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上海收藏家刘益谦在最近的一份声明中，对一则江因风在网上流传的《2.8亿鸡缸杯背后的合法洗钱》文章进行反击。从刘益谦今年春拍在香港苏富比购得这件价值连城的鸡缸杯，再回溯至苏轼《功甫帖》的真伪之争，刘益谦一直处于争议的漩涡中。
围绕着收藏圈的这些真真假假、是是非非，刘益谦前后发表的6次声明有“辩论”，也有“恩怨”。《艺术新闻》从“鸡缸杯”到《功甫帖》，梳理刘益谦都是为何而声明？这些声明串联起了这一年中艺术市场最轰动的事件。真伪也好，争议也罢，它们都将会成为中国收藏史上的重要痕迹。
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及中国瓷器及工艺品部国际主管仇国仕与刘益谦交接鸡缸杯
关于鸡缸杯收藏动机的声明
时间：
2014年7月29日
事件回溯：
刷卡24次，总价2.8124亿港元。刘益谦在香港苏富比高调付款于今年春拍竞得的这只“明成化鸡缸杯”。随即，争议不断。近日，一则《2.8亿鸡缸杯背后的合法洗钱》的文章在网上流传，这位署名为“江因风”的作者以极其尖锐的词汇“揭露”艺术市场如何“炒高文物艺术品来凭空掠夺财富”。
声明目的：
为了说明自己的收藏动机，对于江因风的言论，刘益谦表示一定会追究：“诽谤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声明内容：
近期，有署名’江因风’者借网络平台，发表’2.8亿鸡缸杯背后的合法洗钱’一文，文理粗陋。该文诬称本人在艺术品市制造’天价假拍’,公然诋毁本人声誉，涉嫌诽谤。本人已委托上海泰吉律师事务所肖国兴律师追查并通过司法途径追究刑责。特此声明，以正视听。刘益谦
关于《功甫帖》真伪之争的声明
2013年9月19日，上海收藏家刘益谦从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以822.9万美元购得苏轼《功甫帖》，图为《功甫帖》于龙美术馆（西岸馆）的展览现场
时间：
2013年12月23日
事件回溯：
2013年9月19日，上海收藏家刘益谦从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成交价竞得苏轼《功甫帖》。直至2013年12月21日，据上海《新民晚报》报道：“近日，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透露，经过他们鉴定与考证，收藏家刘益谦于纽约苏富比所购得的苏轼《功甫帖》为’双钩廓填’伪本。”而苏富比却坚称《功甫帖》为宋代诗人苏东坡的作品。
声明目的：
面对上博的质疑与苏富比的坚持，刘益谦第一次声明称：关于《功甫帖》真伪的问题，在结论得出之前，作为买家，刘益谦愿意保持中立。
声明内容：
首先，我要感谢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的学术团队能够群策群力、集合老少研究员共同的学术力量，并且代表上海博物馆这样备受世人瞩目的博物馆的官方组织，如此关注一个私人收藏家的收藏行为。不仅先在大众媒体发表粗放的研究结论，激发广大民众的热切关注，并且还有详尽的学术文章有待公布，引起相关人士的无限期待。对我这样一个从事中国书画收藏二十余年的藏家来说，真是受宠若惊。在我以往的概念中，官方博物馆的从业人员由于受文物法等相关法律的约束，是不能随意对艺术市场的交易和艺术品发表有针对性的评判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认识钟银兰和单国霖两位研究员多年而从未向他们请教某件具体拍品优劣的原因，怕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今他们以官方的名义对《功甫帖》的真伪发出强大的集体声音，这不仅可以使我个人避免可能的损失，而且对整个艺术市场而言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意味着以上海博物馆为代表的官方权威机构将为艺术品市场保驾护航、指引方向。这样一来，广大收藏家就不必有赝品伪作的担忧了，艺术市场也必将越来越纯净。我二十余年来的谨小慎微就此可以放心大胆了。
