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前，两个广东汕头的“小城文青“王璜生和李毅开始这一段从珠江源头出发的骑行时，应该不会想到在2021年，他们的这段经历会以展览的方式再次将他们带回到1984年。
“1984年9月19日从汕头出发，1984年11月29日抵达云南乌蒙山马雄山的珠江源头，历经七十二天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的骑行跋涉，行程3300多公里，海拔落差2000多米。途经珠江流泻奔腾的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区的湖海山川、荒郊野岭和少数民族村落。“名为《王璜生：珠江溯源记》的巡回展览，以1984年的这一段骑行，以及2020年王璜生重返珠江源的行动，形成了本次“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2021·巡回展”的基础。展览以当时九万多字的日记、数十卷的黑白胶卷以及大量的速写和水墨写生为基本素材，同时加入了2020至2021年期间艺术家围绕“珠江溯源”展览进行的新的系列创作。该展已巡回至广西桂林、云南昆明，7月3日，展览在贵州贵阳开幕。
《出发》，1984.9.19，姚玳玫摄
《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书影
王璜生的珠江溯源日记手稿
展览源于2020年初疫情期间，王璜生翻读36年前的珠江溯源日记本，三十多年过去了，一段始于1984年珠江流域的个人考察与文字图像记录，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一书在2020年11月出版，随后在2021年开始在当年走过的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个区域的“珠江溯源”巡回展览，展出了1984年“珠江溯源”部分国画写生、速写、摄影及简约的文字，随着巡回展览区域的变化，加进了2020年9月重返珠江源创作的一组新作品——《珠江源植物图志》，2021年3月创作的《远方与河》系列作品，以及此次在贵州美术馆展出的新作《骑走》，王璜生以自行车骑行的方式，在巨大的宣纸上用水墨重新演绎了37年前那次旅行，重新唤回了当年在黔东南黔西南莽莽高山砂石路上艰难骑车经历的记忆。
在《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一书中，记录了他们一路骑行的所经过的良田河塘、高山河流、村寨集市、水坝与矿井，也随着作者去看到他在路上阅读上个世纪30年代旅行家潘德明的经历，看《人民文学》上刊出的实验小说，在乡村集市和店铺里，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和卡拉扬指挥的演奏。
王璜生和李毅的珠江溯源路线图
拿着一张复印的邮政地图上路的两个年轻人，准备了改装过的凤凰28型号的自行车和睡袋，“几乎每天蹬车、推车、喘气、挥汗，翻高山，过谷底，走荒坡，宿野店。白天利用骑车休息空隙时间，画速写，画水墨写生，也拍摄沿途风土人情的数十卷黑白胶卷，而在停下来的夜晚，伏在旅店土房昏暗的白炽灯下，写下了密密麻麻九万多字的日记。”这些日记，也是这本《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最初的由来。
28岁的这一段经历，在某种程度也成为王璜生人生的缩影，这个行动派出任广东美术馆担任馆长时，希望“要将美术馆做得像美术馆，因为中国的美术馆太多不像美术馆了”，而从广州到北京担任中央美术馆学院美术馆担任馆长时，他已经53岁了，也将这个变化视为新的挑战接受下来。
艺术家王璜生
“上哪儿去呢？在国内漫无目的地绕一周？沿着长江、黄河走走，画些画？遗憾的是，这些地方的捷足先登者已比比皆是。最好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尽管它可能是条默默无闻的小路……”
选自《八千里路云和月——珠江溯源记》
曾在《汕头工人报》连载
叶滢：为什么会萌发“珠江溯源记”这个展览的想法？这本《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和展览又是有什么关系？
