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摄影：Leon Kahane
在2023年，我们很难时刻追踪所有技术、环境和政治危机等方面的最新动态，似乎一切都仍然让人担忧。作为这样一个时刻的向导，很少有艺术人物比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更胜一筹，她通过富有想象力又直言不讳的作品直视所有这些领域，并试图描绘它们之间的联系。她的研究聚焦当代社会语境中媒体、技术和图像的传播及背后的政治权力象征。
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媒体艺术家之一，史德耶尔通过电影、写作、表演等丰富多样的创作实践持续性地探讨数字技术、全球资本主义和大流行病等一系列当代最具争议的社会和文化现象。2017年，史德耶尔凭借其“政治声明和形式实验”成为第一位登上ArtReview Power 100榜首的女性。她拥有维也纳美术学院的哲学博士学位，目前任教于柏林艺术大学，并于维拉·托尔曼与波阿斯·莱文共同创立了代理政治研究中心。
黑特·史德耶尔，《SocialSim》，2020年；《舞蹈狂热症》（Dancing Mania），2020年；在“我会活下去”（I Will Survive）展览现场，K21，杜塞尔多夫，摄影：©Achim Kukulies，图片来源：艺术家及施博尔画廊，柏林©VG Bild-Kunst，伯恩，2020年
史德耶尔在荷兰最大的回顾展“我会活下去”(I Will Survive)在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结束了欧洲巡演，个展“这就是未来”(This is the Future)则从多伦多巡至了俄勒冈州波特兰艺术博物馆，与次同时，BANK画廊在上海时装周之际围绕艺术家2019年的作品《任务完成：Belanciege》开展了对谈，该作品即将巡展至北京当下艺术空间。
黑特·史德耶尔，《任务完成：Belanciege》，2019年，在BANK画廊对谈现场
《任务完成：Belanciege》是由展台和三频影像构成的环境装置，探讨了过去30年的政治和文化变化，在此期间，资本主义和民粹主义日益相互强化。奢侈品牌巴黎世家（Balenciaga）为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新自由主义时代和由算法控制的图像如何使时尚被推销到极致。年轻的艺术家们被雇佣来设计商店橱窗、电影和广告照片，然后在各种社交媒体渠道上传播；消费者穿着挪用自“贫穷”或战争场景的名牌衣物在社交网络上彰显地位与身份；当一个宜家的塑料编织袋被翻面、原为内衬的新展示面再被打上巴黎世家的logo，它的身价随即飞涨两千倍……这种“内外翻转”（flip the inside out）的模式是否可被视作私有化（privatization）与某种特权商品化的视觉象征？相似的，消费者也被转化为广告的表面，他们的形象同时成为消费品，在不断的新反馈循环中永久地循环下去。
黑特·史德耶尔，《任务完成：Belanciege》，2019年，视频静帧
在史德耶尔所著的《数据之海：数据真理妄想与（错误）模式识别》（A Sea of Data: Apophenia and Pattern (Mis-)Recognition）一文中，她也曾探讨过图像植入（inceptionism）与消费主义的关系：“图像植入从视觉上呈现了那些产销者网络（prosumer networks）的无意识：那些监控用户的图像，时刻记录他们的眼球运动、行为、偏好，审美上如此无助……通过“识别”并非给定的事物和模式，图像植入的神经网络实际上认出了一种新的美学和社会关系整体。”她还认为图像植入并非只是一种数字幻觉，而是一个时代的文档，“它展示了公司式泛灵论（Corporate Animism）的一个版本，其中商品不仅仅作为所拜之物 （fetishes）存在，还转化成拥有特权的妄想怪兽（franchised chimeras）。”
黑特·史德耶尔，《任务完成：Belanciege》，2019年，视频静帧
此外，史德耶尔在《任务完成：Belanciege》中还将对巴黎世家的营销策略分析与剑桥分析公司的策略联系起来，剑桥分析公司操纵社交媒体帮助特朗普赢得选举，据信该公司也对英国脱欧投票有贡献。艺术家所展示的视频和图片说明了在时尚和政治广告中积极使用算法以及根据目标群体分析社交网络的成功性。作品名Belanciege既是对巴黎世家（Balenciaga）的误拼，也是在视频中贫穷战乱地区真实存在的产品品牌，被人们穿去游行、革命的现场。在时装周之际，也在新的AI科技引领热潮、环境与政治危机仍然加剧的今天，为我们提供一个重新审视时尚工业的视角，并引发对奢侈品产业、社交媒体、网络科技等多种事物背后更复杂关联的思考。
黑特·史德耶尔，《任务完成：Belanciege》，2019年，视频静帧