其次，我还要感谢上海博物馆对我创办的龙美术馆的爱护和关心。龙美术馆(浦东馆)开馆一年以来，无论是举办的十余个展览，还是开展的多次学术活动，均受到了广大市民和相关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这是因为我严格地执行了把收藏行为和美术馆分开的原则。我的所有收藏品，只有经过专家的严格挑选才有可能进入美术馆的馆藏体系，那些艺术价值不高的、重复的作品均不能纳入。为此美术馆还组织了专家顾问团队，专门负责作品的挑选和展览的学术把控，单国霖先生就是学术顾问团的成员之一。因为同是公益艺术机构，我认为邀请单国霖先生担任学术顾问是合适的，事实证明他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由他担任学术主持的开馆大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创办的龙美术馆(西岸馆)定于明年三月开馆，购买《功甫帖》之时，考虑到这件作品的重要性，以及张葱玉、徐邦达等前辈专家对此作品的一致肯定，确实是准备在开馆时展出的，我个人也觉得学术顾问对此不会有异议。现在上海博物馆的学术团队认为此帖是摹本，并且上升到了“美术馆展览伪作”的高度，这对我和龙美术馆是无疑是莫大的鞭策。或许以上海博物馆这样强大的学术实力，可能从未展出过伪作，也从未花巨资购入过赝品，但是对龙美术馆这样成立仅一年的美术馆而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我不认为这是像某些人对我说的是以大欺小，我更愿意看作这是国家大博物馆对私立小美术馆的善意扶持。
最后，关于《功甫帖》真伪的问题，还有待苏富比方面组织的专家论证，并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意见得出结论。在结论得出之前，作为买家我个人愿意保持中立。但是上海博物馆的学术团队对《功甫帖》的研究方式确实也让我大开眼界的，仅凭与拓本的比较就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并且连翁方纲的题跋也认为是伪作。如果说宋代的作品存在争议是较为正常的话，那么把翁方纲这样的晚近人物的题款判为伪作，应该是有极具说服力的铁证的。因此我期盼上海博物馆的学术文章尽快面世，以解困惑，相信这也是相关专家和广大民众翘首以盼的。而对上海博物馆在《功甫帖》上所投入的劳师动众的学术力量，我仍然只有感谢。
与上博关于《功甫帖》真伪之争的声明
时间：
2013年12月26日
事件回溯：
《功甫帖》事件发生后，引起海内外众多媒体关注，部分媒体的立场偏向上博的质疑。
声明目的：
刘益谦再次发表声明，抛出三大困惑求教于上海博物馆。相对前一份声明，这份声明火药味显然更浓。声明中，刘益谦不仅代表他的鉴定团队对上海博物馆的鉴定方法提出质疑，还代表龙美术馆向上海博物馆发难。甚至还指出1999年，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傅抱石金刚坡时期作品特展”中40余件作品皆为伪造品； 2003年，上海博物馆耗资450万美元公款购得的《淳化阁帖》在学术界引起争议。
声明内容：
我的困扰与求教
12月23日，我对《功甫帖》事件发表公开声明，原本是想敦促上海博物馆方面早日公布相关的学术报告，让事件回归正常的学术讨论，而非停留在于事无补的街谈巷议。始料未及的是，包括中央电视台、《华尔街日报》在内的海内外多家媒体纷纷要求对我进行采访，就此事件发表进一步的看法。由于上博迟迟不肯公布正式的学术报告，以钟银兰为代表的上博书画部在《新民晚报》抛出结论性的观点后，也未就此事发出任何公开的声音，因此，作为单纯的买家，我面对媒体的热情关注和相关领导、朋友的热切询问，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为此，我觉得有必要就我目前所面临的困扰求教于事件的挑起方上海博物馆，期望尽快得到具体的答复，同时也算是对媒体朋友和关心此事的民众再一次表明我的心迹和立场。