王璜生 ：这本书是因为在疫情期间，在广州找出当年的资料出来整理，包括摄影作品和文字，之后给了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在编辑过程中说你是一个艺术家，里面又涉及到很多当年的作品，出版社那边又有一个美术馆，当时就决定做一个展览。但我也不太愿意再做展览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作品，仅仅是回顾，当年的“珠江溯源”其实是一个好玩的事和留下来的东西，如果重新回过头来看，或者再根据这件事来想还可能做什么，这个展览一定要有新的东西，跟当年三十多年前有个呼应。
叶滢：我们来到您的这本书里的第一个时间线——1984年9月19号。为什么在三十七年前突然有这么一个冒险的想法？这个旅行的线路是怎么规划的？
王璜生：1984年、1983年期间有一个热潮就是长江溯源、徒步黄河等等。我作为一个南方人，就希望去走走珠江吧——能够自由自在的出走、游历，沿着珠江骑着自行车慢慢的走，一路画画。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像后来碰到的困难。
我们做这个计划的时候还是比较详细，因为当时我们专门采访了一个地理专家叫方达聪先生，他就是一个老邮递员，写了很多书，他就跟我们讲一路应该怎么样，提供了一本地图，这本地图是每个村庄到村庄之间的距离，从广东到广西到贵州这一带都有非常详细的地图，当时的地图是复印的。我当时在一个工厂工作，工厂的同事们帮我改装和加固了自行车，给我们很多帮忙。我的同伴李毅动手能力比较强，对机械比较懂，一路上碰到什么机械上的问题，他都能够解决。
《补胎》，1984，李毅摄
叶滢：溯源是从珠江的终点一直往上走。
王璜生：是，往上走。我们就尽量沿着主流走，珠江有很多支流汇合进来，我们首先了解到主流是走哪条路，然后才能够找到源头，它的主流是到了云南的乌蒙山。一路经过了七十多天。差不多是从出发的时候差不多初秋一直走到了冬天。其实到了云贵这边的时候非常冷，尤其碰到下雨，非常冷。
“以前我总是惊叹大自然的美而力求将这种自然美表现在画面上，但往往发现自己是失败的，是艺术力所不能及的。艺术只有去创造它自己的美才有价值。但并不是说自然美和艺术美没有关系，我现在总试图借助自然美的激发，将自己胸中的大自然，胸中的感情表达出来。看来，有所收敛，但面临的难题是中国画材料和思维惯性这两个局限。真头痛，有时很烦躁。”
《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
1984年10月25日
叶滢：“珠江溯源记”这个展览中有几组不同的作品，有当时沿途画的速写和摄影作品，当时都准备好要在路上去做这些作品吗？
王璜生：是，这这一路主要还有水墨的写生。基本上都是在路上画的。如果说艺术创作，主要还是一路写生，希望在这一路上去感受大自然的风景、人物和风物，去跟我们眼前所看的去对话，想要画出更具体更真切的感受。之后才觉得应该在现场画水墨，水墨写生可以坐下来安安静静的与大自然对话。
时隔三十多年我重新再看这批画，那个年代我们的那种心态还是能够进入生活、进入大自然，感受到一种新东西。
王璜生的部分1984年水墨写生作品
叶滢：写生这个过程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心理体验？在路上写生和在工作室创作的状态有什么不同？
王璜生：在面对大自然创作进行写生的时候，是在不断地发现心东西，能够沉浸进去，去进行一些跟客体之间的对话，去理解、去谈话、去沟通，会产生一些情绪上很微妙的东西。在工作室创作的时候，更多的是在发挥个人艺术家自身的对对美的模中理解、对情感的理解、对大自然万物的理解和表达。
这次展出了有两批作品，一批小一点的水墨写生基本上是在路上画的，有一批略大一点的是当时回到画室再进行创作。再看这批作品，我还是觉得在路上画的更亲切一些，在画室画的可能主观的东西略多了一点。
叶滢：要理性一些。
王璜生：理性，我觉得也会空洞一点。
叶滢：对，我也很好奇艺术家在这种面对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工作方式的时候的心理状态。
王璜生 ：对对对，是。而且会不自觉的变成更为理性。
