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托马斯·坎贝尔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兼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上卸任，离开了这座20多年前他以策展人身份加入的艺术机构。近期坎贝尔接受《艺术新闻》国际版专访回应离职原因，回顾了任职期间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对大都会博物馆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专业见解。更有20位“博物馆之友”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邀请，以观展者视角在“新旧交替”之际提出建言与期冀。

《艺术新闻》邀请数位年轻策展人和评论人，请他们以提名的方式，挑选自己希望展开对话的艺术家。在这一系列谈话中，网络、媒体、全球化、旅行、驻留……是在其中出现的高频词汇，彰显出虚拟与现实环境的置换，空间的流动性与对文化身份的寻找，艺术与社会环境变动之间的关联度……我们希望，这组谈话既能挖掘艺术创作的核心，也能超越边界，让联结不被系统界定。今天呈现的是学者鲁明军与90后艺术家沈莘的对谈内容，探求了留学海外的年轻一代艺术家对于宗教、身份、性别、政治以及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等话题的看法。

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以“以雅典为鉴”为主题，并在雅典设立第二展区，这也是卡塞尔文献展自1955年创办以来首次在德国卡塞尔之外的城市亮相在雅典设立第二展区。7月16日，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雅典展区正式闭幕，唯一受邀参加这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中国艺术家、纪录片导演王兵的影像作品《15小时》曾在文献展期间于雅典展区最大的展场——国立当代艺术博物馆中放映，放映结束后，这件长达900分钟的影像作品也随即被该馆永久收藏。此前，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发起的放映计划“山间电影院”带来了王兵的四部影片，《艺术新闻》在此期间与王兵谈起了《15个小时》《三姊妹》，以及他对纪录片的看法。

《艺术新闻》邀请数位年轻策展人和评论人，请他们以提名的方式，挑选自己希望展开对话的艺术家。在这一系列谈话中，网络、媒体、全球化、旅行、驻留……是在其中出现的高频词汇，彰显出虚拟与现实环境的置换，空间的流动性与对文化身份的寻找，艺术与社会环境变动之间的关联度……我们希望，这组谈话既能挖掘艺术创作的核心，也能超越边界，让联结不被系统界定。今天发表出来的是科幻作家陈楸帆与艺术家陆扬的谈话，他们讨论的核心议题为灵魂和肉体的关系、媒介跨越，乃至宗教与灵异。

《艺术新闻》邀请数位年轻策展人和评论人，请他们以提名的方式，挑选自己希望展开对话的艺术家。在这一系列谈话中，网络、媒体、全球化、旅行、驻留……是在其中出现的高频词汇，彰显出虚拟与现实环境的置换，空间的流动性与对文化身份的寻找，艺术与社会环境变动之间的关联度……我们希望，这组谈话既能挖掘艺术创作的核心，也能超越边界，让联结不被系统界定。今天发表出来的是王婧与郑波的谈话，他们讨论的核心议题是植物与政治学、艺术与生态环境。

经过了三月巴塞尔香港艺术展、春季以来从香港到纽约一系列春拍、以及五六月开幕的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雕塑计划—明斯特、巴塞尔艺术展等密集的全球艺术循环之后，《艺术新闻》启动了“提问2017”的系列讨论。在欧美政治社会与经济变局对艺术世界的影响不断加深、全球艺术网络亦在继续延伸、数字沟通让时间差几近消失、中国当代艺术的“有效性”遭受新质疑的现在，我们将采访多位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历程的亲历者，让他们在身处的变化中，说出自己的看法、问题与观察。今天，接受我们“提问”的是香港M+视觉文化博物馆高级策展人皮力。

从70年代至今，摄影所记录下的中国社会变迁远比听起来要丰富。6月28日，由巫鸿担任策展人的“中国当代摄影40年（1976-2017）——三影堂10周年特展”在草场地艺术区三影堂艺术中心开幕，呈现从“四月影会”到80年代的实验摄影再到现在，中国当代摄影的发展历史。分为“民间摄影社团和展览的浮起（1976-1979）”、“摄影新潮（1980-1989）”、“实验摄影（1990-2006）”与“实验性摄影机构的发展（2007年至今）”四个部分，展览所呈现的摄影的改变，也正是中国历史及社会情境的变化。成立十年之际，三影堂创始人荣荣和映里接受了《艺术新闻》专访，分享亲历这段历史的感受与观察到的变化。

《艺术新闻》启动了 “提问2017”系列讨论。在全球艺术网络不断延伸成为常态，数字沟通让时间差消失的现在，我们将采访了多位亲历了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历程的藏家、评论家、画廊主，让他们在身处的变化中，说出自己的看法、问题与观察。

日前，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公布了今年“光映现场”的展映名单。本年度“光映现场”由驻北京及苏黎世的多媒体艺术家兼制片人李振华策划，从参展画廊中甄选作品。其中记录艺术家蔡国强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创作的纪录片《天梯：蔡国强的艺术》将于3月24日放映，在这部由苏格兰电影导演凯文·麦克唐纳（Kevin Macdonald）执导的纪录片中，蔡国强谈及了自己的创作事业、灵感及理想。不久之前，《艺术新闻》采访了在纽约工作室忙碌的蔡国强。

田晓菲所著的《神游》，其副题是“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在这本书中，她将中古时代与19世纪的中国的行旅写作并置在一本书中，“这两个时代，在很多意义上都是‘翻译’的时代。”前者是佛经在中国大量被翻译的时代，而在19世纪，英文、法文和日文书也大量被译介到中国，所谓的‘行旅’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智力和精神的漫游”。她对这两个时代的描述，“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施用在现代中国。”眼下我们所处的世界，正经历新一轮下坠和重启。“在这个世代，疆域变得具有穿透性，界限被跨越；人们从许多地方来，到许多地方去，甚至穿行在不同的时间。”穿行者将一次又一次远离故乡，而在远游和迁徙的路途中，归宿在哪里？终将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