首先，我想要请教上海博物馆的是，你们没有选择在专业的研究刊物发表研究成果的学术争鸣的常规做法，而是先在《新民晚报》这样的大众媒体以官方的名义发布结论性的观点，是由于《功甫帖》真伪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出学术规范和学术尊严的价值，需要你们集体展现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了吗？如果真是这样，为何不在我出于国宝回归的热忱于中秋之夜与各国大收藏家激烈争夺而最终拍得《功甫帖》之初就表明你们的观点？或者在我们以激动的心情以电视媒体向广大民众表示《功甫帖》将在龙美术馆(西岸馆)的开馆展展出之时就提出你们的结论？这样一来，我个人避免可能的经济和名誉损失事小，国家也不必为《功甫帖》的合理回归动员宝贵的保税资源，同时热爱传统文化的广大民众也不必为此可能满怀期待地空欢喜一场。从竞拍成功到成功回归，其间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你们对《功甫帖》的鉴定结论又是如此的简单且毋庸置疑，或许作为一个民间收藏家，上博这样一个学术权威机构对我没有预先提醒和事后帮助的义务，但是你们在挑起争议之后又不肯拿出详尽的学术报告，对关注此事的广大民众和同样从事文博事业的专家学者而言，是不是过于草率从事了？
其次，对于上博的鉴定结论和目前所见的论据，我个人虽然也充满疑惑，但我毕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加上买家的特殊身份，也不便对此发表评论。我从事中国书画收藏二十余年，投入的精力和体会的甘苦，固然不足与外人道，但仅资金一项也有数十亿之多，也收藏到了一些学术界公认的至宋代以来的重要书画作品，这主要归功于我的鉴定团队的出谋划策，他们中间既有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教授，也有曾经从事过文博行业的老一辈专家顾问，还有在艺术市场上拼搏多年的鉴赏好手。《功甫帖》事件出来以后，他们在惊讶的同时，也表示本着学术争鸣的原则，愿意倾听一切学术上的不同意见。由于未能等到上博的进一步说法，他们委托我向以钟银兰为代表的上博书画部求教几个具体的疑问：
一、“双勾填墨”对古代书法作伪而言并非难以识别的高级手段，为何张葱玉、徐邦达等老一辈过手此帖的专家没有提出这一疑点，反而判为真迹？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经手此帖的苏富比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士也没有看出端倪，而上博的专家团队仅凭与拓本的主观比对就能得出摹本无疑的结论，是上博的学术团队在古代书画的鉴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果吗？可否与大家分享这一成果呢？
二、原帖翁方纲的题跋，原本是最无争议的部分，现在也被判为伪作，证据何在？可以说所有关注此事的相关专业人士对此都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期待上博学术团队传道受业解惑。
三、日前，有“知情人士”爆料，此帖早年曾出现在上博，后又由上博流出。这一复杂的来由，与上博官方的这次匆匆表态有无关联？作为国家的公共文化机构，或许上海博物馆有说明原因、以正视听的义务吧？
与此同时，我创办的龙美术馆在这次事件中也受到了无端的牵连。
