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银川当代美术馆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民营美术馆发展论坛”现场
银川。9月20日至9月21日，第三届“中国民营美术馆发展论坛”在今年8月新近开幕的银川当代美术馆顺利召开。本届论坛邀请到10位国内外博物馆界的资深管理者及策展人，就“中国民营美术馆的制度建设与专业创新”这一主题，展开分享与探讨。在为期2天的演讲和讨论中，论坛从“民营美术馆的定位与规划”、“民营美术馆在馆际方面的展示和交流”以及“民营美术馆中的学术专业性及文创战略”三个方面切入民营美术馆在现今及未来的发展、生存策略。针对此次论坛所呈现的内容，《艺术新闻》梳理出了三个方面的关键性议题，以期给关注中国民营美术馆发展的读者些许启示。
关键议题一：身份认同与价值根基
▲ 荷兰眼镜蛇现代艺术博物馆总监卡佳·魏特琳（Katja Weitering）
“作为民营美术馆，我们首要必须要有自己核心的身份认同、核心的精神。今天很多民营美术馆举步维艰，我觉得这跟他们没有明确本身的身份定位有着很深的关系。”荷兰眼镜蛇现代艺术博物馆（Cobra Museum of Modern Art）的艺术总监卡佳·魏特琳认为，身份认同的确立是民营美术馆发展及向外拓展的基石，“唯有在外界清楚你的文化内涵、精神内核是什么之后，才会激发公众及投资者的认同。”
成立于1995年的眼镜蛇现代艺术博物馆专注于传播二战后的欧洲先锋艺术群体——“哥布阿艺术家” (the Cobra Artists)的创作，而正是凭借博物馆所构建及传递出的鲜明的“哥布阿精神”（实验性、先锋性的创新精神），不断吸引着公众、策展人、及投资者的支持。当被问及民营美术馆如何开拓筹备资金的通道时，魏特琳再次强调了美术馆建立自身核心身份的重要性，因为“这种身份认同是美术馆形成自己品牌的基础，而品牌精神会吸引文化企业的关注，也为洽谈合作奠定了桥梁。”
▲ 弗莱艺术博物馆（Frye Art Museum）馆长：乔安·伯尼·丹兹克尔（Jo-Anne Birnie Danzker）
在弗莱艺术博物馆馆长乔安·伯尼·丹兹克尔的演讲中，其考察了德国慕尼黑斯塔克别墅博物馆（1938 年开馆）、美国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1939 年开馆，曾名为：非具象绘画博物馆）以及美国西雅图弗莱艺术博物馆（1952年开馆）——三座历史悠久的民营美术馆的历史。丹兹克尔指出了这三座发展至今的民营美术馆，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困境：家族冲突、战争、社会价值观的变化等等，她认为“我们无法预言美术馆的未来”，但民营美术馆需要“有对今日的责任，这种责任在于去建立一种能够指向未来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根基就是学术。”
▲德国贝伦贝格银行艺术咨询部（Berenberg Art Consult）副部长及著名策展人托马斯·柯兰（Thomas Kellein）
德国贝伦贝格银行艺术咨询部副部长及著名策展人托马斯·柯兰同样在演讲中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知识就是创新。”巴塞罗那当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of Barcelona） 前首席策展人、国际博物馆委员会（ICOM）主席巴托梅乌·马力（Bartomeu Marí）也在论坛上向年轻的中国民营美术馆建议道：“美术馆首先应是一个传播知识的平台：它不是一个集合物件的地方，而是集合观念之处。”
关键议题二：馆藏的组织与叙事的建立
▲ 香港M+美术馆高级策展人皮力
民营美术馆在明确了自身的身份构想后，如何去建立起关于这种身份的叙事？香港M+美术馆高级策展人皮力的演讲《M+:比视觉艺术“多一点”》，即就如何通过馆藏去建立美术馆的叙事，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参考。
