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联结 | ART ENGAGEMENT
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博弈永远存在。《艺术新闻》开设“艺术联结 | ART ENGAGEMENT”栏目的初衷，即希望从企业和品牌的角度，探讨企业应以何种方式参与艺术和文化。我们将走访全球活跃于艺术和文化领域的企业的CEO和文化事业总监，基金会创办人、总监和策展人展开深度访谈，一览多样的艺术赞助方式，了解这种介入如何构建一道社会文化风景，以及它对企业自身与艺术生态带来何种影响。
玛雅·霍夫曼(Maja Hoffmann)肖像©Annie Leibovitz
今年七月的法国古城阿尔勒，以全球知名的摄影年度盛会——第53届阿尔勒国际摄影节(Les Rencontres d’Arles)拉开了南法系列年度文化活动的帷幕。与全球国际性的艺术活动一样，阿尔勒国际摄影节经历了2020年新冠带来的活动暂停，2021年的参观者不足。而在2022年热浪来袭的盛夏，阿尔勒城各个角落汇聚了久违的人潮。阿尔勒没有高层建筑，从附近的蒙马朱尔修道院(Abbaye de Montmajour)远眺古城，可看到著名的古罗马圆形剧场，还有一座不规则形态的高塔耸立于城市的东南角——卢玛阿尔勒(LUMA Arles)，让人不禁联想到梵高的笔触。今年来看摄影节的人，一定不会错过卢玛阿尔勒，这所自2021年夏天以来向公众全年开放的机构，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仍然陌生，而它在阿尔勒其实已经扎根了近二十年，创办人玛雅·霍夫曼(Maja Hoffmann)女士在暑假前接受了我的采访。
俯瞰的阿尔勒城© IWAN BAAN
玛雅·霍夫曼是何人？她自身的头衔不胜枚举，首先她的曾祖父弗里茨·霍夫曼(Fritz Hoffmann)是罗氏制药的创始人，父亲卢克·霍夫曼(Luc Hoffmann)则是鸟类学家、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创始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UICN)副主席、地中海湿地保护研究中心Tour du Valat创始人。作为罗氏控股公司的股东之一，玛雅·霍夫曼更多的精力投入在支持当代艺术和基金会的项目上。在我们的访谈中，她喜欢使用“制作人”(Producer)多于用艺术赞助人或慈善家描述自己，也许是她早年曾担任纪录片导演和制片人经历的缘故。
在艺术领域，玛雅·霍夫曼身兼数职，除了担任欧美多个知名艺术机构的赞助人和董事会成员以外，她于2004年在瑞士创建了卢玛基金会(LUMA Foundation)，以支持视觉艺术、摄影、出版、纪录片和多媒体领域的艺术创作为主旨，尤其关注环境、人权、教育和文化相关议题的艺术项目。2013年启动了卢玛阿尔勒(LUMA Arles)项目，2021年向公众开放。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创意校园，卢玛阿尔勒通过展览、讲座、表演艺术、建筑和设计，邀请思想家、艺术家、研究员及科学家等，探讨艺术、文化、环境、人权和研究之间的关系。作为艺术家与公众的生产、实验场所，卢玛阿尔勒每年都会举办重要当代艺术家的展览、艺术家的特别委托项目或在地创作，以及艺术家、摄影师或展览的文献梳理。
CD = 曹丹
MH = 玛雅·霍夫曼
CD：你能否谈谈你同阿尔勒与卡马尔格(Camargue)之间的特殊关系？
MH：我虽然出生于瑞士，但我在仅两周大的时候就来到了我父母长期生活的法国卡马尔格地区，那时他们正在建造一个主要用来观察水鸟的田野站。同时，我们住在卡马尔格的首府阿尔勒。在卡马尔格地区的城乡之间，我和兄弟姐妹一起成长，这让我们很有归属感，我在这里也结识了很多人。当然，我们还跟随父亲在欧洲和非洲的一些自然保护区旅行。
这便是我与阿尔勒和卡马尔格之间的主要缘分，我在那里念书，后来又去了美国和瑞士，但我每年至少都会回来两次，有时在这里度暑假，有时则是为了处理Tour du Valat的行政工作，这是我们为了湿地保护和地中海湿地研究而设立的机构。