龙美术馆原本是我投资创办的公益性艺术机构，且不用说在前期建设上投入的大量资金，即便是维持它的正常运转，也需要可观的运营成本。好在自龙美术馆成立以来，得到了文化部、上海市、浦东新区、徐汇区政府和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我才有信心把私立美术馆作为百年大计运营下去，为爱好艺术的民众服务。这次龙美术馆对外表态将要展出《功甫帖》，只是出于与大家分享古代艺术瑰宝的美好初衷，而上博将其定性为“美术馆展出伪作”，这使龙美术馆也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在如何排除舆论干扰，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方面，上海博物馆是有较为丰富的经验的。因此，龙美术馆管理方也委托我向上博方面请教：一、1999年，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傅抱石金刚坡时期作品特展”，所展出的全部四十余件作品皆被专家学者和画家后人指证为伪造品，你们是如何向民众做出解释，并顺利度过信誉危机的？二、2003年，上海博物馆耗资450万美元公款，以当时中国书画作品的最高价格在海外收购四卷《淳化阁帖》，在学术界引起争议，你们除了将宋代原版“祖帖”的说法改称“最善本”，又是如何说服官方和民众，这笔公款收购完全是物有所值的？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民营美术馆这种新生事物是一种十分脆弱的存在，除了国家政策的护持，也离不开国营同行老大哥的帮助，还望上博不吝赐教，帮助龙美术馆这个小兄弟健康成长。
最后，我还是要感谢在这一事件中，保持公正立场、心怀善意的所有媒体朋友和各界人士。我个人的委屈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客观还原《功甫帖》以本来面目，共同营造并努力维护传承中华文明的良好氛围。希望上海博物馆本着国家公益文化机构的社会责任感有以教我。
对于上博判定《功甫帖》为伪作的声明
时间：
2014年1月2日
事件回溯：
2014年1月2日，上博三位专家在《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上发表的专业论文详解苏富比拍卖的《功甫帖》系伪作后。
声明目的：
对于上博的质疑，刘益谦立马站出来回应。
声明内容：
回归学术 回归理性
在2014年的元旦，终于等来了2013年12月21日《新民晚报》公开质疑《功甫帖》时声称的“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即将公布”的“研究成果”。当时“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以官方的口吻一致判定《功甫帖》为“道光四年(1820)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的“双钩填墨”的“伪本”，并且认为《功甫帖》的回归“将为日后的文物回流工作埋下无穷后患”，而此帖如果公开展示则会“惑人耳目，贻笑后人”。这种居高临下的官方姿态和毋庸置疑的训诫语气，不仅让我这个纯粹的买家第一次体验到了官方大博物馆对一个民间藏家突如其来的关心与教导，受宠若惊之余，不免无所适从;也让各路媒体惊诧于公共博物馆对艺术市场前所未有的耳提面命，进而纷纷跟进报道;同时业内的专家学者也因此产生了疑惑，为何以学术权威自居的上海博物馆没有按照学术规范先发表严谨的学术论文，而是在大众媒体急不可耐地抛出结论性观点，于是无不想探明其中原委;尤其是喜爱传统文化的广大民众，被上海博物馆举全馆之学术力量研究《功甫帖》的热情所吸引，一时间成了街谈巷议和网络传播的热点。由于上海博物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从未就此事件做出过任何官方表态，以上各界人士便把关切与关注集中倾泻在我的身上，使我倍感压力。疲于应对的同时，我先后发表了两份声明，敦促上海博物馆尽快公布学术报告，呼吁让《功甫帖》的争论回归正常的学术层面。出乎意料的是，在千呼万唤之后，2014年1月1日《中国文物报》刊登的“研究成果”却是以三位研究员的个人名义发表的，而且是观点不尽相同、内容相互矛盾的两篇文章。由尽人皆知的官方表态转变为煞有介事的个人论文，且不管是上博高深莫测的应对策略，还是研究员们自作主张之后的往回找补，无论如何，“研究成果”终于面世了。对此，我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不无担忧。