艺术家还在对谈中提到，自柏林墙倒塌后显现出对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潮流”在当今网络世界中也已一种相似的、更为扩张的形式显现，每一个账号（ID）都有自己的数据路径（data trails），这也是Web2上的社交媒体主流的运营方式，但没有人真正了解这些路径如何运作，也没有人真正了解现在最“尖端”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实际运行的逻辑，它们成为了一种“电击疗法”（shock therapy）一般的存在。通过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技术，人类作为这些科技产物的用户，也在参与这种行为训练，被“电击”训练成某种特定的样子，生成特定的日常行为轨迹，对特定的商品产生欲望……日复一日，被持续“电击”、持续驯化。正如她曾写道的那样，“今天，经由数据路径反映出的各种生命表达，变成了一种可以耕种、可以收割、可以开采的资源，由信息生命政治（informational biopolitics）经营管理。”
在BANK画廊举办的对谈之后，《艺术新闻》对黑特·史德耶尔进行了专访。
黑特·史德耶尔，《任务完成：Belanciege》，2019年，视频静帧
Q：在你的作品《任务完成：Belanciege》中，你提到了私有化的概念。我想知道新的人工智能技术，例如ChatGPT，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内外翻转”的形式，因为它们的工作方式基于对所有选定数据集的在线私有化；相比之下，旧的人工智能软件可能更多处理的是使用者定制的数据集？
A：ML（机器学习）运用的数据集通常都是私有化的，或者说：劫持大量其他人的数据，然后将基于这些数据创造出的产品卖回给最初被盗用数据的人。数据被从互联网上搜刮（scraped）出来，变成了专有的（proprietary）应用程序。基于机器学习的Web3是社交媒体数据窃取的下一个加速阶段。
Q：作为你在对谈中讨论话题的拓展，在后疫情时代（post-pandemic era），新的数字监控形式作为COVID的副产品出现，我相信它也以非数字形式存在于世界各地，如邻居成为监督彼此在隔离期间外出的“道德警察”、为不用手机的老年人打印纸质二维码等，人们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和/或个人经验？
A：我的经验有所不同。在疫情期间，德国的社交媒体变成了阴谋论、过滤泡沫（filter bubbles，或意识形态框架，指通过个性化搜索和网站算法有选择地策划用户希望看到的信息）和反疫苗宣传的扩音器。我完全可以理解数字监控是如何协助执行和监测隔离情况的，以及邻居之间的相互监视等等。然而，我在疫情期间大部分时间里都待在一个地区，在那里，经济优先于老年人的生命，并且社交媒体更加强化着这样的想法：COVID并不是什么大事，所有的（防疫）措施都应该取消，以使经济能够恢复正常运转。
Q：我们知道你经常使用Minecraft和Zoom这样的平台，与视频、电影的表现形式或面对面的交流相比，将它们作为交流渠道有何不同？自从元宇宙的热度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消解后，大家对这些平台是否又有了不同的看法？
A：是的，也不是。当然，人们再次享受面对面的会面是很好理解的。然而，我仍然认为远程数字会议有很多优势，例如，通过减少不必要的旅行避免二氧化碳排放。当我看到这些西装革履的人再次乘坐清晨的短途航班去参加商务会议的时候，我真的不明白意义何在。
黑特·史德耶尔，《Drill》，2019年，在纽约公园大道军械库（Park Avenue Armory）展览现场，摄影：James Ewing，图片来源：aromoryonpark.org
Q：在各种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使用低技术含量的CCD相机和摄像机（camcorders）来制造一种怀旧的氛围，或者只是为了制作“更好看”的照片。你也曾经选用摄像机而不是尖端设备进行创作，你对科技崇拜（technological sublime）有什么看法？
A：如果科技崇拜只是意味着展示强大的计算能力或机械力量（computational or mechanic power），那就有点无聊了，不是吗？这就像炫耀一辆跑车。使用廉价易得的技术来制造有趣的东西要困难得多。就像一支画笔——这个工具是随处可得的，而且价格低廉，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该如何使用它。消费科技（consumer technology）也是如此。很多人都可以拥有它，但并没有多少人可以用它来制造出有趣的东西。但当有了大型机器和昂贵的显示设备，做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就变得加倍容易了起来。这就像在体育比赛中使用兴奋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