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在韩国首尔附近的坡州书城(Paju Book City)

现代博物馆的根系漫无边际又纠缠不清。启蒙运动对世间万物抱有好奇的精神以及想要教化和学习的欲望促成了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的建立与繁荣——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分别建于250年前和200年前,是世界上最早的两座真正的公众博物馆。但是,帝国主义野心和民族主义情绪也各自发挥了作用。而且,这些错综复杂的推动力反过来又和原始欲望结合在一起——不仅仅是分类和思考这样的原始欲望,还有积累和展示这样的原始欲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通常还有自我扩张的原始欲望。

过去几个世纪里的私人收藏发展成了我们今日的公共博物馆。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美国镀金时代的弗里克收藏(Fricks)、加德纳收藏(Gardners)和摩根收藏(Morgans)借由超乎想象的财富和几近病态的占有欲的驱使下,有了一次更强的爆发。但是,最终的结果会是开创另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有经久不衰的机构依照创办人的意志及其提供的捐赠品提供公众娱乐和教育。在下个十年里,全球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可能会超过1000亿英镑。而且有很大一部分会用在博物馆建设上。这样一个数值并不难算,只需把那些在建或者在筹划中的政府公共项目的投入加在一起即可。这些资金投入大多并不在西欧或者美国,而是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和韩国)、中东、南美和后苏联国家(但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包括深陷社会问题和经济萎缩的俄罗斯)。

无论拿什么标准来衡量,1000亿英镑都是一笔惊人的数额,更别说这笔支出很明显就不是出于需求:公众并没有呼吁建立更多的博物馆,要求更多接触精英文化的机会。相反,人们更常提及的是以下四个原因:

政客和城市规划人员借用艺术让那些新的、或是日渐萧条的区域获得更多吸引人的特性——广义来说,白天是座博物馆,晚上则呈现表演艺术。

省市和房地产开发商利用艺术建筑和这样的概念去创造机会,吸引投资者和游客入场,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更多的商机。

博物馆承担起了自古以来属于教育部门的公教职责。这一举措还得益于政府及其他想要摆脱这一义务的资助者的激励。

贫富差距的日益严重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出了一个超乎人想象的、富裕的私人藏家阶层。这个阶层受益于税收减免的政策,将那些合法的、不合法的资本收益转化为慈善性质的公共陈列。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获得的愉悦。

这些论据明显很重要。如果还有疑问的话,就试着给一家公共机构或基金会提出经费申请,或者试着请求获得一个有钱人的捐赠。你甚至无需每说一句话都重复强调一遍前三条原因就能够成功。但是,为什么博物馆在今天会表现出难以想象的强劲势头,且建设在那些意想不到的地方——这些论据并未触及这一问题的实质。如今,博物馆最大的保障是来自社会正在经历的改革性经济增长——这些增长不仅仅体现在GDP上,同时还体现在经济发展的规模上。

博物馆专家通常就当今博物馆数量在全球范围内的暴涨持怀疑态度,将此现象看作是超常生产力中不正常、畸形、问题丛生的一环。谁会去参观建立在阿布扎比和青岛的那些超大规模的庞然大物?所有这些建立在巴西的新博物馆除了是个逃税漏税的花架子,难道还有别的用处?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这样一点,即这些新的、不断扩张中的、在发展模式上野心十足的博物馆与那些在西方已经确立且完善的博物馆其实拥有同样的生成DNA。

我们的博物馆是提供大众启蒙和审美快感的媒介。但是,它们同时仍然象征着城市和国家的辉煌。在那些促进博物馆发展的相互矛盾、各种道德因素混杂的推动力中,有着很大的历史延续性。正是这种延续性使得这些机构成为如此有趣的观察对象,也更加引人注目。

撰文/AdrianEllis译/肖超

作者系AEA咨询公司的创办者,全球文化区域网(www.gcdn.net)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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