我感到欣慰的是，《中国文物报》的“研究成果”虽然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的，但文章的标题、行文语气、表达方式都符合正常学术论文的规范。我不禁要想：如果当时这三位研究员是先在专业报刊发表这两篇文章，然后再引起相关方面和大众媒体的关注，那么事件的进展就不会如此波谲云诡，也不会给我个人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既然是学术中人，就应该遵守学术规范。从这两篇文章来看，单国霖研究员认为“安崎著录的可能即是此墨迹”，也就是主张《功甫帖》是清初以前的仿本;而钟银兰、凌利中研究员则坚持此帖是清末依据石刻拓本“双钩填墨”的观点。这两种观点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也是需要进行完全不同层面的学术论证的。可见在“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内部对此也存在不同的学术主张，这或许才是正常的学术争论：水平有高低、眼界有高下、功力有深浅，只要是心平气和的表达，就不会引起误读与误解。这三位研究员其中两位是已经退休的老资格研究员，一位是身为“书画研究部”副主任的少壮研究员，他们以个人名义亮出了他们的底牌，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代表上博书画方面的研究水平，至少文章是不能欺世的，接下来我所要做的就是等待苏富比方面的学术论证，并结合其他相关专家的学术观点，得出综合的评判。我相信，在这个领域并不缺乏真正高水平的明眼人，会出于学术的公心发表公正的、严谨的、详细的言论，我期待着。从我自身的角度而言，既然最终的“研究成果”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的，那么我宁愿相信当初《新民晚报》的报道也并非出于官方的意愿，尽管在此期间有很多人士提醒我说：这次上博之所以作此非常之举，背后另有隐情，我和《功甫帖》属于“躺着中枪”。我却仍然相信一个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国立博物馆器局不会如此狭小，不会如此不爱惜羽毛，更不会以打击一个民间藏家和一个新生民营美术馆的代价来达到其他难以言说的目的。
因此，我想说的是：上博的三位研究员，不顾个人的职务身份可能带来的误解，在自身的学术观点都未能统一的前提下，就在大众媒体上以官方名义发表最简单粗暴的“双钩填墨”结论，这不仅会给你们供职的上海博物馆带来名誉的损害，更是有依仗职务便利博取眼球的嫌疑，同时也误导了热心传统文化的广大民众，使他们形成了先入为主的观念，难道不是一种“惑人耳目”行为吗?这绝非“恪守职业道德”的“公共博物馆的研究馆员”所能做的和敢做的。至于你们这种只图一时之快的贸然行为对我本人所带来的伤害，经历了这个岁末的纷扰，我已身心俱疲，其中的压力和委屈难以言表，因此我保留通过各种(包括法律)途径追究责任的权力。让原本应该以学术方法辨析的疑义回归学术，让原本应该以理性方式解决的问题回归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打着学术旗号的动机不纯的行为可以被原谅，否则会给我们的文化生态造成更大的伤害。
关于朱绍良公开表态的回应
时间：
2014年1月9日
事件回溯：
2014年1月6日，《功甫帖》事件再起波澜。曾在刘益谦欲竞投《功甫帖》时提出购买建议的收藏家朱绍良的微博公开表示，如刘益谦放弃，自己希望购藏《功甫帖》。
声明目的：
2014年1月9日早上，面对朱绍良的公开表态，刘益谦第四度公开声明。
声明内容：