预计于2018年开放的香港M+美术馆，专注于收藏及呈现20世纪至21世纪的不同纬度的视觉文化（而非仅仅是视觉艺术），与通常的香港美术馆不同，其并非是一个单一性的以民族或国家为叙事的博物馆，而是“将国际叙事和已有的中国本地叙事结合”。皮力在演讲中谈到：“藏品的建立是美术馆内容的核心。”自M+在2012年6月获得了收藏家Ulli Sigg的1510件中国当代艺术藏品（获赠1463件，购买47件）开始，其收藏工作就开始持续进展，目前的藏品数量已达到4000多件，涵盖了视觉艺术(装置、绘画、摄影和雕塑)、建筑、设计(时装、平面和产品设计)、活动影像(电影、录像和电视) 及流行文化（广告和漫画）等不同层面的视觉文化——这也是皮力的演讲主题“比视觉艺术多一点”的意涵。
而如何以这些收藏，去构建起关于视觉文化的叙事？皮力在演讲中以M+馆藏的作品为例，展示了M+是如何基于对媒介流动性的理解，来重构藏品的关系。如曹斐的《RMB City》通常被归结为视觉艺术，杨福东的《竹林七贤》通常被归类为活动影像，而MAP Office的作品则会被认为是偏向“设计”的，然而《RMB City》也可以视作活动影像、MAP Office的作品也可是视觉艺术，《竹林七贤》也无法以影像艺术这样的简单媒介分类去涵盖，皮力认为：“这些藏品不是单向度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不断地被打通、活化，建立起视觉叙事，而这种叙事不是单一的、先行的，而是一个展现大数据时代不同的观演关系的叙事。”M+将在2017年举办的展览“宋怀桂与80年代的中国艺术”即将馆藏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服饰时尚的启蒙者及开拓者宋怀桂的私人皮尔·卡丹服装收藏及私人文献收藏，与谷文达、刘香成、陈幼坚、李翰祥等视觉及影像艺术家的作品构建出一个网状的线索，从一个多元的视觉文化视角展现了看待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方式。
国际博物馆委员会（ICOM）主席巴托梅乌·马力认为：“新生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使命在于建立新型的艺术品和文献收藏机制,它将成为新一代研究人员、叙事者以及史学家建立知识大厦的基石。”东京都现代美术馆馆长长谷川佑子在演讲中亦提到了藏品的作用及其与美术馆个性的关系，她提出：“可以通过委托艺术家创作永久性馆藏的方式，打造独一无二的美术馆印象,这是吸引观众再次踏足的要素之一。”
▲ 苏州诚品Viki Lulu House创始人、创意总监及台北实践大学教授陆蓉之
然而，苏州诚品Viki Lulu House创始人/创意总监、台北实践大学教授陆蓉之则针对中国民营美术馆的特殊性提出了不同的想法，她认为：“西方先有收藏再发展成以收藏和研究为主体的博物馆或美术馆模式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有完善的策展和教育、推广团队，也可以打造出成功的展览。”陆蓉之更倾向于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跨界创新的角度去开展中国民营美术馆的运营。
关键议题三：资源开放与共享
▲ 东京都现代美术馆（the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Tokyo ）馆长长谷川佑子（Yuko Hasegawa）
东京都现代美术馆馆长长谷川佑子在演讲中以“3M”（Man，Money，Materialism）到“3C”（Co-existance，Collective Intelligence，Consciousness）描绘了美术馆从20世纪到21世纪所经历的变化。她认为：“20世纪的价值取向是男性中心的个人主义（Man）、利益驱动（Money）及物质主义（Materialism）的，而现今的21世纪，则朝着一种“共生”的方向发展，社会开始寻求共生（Co-existance）、知识的共同创造（Collective Intelligence），并发生着有意识的转变（Consciousness）。”在长谷川佑子看来，现今的美术馆应当同“3C”的价值观念相呼应，而最大的焦点在于如何从多种角度让美术馆做到“开放”。民营美术馆相比于公立博物馆的灵活度，正使其有着探索这种“开放性”的优势。
在演讲中，长谷川佑子以金泽 21 世纪美术馆为例，展现了“开放的美术馆”的多重面向。这种开放性一方面是观展体验上的，如通过灵活的建筑空间布局让游客可以按照自己步行的习惯路线来决定去哪个展厅；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信息和人的交流,创造出相遇、合作和创造的可能性”，如开辟出专门的公共性空间，用于开展驻地项目、pop-up博物馆商店及设计廊，以介绍当地年轻设计师的作品，还有可能吸引文化企业的合作企划。而与院校、研究所、艺术家工作室及其他艺术中心的合作，也是民营美术馆得以保持持久的生命力的重要方式。
