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西安OCAT当代艺术中心“与绘画的动作有关”展览开幕，本次展览也作为OCAT十周年庆典活动项目之一。成立于2005年OCAT通常被称为“OCT当代艺术中心”，迄今已成立十年。它的英文名特意选择了“Terminal”（航站楼）对应中文里的“中心”，反映其机构的理念：“做中国当代艺术的航空港”。它原为何香凝美术馆下属的艺术机构，2012年4月正式注册成为独立的非营利性美术馆。它是由中央企业华侨城集团赞助的新型艺术机构，馆群总部设在深圳，目前已建和在建的有OCAT深圳馆、华·美术馆、 OCAT上海馆、OCAT西安馆、OCAT研究中心（北京馆）。
2005
OCAT深圳馆
OCAT博物馆群中最早成立的艺术机构，也是馆群中的总馆。其前身为2005年成立的OCT当代艺术中心，长期致力于国内和国际当代艺术和理论的实践、研究和交流。著名艺术评论家黄专任执行馆长。
2008
华•美术馆
2008年在深圳开馆，是国内首家以设计主题的专业美术馆。
2012
OCAT上海馆
2012年正式开馆，是以新媒体艺术与建筑设计为学术定位的专业美术馆，著名艺术家、有“中国录像艺术之父”之称的张培力任执行馆长。
2013
OCAT西安馆
2013年正式开馆，以当代绘画及装置艺术为其学术定位的专业美术馆，著名艺术评论人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任执行馆长。
2015
OCAT研究中心（北京馆）
2015年6月正式开馆，主要从事当代艺术史及艺术理论的文献收集、研究、出版及交流，是以艺术史研究为主要目的的学术机构。黄专任执行馆长。
OCAT博物馆群中的这5座美术馆各有不同的专业方向：最早成立的OCAT深圳馆致力于国内和国际当代艺术和理论的实践、研究和交流；华·美术馆以当代设计为主题；OCAT上海馆主要关注新媒体艺术与建筑设计；OCAT西安馆以当代绘画及装置艺术为其学术定位；OCAT研究中心，顾名思义，则将以学术研究为中心，主要从事当代艺术史及艺术理论的文献收集、研究、出版及交流工作。
现任OCAT深圳馆及OCAT研究中心执行馆长黄专认为，除了高校等由国家所有的公立研究机构，民间的学术研究亦十分重要。“我们是一个民间的学术机构，我们知道无论在任何国家民间的学术机制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比如说民国时期1915年建立的‘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学会’，这是中国最早的民间研究团体。而到了1937年，中国成立第一个艺术史研究社团——由腾固和马衡组织创建的‘艺术史学会’。因为恰逢抗日战争爆发，这个学会没有持续下去，后来他们的研究工作中断了。但这些事实都说明，在中国，民间的艺术史研究是有传统的。我们想延续这个传统，用民间机制的方式从事艺术史研究，这是OCAT研究中心成立的一个基本起点和想法。”
黄专：我们在干一件自不量力的事情
在整个OCAT的发展历史上，黄专可谓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他一直是何香凝美术馆艺术指导委员会成员之一，自2005年起，他开始担任OCT当代艺术中心主任，在此期间他策划了诸多重要的展览活动与学术研讨会，如“‘柏拉图’和它的七种精灵”展；“文化翻译：谷文达《碑林-唐诗后著》”大型个展；与费大为、冯博一合作策划的“第三届何香凝美术馆学术论坛——中国当代艺术生态考察”；王广义、张培力、汪建伟等艺术家的大型个展等。
2012年，他卸任OCT当代艺术中心总监一职，专心筹备北京OCAT研究中心的建设。在2013年底，北京OCAT研究中心因为资金问题经历了一场“夭折危机”，而后重新上路，作为其背后的推手，黄专是如何看待这个中国民营美术馆中最大的连锁品牌的发展的？OCAT未来的方向又将如何设置？
Q：OCAT研究中心的开展进程并不顺利，期间有过停顿，你也曾对此发表过一封公开信《别了，北京》。这样的研究项目面临着很多威胁，你是如何在诸多不稳定的因素中保证工作开展的？