本人就朱绍良先生三日前声明回复如下：
1、上博研究员关于苏轼《功甫帖》研究文章，引发一场波及海内外的争论。面对真赝考辨与毁誉纷争，凡热爱中国古代艺术的收蔵家皆会陷于异常困惑与艰难的选择。有鉴于此，本人对朱绍良先生在声明中表述的勇气和立场，深为钦佩。
2、目前关于苏轼《功甫帖》争论正处方兴之期，轻言放弃尚早。本人期望并相信这场前所罕有的真赝论辩，最终将毫无悬疑地接近历史真相。
3、感谢朱绍良先生在本人竞买苏轼《功甫帖》过程中，遍阅典籍，直抒己见，并再次恳请朱绍良先生将胸藏之学，公布于世。道不远人，进退以礼，是为声明。
关于与杨丹霞微博口水战的回应
时间：
2014年5月29日
事件回溯：
在《功甫帖》正式入藏龙美术馆后，争议似乎就要接近尾声。4月22日，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季涛又因“名誉损害”状告故宫博物馆书画部研究院杨丹霞。据季涛称，杨丹霞利用新浪微博ID“Mr让阿让”在关于“功甫帖事件”中，多次在网上发表言论中伤他及其他学者。
声明目的：
刘益谦之所以于5月29日再度发表声明，一是在《功甫帖》事件时作为男一号难以回避，二是刘益谦也在“Mr让阿让”的微博中“中枪”。
声明内容：
我所知道的杨丹霞
季涛先生状告杨丹霞女士一案，原本是两位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与外人无关。得知此事以后，我也在微信等自媒体上对季涛先生的行为表示了赞赏，因为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表里不一的行径，人前道貌岸然，人后恶言诽谤，更何况是穿个马甲来骂人。
其实，在此之前，北京的朋友猜测微博上的“Mr让阿让”就是杨丹霞女士时，我是不相信的，虽然我与杨女士并无深交。说起来认识她也有十几年了，基本上碰面都是在与拍卖有关的场合，她总是跟随在一些拍卖行老总及收藏家的身后，像是在推销书画，我以为她是掮客或画贩子之流，故而从未深谈。直到2012年底，我的第一家美术馆即将开幕，在拟定邀请嘉宾名单时，一位朋友建议我邀请杨丹霞，说她是故宫博物院的副研究员，我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后来几位艺术市场的资深人士告诉我，多年来她一直为几家拍卖机构“看东西”，还是中规中矩的，因此我很难相信微博上那些恶毒阴鸷的言论出于其口。现在杨女士发表了“对于化名Mr让阿让发表微博的说明”，除了对自己匿名骂人行为百般辩解，还把主要原因归罪于《功甫帖》之争，对我本人也多有不实之辞，因而我有必要出来说几句。
我曾经说过，在购买《功甫帖》之前我是做足功课的，咨询了比较多的专家，包括民间的、市场的，也包括博物馆和学院系统的专家，但不包括上海博物馆的钟银兰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杨丹霞，原因是我与她们不熟。颜明先生出于个人恩怨，事前千方百计想促使流拍，事后一门心思想劝我退货。由于我清楚他的动机和目的，所以对来自他的意见并不十分计较，更不会委托他去询问博物馆专家的意见。颜明与钟银兰和杨丹霞两位女士素来交好，他所说的博物馆专家不看好，想必就是指这两位女士。
《功甫帖》引起争议之初，说实话，我是很迷茫的，为什么上博专家要以非学术的方式挑起争端？为什么一件流传有序著录累累的作品会被别有用心者说成是“双勾廓填”的初级伪作？难道我此前咨询的专家都是睁眼瞎？难道全世界和我争夺这件作品的收藏家都是冤大头？因此，一方面除了发表声明呼吁让争论回归学术回归理性，以便对《功甫帖》有客观公正的判断；另一方面我也期望此前没有看过《功甫帖》原作的专家能够仔细研究一下原作，给我具体的建议。这时候，北京的一位老朋友向我推荐了杨丹霞女士，并给了我她的电话号码。我给杨丹霞打电话，问她对《功甫帖》的看法，她说不看好，问她问什么不看好，她又说不出具体的理由，只是劝我退货。我说我已经请故宫的权威老专家看过原作了，他认为是真迹，想请她也看看原作，哪怕她同意上博专家的“双勾廓填”说，也可以写文章说明为什么是“双勾廓填”。她说不看原作，又说以前没有对《功甫帖》发表意见，以后也不发表意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反复说上博“钟老师”还是有眼光的，她自己看画也很有经验。还一再强调广东东莞旗峰山博物馆聘请她做鉴定顾问，每月给她五万元鉴定费(后来旗峰山博物馆的负责人向我证实了此事，说杨女士有了高额顾问费，还找他们报销其他费用)。我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无法接茬，又不能挂电话，只好听其絮叨。