（写生时）会非常珍惜这一点点感受，有时候这一张画就是一点感受，好像我画在桂平山上画那个大树的时候，和树的历史或者树的状态之间有很多的对话。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珠江也许只是一条秀媚的小江。然而，当你摊开地图、翻阅相关的资料时，会惊奇地发现，它跨越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六省(自治区)，全长2300多公里，流域面积为45.2万平方公里。它从云贵高原直奔而下，总落差为2100多米，径流量仅次于长江，位居全国第二位，其长度位居全国第三，流域面积排在全国第四位。珠江流域94.5%是山地丘陵，上游的南盘江、红水河在崇山峻岭的夹缝中冲撞奔腾，它不仅秀媚而且充满野性和活力。”
选自《八千里路云和月——珠江溯源记》
曾在《汕头工人报》连载
叶滢：你们沿途也会看一些跟这个当地的历史地理环境有关的文本吧，到当地真实环境的所见和感受，和您在书本里看到的是两厢印证呢，还是有些不太一样？
王璜生：在文本上阅读的还是比较空、比较概念，是一个背景知识，这样的背景知识在具体的行程之中也只是成为了一个背景而已。当我们到了每个地方，感受的是更具体的东西，在布依族或者壮族的村寨里面，对他们的文字、衣服、木楼的结构更多的是一种视觉上的感受，会有很多发现。在一些布依族的木楼，会看到他们的副一层下面是养了很多猪啊羊啊等等，但是在他们居住的那一层被打扫的干干净净，门口还种着花，这个反差特别大，他们对生活也很有追求。
王璜生，《布依族山寨》，纸本水墨，46x35cm，1984
叶滢：你们所在的是珠江的出海口汕头，当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经济上已经有一些变化，接受外来的信息也比较多，但是往上走的时候，到了云南、贵州这些地方相对来说是比较传统比较闭塞的，在经过不同的文化环境和经济环境时，还有什么直观的感受？
王璜生：非常大的不同。在深圳一带，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别墅基本上都是卖给外国人的，一些游乐场门票都很贵，也是主要销售给一些有钱人或者说外国人。当时在广州、深圳、在南方穷人还是非常多的。
王璜生，《赶圩与相亲的人》，纸基银盐，27.5×18.2cm，1984年拍摄，2020年冲印
然后一路走，很多情景特别有意思，我们会在贵州山区的集市上听到邓丽君的歌和港台歌曲。有意思的是，我这次重回珠江源的时候，在集市上同样看到了这样的情景，还在买卖港台音乐碟。有意思的还有在贵州的非常边缘的山村、小镇，晚上黑灯瞎火的，路又很多泥泞，我们在路上决定出去走走，发现一个小书店，就在里面买到了一本托斯陀耶夫斯基的日记，这是非常奇特的一种感受，在边远地区还有很多人在读书，对外面的世界、对世界名著，他们是很向往的。
叶滢：这让我想起电影《摩托日记》里青年格瓦拉，也是到拉美那些村子里，在路上就看到各种变化，为他的革命做了准备。
王璜生：是。格瓦拉是为了革命，发现下面的人太穷苦太贫困了，应该起来闹革命。
叶滢：这也是一种“在路上”。你经过所有沿途的这些地方，在这个过程中间您看到这个地理环境和水文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王璜生，《珠三角夕阳》，纸本水墨设色，69x64cm，1984
王璜生：珠江三角洲是非常优美的，水文交叉、山脊鱼塘、田园风光，珠三角水流比较清澈，到了西江水流就很急了。在广西红水河一带水流落差很大，当时的红水河水电站刚刚才开发建设。变化还是非常明显。沿路经过广西，路就非常不好骑，很多的泥土路，高高低低，不断的上坡下坡。贵州山川非常壮丽，到了贵州就在爬山，到了云南反而非常平缓，一下子就舒服了。在云贵高原上，红色的土地，树木很挺拔，一下子就发生很多变化。
我们还在沿途访问了很多水电站，当年开始兴修了不少水电站。我们当时出访之前，曾经到广州珠江水利委员会了解情况，他们跟我们介绍一些水电站，我们一路上也非常关注。很多水电站都在建设中。
叶滢：沿路看到的重大的变化除了水电站还有什么？
王璜生：我印象很深的还有煤矿，当时煤矿都是国营的，他们很热情地安排招待我们，到（广西合山）煤矿矿井底下那些工人会很幽默很热情很爽朗，在那么困难的一个条件下，矿井底下又湿又闷热又黑，空气很不好，有时候还要弓着腰走，很容易就滑下去。晚上到他们的矿工俱乐部，那些人换完衣服唱歌跳舞，和他们聊天都很爽朗，跟我们想象的可能也太一样。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状态。
