一届维也纳国际艺术史大会（International Art History Congress）起，大会的主办地点始终辗转于奥地利、德国、荷兰、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直至1961年第20届大会，大会的主办会场从欧洲迁直美国纽约。这一转折随之伴随了60年代欧洲对近东地区研究的升温、70年代美国东方学概念的学术化，而仅以欧美地区为主要参与国的艺术史大会，也由内部产生了对“国际”（International）这一概念的反思，乃至于最终的更名。

该反思一方面体现在对自身“西方中心”姿态的反省，“国际大会”往往将未被纳入的非西方地区弱化为民族志的、习俗性的，乃至边缘化的。另一方面，“国际”本意重在国与国的关系，这种以“国”为单位的渗透交流方式，与全球化时代之前的欧洲内部互动模式更为贴切。如奠定美术史风格方法论的泛德语地区，其中奥地利、德国即艺术史大会早期的重要举办国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法国之间的学者，通晓对方国家的语言，均可以在材料上互通有无、在交流上穿梭无碍、在国家实力与身份上等量齐观。

然而，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单纯国别的身份代言显然既有普适性又有局限。因而，在2000年之后，伴随冷战后艺术观念的迭代更新，艺术史大会也提出了“从国际走向全球”（From International to Globalization）的理念，大会筹办组织便有意将亚洲及非洲等地区纳入到大会谱系中，通过多元的身份融合与视角开拓，更新艺术史大会的成员架构。

▲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青生回顾中国申办世界艺术史大会历程，图片来源：CIHA 2016

自2005年起，以中央美术学院邵大箴教授、时任中国美术馆馆长的范迪安为代表的中国艺术史界，开始与国际艺术史学会建立接触，通过申请会员国、争取主办权、在中国艺术史界推动学术与行政准备、部署具体的筹办方案及各层工作，直至2016年5月获得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最终将大会的举办落实。从而，这一活动成为了艺术史领域中，由民间外交推动国家层面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行为。

▲ 范迪安谈本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举办的意义，图片来源：中央美术学院

而在举办的基准原则方面，现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范迪安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中强调：“中方在申请大会举办的同时，也努力将大会的定名从‘国际’改到‘世界’，这也从文化观念上将大会推向了一个更正确的方向。在文化视野上，从国别提升到世界，更加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学术方向，这一个词语的变更也是有时代文化特征的术语革新”。

而作为首届亚洲举办国，中国此次的宗旨，重在讨论不同文化、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史，乃至注重将边缘地区、战乱地带以及相对不发达国家的文化艺术研究状况，也纳入到本次的世界视野中，为艺术史的世界地图点亮更多的角落、挖掘更多传统和叙述方式。

▲ 邵大箴从美术史研究角度介绍本次世界艺术史大会，图片来源：中央美术学院

▲ 郑岩介绍“青州龙兴寺古代佛教造像”展览，摄影：应非儿

在面对中国美术史自身的讲述方面，来自中央美术学院、作为中方筹委会主任的邵大箴教授以及作为大会学术代表的郑岩教授，分别从美术史研究以及本次大会的考古特展实例方面展现了筹备组对此做出的努力，突出了在已有的编年、风格形式、结构主义、人类学等等西方研究分类及语词概括外，可能开启的、更“服一方水土”的探索方式与学科思考。

或许，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已是老调，然而在现代艺术史写作过程中，语词的甄选、术语的定义、视觉分析的侧重点，乃至写作发表语言的使用等等实际问题的实施，仍然笼罩在学科“老大哥”的体系捆绑中，或是裹挟在其他文化资本的博弈中无法被足够重视。此次，以国家层面参与对这一普遍时代性问题的思考，正如朱青生在接受《艺术新闻》采访时所说：“中国正是借助了世界的潮流，将世界的联结推向更多的可能性。”（撰文／应非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