其实在当时的情境下，我最想听到看到的是专家学者对《功甫帖》真正的学术性评判，因为我毕竟掌握着退货的主动权。没想到，一南一北两大博物馆的两位女专家都是“不看原作”的做派，尤其是上博专家所谓的学术论文更是漏洞百出，无法令人信服。与此相反，后来一些仔细看过原作的博物馆专家都给予了肯定的意见，并详细说明了理由；同时，大量的专家学者发表了严肃认真的学术论文，对《功甫帖》的真伪给出了心平气和的结论。正是这些不带成见的研究成果使我坚定了对《功甫帖》的信心，做出了不退货的决定。至于说我是因为政府特批保税入关和面子问题而死撑不肯退货的，恐怕是不了解政府的保税区政策，也不了解我的作风。《功甫帖》完全是依据国家保税区相关政策入关的，我们也是履行了正常的法律程序才得以借展的。将来我新近购买的成化鸡缸杯也将通过这一方式与广大爱好者见面。我怎么会因为计较正常的入关程序问题而去丢买低级假货这个更大的面子？还有一些不明就里的人认为是我与苏富比公司一起联合炒作，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是无意低估就是有意践踏苏富比这样的百年企业的商业信誉。至于我作为一名民间收藏家和两家大型私立美术馆创办人的认识水平和公益热情，大家可以随便评判，只要不像杨丹霞女士那样反复无常，处处以专家学者的身份示人，背后注册一个马甲来骂街。
“Mr让阿让”的微博中，对我的讥讽和谩骂并不比对季涛先生的少，在此我也不想引用她的原话，大家可以去她的微博阅读，如果她没有删改的话。人民法院受理了季涛先生的诉状，说明季先生已经做了完备的取证工作，相信法院会做出公正的裁决。我只想再就杨丹霞女士的声明中的几个观点说说我的看法。
杨女士认为季涛、朱绍良等人对钟银兰、凌利中的反驳文章是对官方博物馆的污蔑，尤其是指出《功甫帖》曾被上博收藏，更是抹黑上博。首先，且不论钟、凌二人后来一再解释他们的观点并不代表上博官方，即便是博物馆的官方论断，难道就不允许反驳吗？政府制定重大政策都要反复征询意见，有错必改，难道博物馆比人民政府还牛逼？其次，按照杨女士的逻辑，真正抹黑上博的是徐邦达先生，因为他在1992年第2期《故宫博物院院刊》上明明白白地说：“……苏书《功甫帖》、米芾书《恶札帖》，现藏上海博物馆，皆真迹无疑。”这可是是杨女士所在单位出版的权威学术刊物，为何当时和事后都未见有上博的人出来反驳徐先生的观点？难道号称人才济济且自律清廉的博物馆系统的名声，要靠杨女士通过网络匿名谩骂才能保住贞节？何况据我所知，这些年来，杨女士与市场的关系恐怕也是难以撇清的。
杨女士将个别人把《功甫帖》判假，上升为博物馆界的“共识”，这未免太托大了。中国不是只有上博和故宫两家博物馆，这两家博物馆也不只有钟银兰和杨丹霞两位专家。一些比杨丹霞女士资历更深的专家也以不同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功甫帖》认同，但是他们并不愿意公开发言，这一方面是像马未都先生说的，他们不愿意以国家公器压人，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与市场走得太近。这样有学者风范的专家，我打心眼里尊重他们。另外，也不得不承认，现在博物馆系统内真正研究北宋书法并卓有建树的专家的确不多，大部分专家保持在非研究领域绝不妄自轻言的传统、爱惜羽毛，这也是值得尊敬的做法。难道他们的“共识”也要让一个匿名在网络上信口雌黄的人来代表么？