1969年夏天，阿尔勒国际摄影节伊始，我们的父亲已参与其中，后来我和弟弟也对此深感兴趣。虽然当时我在瑞士念书，但我每年都会来参观摄影节。直到2002年，我应邀加入摄影节的委员会，便开始以我在瑞士创立的卢玛基金会(LUMA Foundation)来支持摄影节所设立的奖项。这些奖项的设立，从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摄影节的重启和它日后的发展，并促使它逐渐成为欧洲甚至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摄影节。
CD：你对艺术的热情从何而来？
MH：当我们住在卡马尔格时，我就为当地自然环境的魅力所深深吸引，而我对艺术的兴趣则缘起于我的祖母，她在我祖父过早离世后，开始建立一系列的家族收藏，并以他们夫妇共同收藏的作品创办了伊曼纽尔·霍夫曼基金会(Emanuel Hoffmann Foundation)，这些家族收藏被长期出借给巴塞尔美术馆(Kunstmuseum Basel)。
从21岁起我作为旁观者观察着家族收藏的运营，在25岁时正式成为了管理者。那时，祖母将我介绍给了很多艺术家，还带着我去意大利和南法的蔚蓝海岸旅行，这让我从以往南法乡间生活的经历中走了出来，我对艺术的热情便由此而生。
韩国当代艺术家郭贞娅(Koo Jeong A)的户外作品《OooOoO》©Adrian Deweerdt
CD：慈善事业是你的家族传统，你如何在这一家系中找到自己从事慈善的方式？
MH：我从不认为我在从事慈善事业，我只是希望能在被需要的时刻与地方出现。我观察并分析着我眼前的世界，找出需要被改进的地方。的确，我当时动用了自己手头少量的资金来成立卢玛基金会，并使它逐渐成为了一个更具野心的事业，但它仍旧是节制而非过度的。我想这得益于我们家庭保持谦逊的传统，与其将自己放置于宇宙中心，不如向周遭伸出援手。我的任务就是走出去，并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这不只是为了艺术方面的项目，也是为了能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更多的人，了解他人的想法和需求。这便是我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常规机械装置区 (La Mécanique Générale)展出艺术家亚瑟·贾法(Arthur Jafa)的个展《邪恶之生》（Live Evil）现场©Andrea Rossetti
常规机械装置区 (La Mécanique Générale)内部的卢玛工作坊，2016年由Selldorf Architects设计事务所改造© Victor Picon, Victor & Simon
CD：你是否为卢玛基金会和卢玛阿尔勒(LUMA Arles)设定了特殊的使命？
MH：卢玛基金会成立于2004年，尽管此前我已经与摄影节有了两年的合作。基金会成立之初的使命，便是以处于当下的艺术家的目光或以当代的艺术语言去探讨人权和环境的问题。这一理念在当时显得有些宽泛，很少人愿意去倾听和理解我所说的，但我自己一直坚信这点。
虽然当时我既是卡马尔格一座田野站的管理者，同时也是伊曼纽尔·霍夫曼基金会的管理者，但我仍感觉两者之间缺少了一些东西——缺少的不只是它们之间的联系，更是一种去看待创作和当代艺术的方式，这涉及它们对政治的参与以及对世界、尤其是对周边环境所能带来的转变。我们能做什么？去支持那通常被定义为脱离社会现实、经济世界和企业制度的艺术家，让他们通过这些领域去展开讨论是否会是件有意思的事？我们需要探讨对艺术的看法，它已不仅是挂在墙上的艺术品，不再是个物件，它可以是一部影片、一本书、一个想法…… 它在进程之中，它与人息息相关。
我刚开始着手当代艺术的那个时期，艺术总体来说是丑陋的。或者说，为了抗衡那个时代对物的审美，它急需变得丑陋。艺术是即将到来之现实的一面镜子。它开始介入政治，它急需表达，艺术家和大众相比总是更具前瞻性。我对具有前瞻性的艺术很感兴趣，即便可能会有失误，但我们还是会接受它们。我很关注作品的质量，当然会被一流的质量所吸引，不过我的收藏有些偏离主流趋势。我在进行收藏时常常会接纳一件并非传统定义上的成功之作，这并不矛盾，因为一切都在发展过程中。我慢慢组建了团队，成员之间也越来越合拍，我们朝着同一方向努力。这就是关于卢玛的一些小故事。
“邮递员时间”群展中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作品《回声屋》，2007年©Ólafur Elíasson