▲ 龙美术馆馆长王薇
龙美术馆馆长王薇的演讲，则具体探讨了民营美术馆开展馆际交流，与他馆进行资源共享、开展合作的重要性。王薇认为：“馆际交流是解决当前民营美术馆资源稀缺的有效途径，能够调动各方的展览及学术力量互相借展，充实展品与展览的结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馆际交流使得展览成本能够被分摊，减少美术馆运营成本的压力，这对民营美术馆来说很重要。”将于2015年10月在龙美术馆（浦东馆）举办的“永生之维—马王堆汉代艺术大展”，即是龙美术馆与湖南省博物馆交换展出的项目，该展览是马王堆汉墓文物在湖南省博物馆以外展出规模最大的一次，不仅共享了学术资源，也使得双方能够分摊策展、运输等支出。而这种馆际合作的方式，带给民营美术馆的不仅是实际资金层面的减压，对刚刚兴起的年轻的中国民营美术馆来说，也是借鉴成熟美术馆的管理经验、充实学术体系的有效途径。
▲ 巴塞罗那当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of Barcelona）前首席策展人、国际博物馆委员会（ICOM）主席巴托梅乌·马力（Bartomeu Marí）
巴塞罗那当代艺术博物馆执行馆长巴托梅乌·马力在主题为《学术研究去了哪里？论当代美术馆文化的民主性》的演讲中，提出了今天的美术馆在学术上应具有的开放视野:“不仅仅是艺术内部的学术，也应当对近来经济、文化的走向，整体社会价值的变迁有所关注。”
▲ 台北当代艺术馆馆长石瑞仁
台北当代艺术馆馆长石瑞仁则介绍了台北当代艺术馆是如何用艺术活化公共空间与社区环境，打破艺术与公众生活的界限。台北当代艺术馆于2001年开馆，其前身为一座建成于1919年的日据时代的小学。由于美术馆的空间有限，台北当代艺术馆并不进行收藏，而是专注于展览，试图通过多元的艺术现场去突破“馆墙的限制”。自2008年开始，美术馆持续地通过布展及邀请艺术家创作的方式活化馆舍空间与周边环境，以带给观众持续的新鲜感；在美术馆外公共空间中举办的展览，也使得周围居民不需要进入美术馆，就能在日常的途经中欣赏到艺术；同时也格外重视能够让公众参与其中的艺术项目。这使得台北当代艺术馆“是台湾最小的美术馆，也是最大的美术馆”。美术馆的这种有内而生的开放性，使得其成为了城市肌理的一部分。
▲ 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Tate Modern)研究策展人李素琼（Sook-Kyung Lee）
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研究策展人李素琼则从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近年来的展览及研究项目，展示了现代艺术博物馆在艺术视野上应有的开放，她谈到了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目前对亚太地区的艺术的关注，而这种关注是“与艺术在整个社会代表着什么这一问题紧密相关的：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等诸多因素使得承认和表达全球所有地区创造的艺术成为一种越来越迫切的需求。而在亚太艺术中可以看到西方的表述，在西方艺术中亦可以看到亚太艺术的影响，因此在国际语境下去对亚洲艺术进行表述是非常必要的。”皮力在谈及M+美术馆的策展视野时，亦强调了中国本地叙事与国际叙事的融合。
在本届的论坛上，共有6位外籍嘉宾及4位中国嘉宾进行了分享，与往届相比，该届论坛是外籍嘉宾比重最大的一次，这一方面是由于主办方银川当代美术馆的努力，但也从侧面折射了中国民营美术馆的能量似乎正开始吸引海外的关注。尽管从演讲的内容来看，可以感受到西方美术馆同新生的中国民营美术馆之间讨论语境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微妙地折射了美术馆发展阶段及所处艺术乃至社会环境的不同），但依然反映着中国民营美术馆的视野及工作范围都在变地更加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