杨女士在声明中一再强调她注册“Mr让阿让”微博的原因是与我有不对《功甫帖》发表评论的所谓约定，因此想以化名微博来表达观点，但我们看到的是，在她的微博中，除了冷嘲热讽和谩骂诽谤，并无任何对《功甫帖》的理性文字。我与她数年的点头之交，包括关于《功甫帖》的那一通电话都是客客气气的，可是她凡是见到有关《功甫帖》和我的媒体消息，必然在微博里第一时间引用，并配以恶毒的称呼与文字。其间有知情人指出“Mr让阿让”就是杨丹霞时，她在朋友圈内极力否认，为了自证清白，还施出苦肉计，编了一条微博说杨丹霞与市场关系密切，甚至不惜诋毁故宫老专家傅熹年先生的名声，而且还装模作样地@了我。如此一边肆无忌惮地匿名骂人，一边处心积虑地避免真相暴露，这需要多么大的仇恨和多么分裂的人格才能支撑她这么做下去啊。尤其可笑的是，事情败露以后，她居然还能引用毛泽东和鲁迅的论战文字来为自己辩解。一个研究古代书画的专家学者，把心思和智慧都放在了这个上面，我们怎么没有理由担心老先生们为故宫赢得的声誉是否还能发扬光大？这样的人如何还能够大言不惭化身正义女神，代表故宫、代表文博界做出一番义正辞严的宣言，说什么“道德尺度”和“嫉恶如仇”，难道她真的以为可以混淆民众的道德判断水准么？一个以官方身份混迹艺术市场多年的书画掮客声称“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请免”，你们信么？反正我不信。
最为荒唐的是，当面对为何不对《功甫帖》做出学术评判的质问时，杨副研究员抛出了“开门假”的论调。这种欺天下无人的傲慢态度，很难让人相信是出自故宫的专家之口。上博专家钟银兰、凌利中为了证明《功甫帖》是“双勾廓填”，用了近万言的文字。当“双勾廓填”遭到体无完肤的批驳时，他们又用了数万字来改口论证《功甫帖》是所谓的“摹本”。杨女士的一句“开门假”等于把真伪两方都同时绕了进去，既然是连初级书法爱好者都能看出来的假货，那么正反两方花这么多的笔墨来论证，岂不都是傻帽儿？在古玩行、在拍卖行、在私下交流时，“开门假”或许是一种痛快的表达方式，但是在学术论辩时，“开门假”就成了很不严肃的信口开河。杨女士自视甚高，在微博中把所有非博物馆人士的文章都视作没有学术规范的野狐禅。既然穿马甲骂人的事迹已然败露，既然如杨女士所说从此不必在意与我的所谓约定，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期盼杨女士能够以其高超的学术水准做出对《功甫帖》令人信服的学术文章。是“双勾廓填”，还是其他的作伪方法？我们期待着您的高论。这样我们就可以读到除了您的那几篇关于清代艺术的老文章以外的新文字了，也可以学习您对清代以前的书画艺术的高见卓识。如果您还是用一句“开门假”来搪塞，恐怕多年来买进由您掌眼的书画的买家们也难以接受吧？
我曾经在微信中戏称《功甫帖》是一面“照妖镜”，多少人在它面前显出了原形。如今《功甫帖》就静静地挂在龙美术馆西岸馆地下一层专门为他布置的展厅内，四周是这次论辩双方的观点以及历代著录文字和实物的陈列，还有高清放大图片的展示。通过这次论辩，虽然我心中对《功甫帖》已有了明确的判断，但是我仍然希望这个展览是客观冷静的。无论持何种观点、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业余爱好者，都可以来看看，其结果是无论是强化你的原有观点，还是改变你的固有判断，我希望都是由衷的，而不是强加的。我期待钟银兰、杨丹霞两位女士能够放下身段，改变不看原作的傲气，也来看看原作，进而写出更有说服力的文字。龙美术馆的员工告诉我，单国霖先生近日独自一人来过龙美术馆，在《功甫帖》面前看了很久。我没有问单先生看后的结论，但是我对他这种严谨又不失大气的作风表示钦佩。在《功甫帖》这面“照妖镜”面前，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照出今人的傲慢与冷漠，而有时候，傲慢比冷漠对文化的伤害还要大，更不用说谩骂与诋毁，尤其是来自传统文化堡垒内部的人躲在暗地里的谩骂与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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