CD：你能否谈谈你的收藏？
MH：我通常会和那些能通过作品改变我认知的艺术家合作。比如，2002年我在苏黎世艺术博物馆(Kunsthalle Zürich)结识了菲利普·帕雷诺(Philippe Parreno)，后来他于2007年和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Ulrich Obrist)一起在曼彻斯特策划了一场名为“邮递员时间”(Il Tempo del Postino)的群展。我当时看了这个展览，它包含了大部分我感兴趣的艺术家。从我在伊曼纽尔·霍夫曼基金会的工作经验中，我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艺术品味，还认识到如果我想收藏一位艺术家的作品，那么就得摸索出其作品的线索。所以，我会跟踪艺术家的动向，一旦购买了作品，我就会一辈子参与其中。目前我的收藏覆盖了所有参加了那次群展的艺术家，他们也提供给我这个展览制作过程的文献，并被编辑整理成出版物，如今这些档案也成了卢玛基金会文献的一部分。此外，除了这些艺术家以外，还有新的艺术家也参与了早在创立卢玛阿尔勒之前，基金会在阿尔勒推出的 “从海滩上月球”(To the Moon Via the Beach) 项目。
Le Tour樱桃树展厅策展人、评论家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Ulrich Obrist)的文献展《第二章：埃特尔·阿德南》(Chapter 2: Etel Adnan)© Victor&Simon / Joana Luz
Le Tour建筑内部艺术家利亚姆·吉利克(Liam Gillick) 的装置作品《Laguna Gloria》©Marc Domage
Le Tour建筑内部艺术家卡斯滕·霍勒(Carsten Höller) 的装置作品《等距滑梯》(Isometric Slides) ©Adrian Deweerdt
Le Tour南展厅艺术家菲利普·帕雷诺(Philippe Parreno)的作品《丹尼/没有更多的现实》(Danny/ No More Reality)©Marc Domage
我们喜欢邀请艺术家来同我们的空间以及与常驻阿尔勒的资深策展人Vassilis Oikonomopoulos展开对话，而不仅是以提供资金的方式进行赞助。所以，我们一方面提供给了艺术家空间和时间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希望他们能带着自己的信念走出来，听取他人的想法，比如说和策展人进行交流。这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其实也是很多机构的工作方式。但与大部分机构相比，我们给予了艺术家更多来回思考的时间，这样一个更为缓慢的节奏会让很多事情在过程中逐渐转变。我们一步步地构建了这个园区，每当一个新的建筑落成时，我们就会用新的展览去聚焦。
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La Tour © Adrian Deweerdt
CD：你能谈谈卢玛阿尔勒的建造吗？你与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是如何开展合作的？La Tour如何在阿尔勒古城的景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MH：当弗兰克·盖里设计的La Tour最终落成时，它和花园一起赋予了卢玛阿尔勒一个全新的视角，这完全契合我最初的想象。但是，我认为La Tour在疫情期间的开放，对外界而言是一个惊喜。这个建筑并不是一座独立于世的建筑，尽管弗兰克·盖里一直以来被视为一位超级明星建筑师，甚至有些强悍和具有破坏性，他这次的项目却是和园区内其它建筑一起，融于同一个整体景观之中。在不同空间的可能性和不同性质的空间中，弗兰克·盖里在此更像一位艺术家。他的高水平和独创性是我选择他的原因——他不仅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思考者，他可以吸纳多样的事物并将它们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表达出来。这件作品绝非对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复制，因为他和我们都从不遵循任何所谓的配方。
