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月启动了耗资1100万美元的廷巴克图(Timbuktu)抢救项目

对全世界的文化遗产来说,2013年又是提心吊胆的一年。阿拉伯之春的混乱和北非地区的动荡,意味着历史遗址和博物馆至今仍要承受战争和劫掠的蹂躏。整个中东和马格里布地区的逊尼派圣祠遭到袭击,埃及马拉维博物馆在8月被盗走1000多件藏品,紧接着的一个月,国际博物馆理事会(Icom)公布了叙利亚濒危文物“红色清单”,都表明对固定和可移动文化遗产的破坏活动已经穷凶极恶。

为改善这一惨况而采取的必要行动,跟抢救任务的艰巨程度比起来显得十分徒劳,因而也就弥足珍贵。例如教科文组织在2月启动了耗资1100万美元的廷巴克图抢救项目,大英图书馆着手完成杰内古城的古代手稿数码化工作。但马里北部还远未逃脱伊斯兰圣像破坏主义者的威胁,近日两名法国记者在该地区被绑架和杀害证明了这一点。

而当地区冲突对文化遗产造成的破坏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时,对遗产保护的态度也变得空前令人担忧起来,并且这种恶化是全球性的。的确有一些新兴经济体因为盯上了游客的钱包,开始对它们的文化历史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这方面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在仰光,那里的殖民时期建筑拆除被叫停,因为人们意识到今后也许能用这张吸引人的“老面孔”挣钱。然而在前苏联地区,疯狂的开发仍在迫使历史遗址给地产商让路——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木屋继续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俄罗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也许圣彼得堡狮子宫变身富丽堂皇的四季酒店是获得了新生,但一处遗迹被拯救的同时,有数之不尽的遗迹正面临着贪婪的商业威胁。莫斯科的博尔孔斯基宅邸纵使有着托尔斯泰这一层关系,也还是没能逃脱被拆的命运。

在西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财政紧缩和新自由派主导的开发模式造成的后果是长期性的。在英国,古建筑保护协会在9月发表的一份报告称,自2006年以来,公共领域的预算削减导致英格兰地方议会聘用的文保官员减少了三分之一。此外官方还宣布将国家保护机构——英国遗产保护局拆分成一个监管附属机构和一个负责古遗址管理的慈善机构——这一举措将进一步拉大文保研究和专业技能与遗址旅游开发之间的距离。

这种在自由市场中用遗产规划制度进行干预的新自由派思想,导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越来越多地成为被批评的目标,因为它反对在伦敦和利物浦从事会影响到世界文化遗址的商业开发。从哥本哈根到里斯本,财政紧缩和不惜代价的商业开发致使博物馆预算遭到持续削减。这点造成的影响在意大利表现得格外明显。其今年公布了一项投资1.05亿美元的“大庞贝计划”,以着手改善这座世界文化遗址令人震惊的保存状况,然而考古遗址至今仍处于危险境地。拉奎拉(L’Aquila)的状况也差不多,地震过去四年后,这座古城的重建工作进展甚微。居民们在今年3月举行了一次“无修复”派对以示讽刺。而在威尼斯,新兴起的巨型游轮继续有恃无恐地冲刷着这座城市的地基。

资金紧缺的教科文组织对此基本上无能为力。看起来,作为二战后和解之根基的公共财产观念,以及由此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产生的遗产保护机构,已经和其他许多“碍手碍脚”的历史遗迹一样被推翻了。因此我们的状况就出现了一种趋同性,我们都将文化遗产摆在不紧要的位置:圣像破坏主义者的行动和冲突的后果;高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时断时续;而在西方,预算的削减和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当道。

不过,同样是在这一年里,土耳其政府一意孤行地要在伊斯坦布尔盖齐公园进行仿奥斯曼风格开发,遭到了抗议者的强烈抵制。莫斯科居民举行示威活动反对拆除历史遗址,目前看来已经成功击退了在教堂周边修建购物中心和地下停车场的计划。

以当前的情势,那些渴望看到一线光明的人,只能从文化遗产的每一次获胜中寻找慰藉了,无论胜利是多么微乎其微。撰文/Robert Bevan 译/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