A：OCAT研究中心筹备初期的确出现过资金问题，现在我们重新获得了赞助方的承诺，所以又开始了工作。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有民间赞助学术的传统，我们想做的只不过是想证明这个传统在任何条件下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可能性。我们并不身处有利学术的时代，我们的大学体制已日益成为生产学术工业的工厂，而在中国建立民间独立的研究机制尤为困难，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干一件自不量力的事情，不过既然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就会继续走下去。
Q：相对于其他以展览空间为主体的OCAT馆群，OCAT北京馆被设定为研究中心，这样的整体结构安排是出于什么考虑？
A：建立一个纯粹的研究机构并非一时性起，OCAT建立之初我们就认真考虑过这个处于中国边缘地区的艺术机构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多年来， 中国艺术的内含已被“当代”这个概念掏空，媚俗、消费化、景观化和去价值化使艺术日益成为一种文化的堕性力量，而除了当代艺术自身原因外，体制化权力和资本的合谋也开始成为一种常态。也许我们需要一种源于历史与记忆非现实与利益的政治意识才能走出泥潭，我一直希望从一个有距离的角度观察中国艺术，这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一种反思。
艺术史不仅可能使我们对自己历史的反思中重新获得某种自我价值认同，也使我们与世界间建立起真正有尊严的关系，我们努力使当代艺术重新成为一种批判性的文化力量
OCAT研究中心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艺术史研究自身也正是出于这种判断，OCAT其他馆群在确定和完成自己的专业定位时也都会考虑研究环节，只不过方式和项目上会依照各自的条件。
Q：北京OCAT每年的讲座及展览项目围绕一名艺术家或学者进行，去年是艺术家隋建国，今年是法国哲学家乔治·迪迪-于贝尔曼，明年则是巫鸿。你们是如何选择合作或者说研究对象的？
A：于贝尔曼学术身份上的三个特征是我们选择他作为“OCAT年度讲座”首位主讲人的原因：他的古典艺术史的研究成就、他与法国主流哲学的关系以及他对当代艺术的批判性实践的兴趣。文献研究对象的选择对我们这样一个资金有限的机构而言只能是因地制宜，过去10年我们已经以艺术家为单位对包括谷文达、王广义、张培力、汪建伟、舒群、徐坦等进行过研究性的文献整理工作，隋建国是这项工作的延续，当然，如果有条件我们会继续对这代艺术家和他们以后的年轻艺术家、艺术家群体和艺术展览、事件、现象进行文献收集、整理和研究，文献毕竟是艺术史的基础。
▲ 由乔治·迪迪-于贝尔曼策划的“记忆的灼痛”展览中阿比·瓦尔堡的《记忆女神图集》（摄影文献，1927年-1929年）
Q：明年巫鸿所将要进行的主题是“世界视域中的中国艺术史”，具体的展开方式和安排与今年会有何不同吗？
A：巫鸿先生是中心的名誉馆长，他实际上也参与了中心学术模式的设计。今年的讲座会为他明年的讲座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明年讲座、研讨、出版和展览的基本模式不会变，但由于专业方向不同，在邀请研讨嘉宾、组织听众、出版形式和展览方式上都会有所变化。巫鸿老师也是明年牛津大学斯莱德讲座的主讲人，所以如何协调两个讲座的主题是我接下来要讨论的课题，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商讨出版方面的事宜了。
Q：OCAT的研究着力于建立某种有关当代艺术的“历史研究”模式，强调当代艺术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整体关系。而作为当下发生的艺术事件，我们所面对的状况是纷繁复杂的，在进行这样的研究时，你认为有何困难和挑战，又是如何去解决的？
A：正是因为当代艺术复杂的景观和情境激起我们用历史眼光观照它的兴趣，我相信建立在历史研究基础上的当代判断提供一种超越现场的深度感。我们的困难显而易见，缺乏稳定的资金，专业人员不足，社会还无法真正理解这件事对这个国家艺术发展的实质作用等等。当然，通过这次活动我们获得不少理解者和同情者，于贝尔曼临別时对我说，我充分理解了你们这样一个小机构想做这件事的重要性，欣然同意作我们学术年刊《世界3》的编委并承诺会向他的西方同事介绍我们的工作。
撰文 | 宋敏、吴亦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