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La Tour © Adrian Deweerdt
La Tour项目经过了漫长的探讨。我经常去洛杉矶，每次我总会去探访他，他也多次来到阿尔勒。同时，和他一起参与这次设计的天赋异禀的建筑师David Nam，以及工作室花园(Le Parc des Ateliers)的景观设计师巴斯·斯米茨(Bas Smets)也都参与了讨论。弗兰克·盖里对于捕捉这座城市的特质很感兴趣，尤其是有关梵高的传承。他甚至着迷于用砖石和金属来“绘制”一幅梵高，并花了很多时间琢磨这个想法。我们现在可以从建筑本身看出这一想法所起到的作用，它在不同季节甚至是一天中的不同时刻都展现不同状态。我们决定不对建筑作外部照明，而是在夜间通过内部的灯光来将它点亮，那些灯笼一样的盒状窗户在夜里闪着微光，而不会显得过于突兀。
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La Tour © Adrian Deweerdt
谈及对周边环境的融入，我们给出的是一个亦是亦非的答案——我们不仅尝试通过调研使得建筑融入环境，也想让它成为引人注目的“灯塔”。我们想让住在阿尔勒及周边的居民看到有改变在发生，也想让他们来到这里的海岸，从这个角度去观望地中海，以一个崭新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生活环境。La Tour很快地融入了城市景观，建筑下半部分的The Drum在形态上模仿了古罗马竞技场，我希望它是一个人们可以从不同方位进出的开放空间。
爱德华·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的著作及其有关“群岛”理论的演变，与我们的项目息息相关。“群岛”的概念反对平整化，岛屿之间相互关联同时保持着自身特性，这意味着多样性。但与此同时，我们得有一个根系将它们串联，使之不至于完全混乱。弗兰克·盖里的建筑实际上就是在表达这一点，有时它看起来有些不平衡，但其各个部分之间却是互相协调的。
从“群岛”的思想出发，我们渐渐朝着“生命有机体”(Living organism)的概念延伸。生命有机体需要在建筑中被体验，因为物件也是有生命的——作为西方人我们花了很多心力去理解这一点，也许在东方的思想传统中并不是这样——比如，一朵花或一个动物都和人类一样具有生命，甚至是一台机器或是一个机器人也变得具有人性。人类得同它们携手合作，否则大量问题会随之而来。我希望这座建筑、园区以及花园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发展，哪怕它们之间会有不可避免的摩擦，但往往摩擦出的火花也是助推发展的动力。这一方向是我们项目基因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也是让它变得有趣的原因。
工作室公园(Le Parc des Ateliers)©Rémi Bénali
CD：自然对你而言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我们从你对花园空间的关注中看到了这一点。你是否能就此展开谈谈你对工作室花园(Le Parc des Ateliers)的发展计划？
MH：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开发这个花园，在此期间，我们一直和比利时景观设计师巴斯·斯米茨(Bas Smets)探讨。最初，我们想要体现卡马尔格的本地环境，包括阿尔皮耶山的湿地、沼泽、丘陵和拉克罗草原。谈到山丘，我不得不强调这里没有任何一处能被挖掘，因为地表之下很有可能会有罗马时期的墓穴，因此我们只能在其上堆砌土壤来种植树木。
景观设计师巴斯·斯米茨(Bas Smets)设计的工作室公园(Parc des Ateliers) ©Adrian Deweerdt
在最初构思花园时，我们有着卡马尔格的群落生境(biotope)作为参照之一，也考虑了地中海的灌木丛、花卉、山丘以及需要更多土壤栽培的大树。但是，仅仅依据这些参照所建造花园在我们看来缺乏新意。在讨论中我一直强调一座花园应该创造梦境。因为，每位阿尔勒居民只要有车，就能在五分钟内与沼泽、丘陵和灌木丛相遇。因此，我们不断地在问自己：在城市中心，什么样的景观设计才具有开创性？
我们和巴斯都认为可以借助水来对环境进行降温，两度之差足以造成不小影响。我们能够获取来自附近农业系统的水源，也离地下水很近——在平原地区这样的资源常常被视为灾难，而我们的空间稍处高势。如何利用这些水源来进行环境降温？如何营造一种令人惊叹的自然之美？就我个人而言，我偏好广袤的空间和天空，但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很大的空间供使用。我们通过不断的调试创造了这个公共公园，巴斯很懂生态学，这十多年的合作过程也改变了他看待事物的视角。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巴斯受巴黎市委托重新设计巴黎圣母院周边地区，这让我们感到自豪。
CD：你自2002年起一直支持阿尔勒国际摄影节，卢玛阿尔勒的开放能为摄影节注入什么新鲜血液？
MH：我们对摄影节的支持并不隶属于卢玛阿尔勒项目，而是由瑞士的卢玛基金会负责。基金会于2004年成立，旨在支持艺术家、机构和画廊，它是项目的推动者。而卢玛阿尔勒则是它旗下的项目，它的初衷在于创立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机构。
一方面我们能在工作室花园为摄影节提供大面积的展览空间，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我也重新评估了图书奖和发现奖。例如我们重组了“样书奖”(Dummy Book Award)，由此参选作品不仅可以是一本书，也可以是一个项目或展览。我会继续和新的摄影节总监一起重新探讨不同的想法和机会。
2022年第53届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样书奖”展览现场 @Cao Dan
CD：卢玛基金会是否在法国和海外有其他项目？
MH：我们是一个“多调”的基金会。虽然近年来我们的确将大部分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了卢玛阿尔勒上，但同时也有很多其它项目。
道格·艾特肯（Doug Aitken）在“Elevation 1049”大地艺术项目中创造的户外场地雕塑《Mirage Gstaad (rendering)》, 2019. ©Doug Aitken Workshop
比如，我们出品了瑞士阿尔卑斯山脉格施塔德-萨嫩(Gstaad-Saanenland)地区的“Elevation 1049”大地艺术项目，还计划将这个项目延伸到恩加丁地区的圣莫里茨(St. Moritz)，由此我们在那里已经建立了一些合作关系。此外，我们位于苏黎世的总部LUMA Westbau有两层的展览空间，我们组织和卢玛阿尔勒互动的项目，这将为来阿尔勒驻地的艺术家们提供另一个展示平台。我们的总部还有一个名为“黑色咖啡馆”(schwarzescafé)的空间，在那里经常举办表演，表演艺术成为我们项目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会直接或通过机构支持艺术家的创作。
当然，除了苏黎世和阿尔勒，我们在纽约也有不少合作项目，例如包厘街的新当代艺术博物馆(New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哈莱姆的非洲中心(The Africa Center)，以及和我们从事相近事业的比肯的迪亚艺术基金会(Dia Art Foundation)。我本人也是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策展研究中心(Center for Curatorial Studies, CCS)的董事会成员，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院长领导委员会成员。卢玛基金会越来越希望能与高校建立合作，还计划创建自己的研究生项目，尽管这个计划因为新冠疫情有所延误，但我们一直在为它打基础。我们想借此活络地打通我们在阿尔勒的所有可能性，这个项目将面向艺术家、思想家以及所有想学习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