《珠三角河汊》，纸基银盐，27.5×18.2cm，1984年拍摄 ，2020年冲印
叶滢：通常讲到中国的河流，说得比较多的还是长江和黄河，珠江相对来说提到的并不是特别多。从云南一直到广东，从西南到东南，作为一条南方的河流，珠江有什么样自身的特点？
王璜生：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广东有些文化学人开始倡导作西江文化流域的研究，认为西江文化流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流域，也提出了西江的概念，要做西江文物和西江文化带的研究。西江下半游到了广东是珠江，有一段是西江，溯源而上就是红水河，流经各个地方有不同的名字。
王璜生，《西江边》，纸本水墨设色，35x46cm，1984
叶滢：艺术也是这个大的文明形态的一个支流。
王璜生：这个文化形态有历史的流变，还有当下的呈现。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贵州这边在地性的特点，这里很独特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有点巫有点鬼，这种鬼气非常野——在非常巨大的山里面会有一些非常独特的东西存在，我们可能不知道，会产生一种非常独特的审美。比如贵阳花溪的夜郎谷，它是一个当代艺术家宋培伦花了二十多年跟当地农民一起建造的一个艺术王国——它建到哪里到哪里，很没规划，但是建的又很奇特，他就像一个山沟里面的土司。
“吃过早饭我便收拾画具上西山画画。我对西山的树木很有感觉，似乎这些树木都是一个个有个性有感情的人，他们有的像是阅尽人间沧桑而伧然独立的老夫，有的像是义勇双全，顶天立地的义士。我更觉得，艺术的表现对象是一个拟人化了的物体，它既是艺术家情感、意志的表现者，也可能是激发艺术家某种情感的现象……”
《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
1984年10月18日
叶滢：刚才您提到植物，在这个展览中，也会看到您根据当时遇到的一些植物做的一些新的作品《珠江源植物图志》。为什么想把植物放到您的创作中间来？
王璜生：沿珠江是南方的河，整个珠江流域生态非常繁茂，和长江和黄河相比，植物种类是最多的。我当年就到过昆明植物研究所，因此对珠江的植物、植被很有兴趣。
到了珠江源头，我们当时也采集过一些花木的标本作纪念。三十多年过去之后，这些标本还在，还夹在笔记本里面。当要做展览做新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将这三十多年前的这些植物标本——作为一个生命印记被保留下来的东西，有一个新的延续和呼应。因此，我又重新回到珠江源头进行植物采集，在现场作了一些拍摄。拍完以后我将这些植物标本运回北京，将这些标本进行新的水墨创作，就出现了这批“植物图志”。不是去画植物，而是好像去做科学考察、标本采集，去呈现珠江源的一个物态。
王璜生，《珠江源植物采集002》，摄影/胶片，21x29cm，2020年
王璜生，《远方与河》系列，胶片摄影绘制，112×498cm，2021年（共七件）
叶滢：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做成“植物图志”？
王璜生：怎么样将这些植物标本表达出来？我想应该有新的表达方式，因此我就用水墨拓印的方式，将植物的肌理给印制出来，经过这种黑跟银的关系出来以后好像X光片。这种水墨的创作方式还没有人做过，出来效果又比较微妙，这也超出我的想象。
王璜生，《珠江源植物图志》（部分），水墨拓印 ，34x45cm，2020年
叶滢：在珠江沿途哪些植物生存状态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
王璜生：从真正的物态来讲，珠江源头的杜鹃花开的非常好，但是我们当时去并不是杜鹃花开的时候，我这次重返珠江源的时候，也采集了一些杜鹃花，然后也再做进了作品。当时到珠江源头就是密林和沼泽，到处都是野花。当年我们开车进去，车还陷进了沼泽里，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公园。
“山越来越高，天却没有越来越近。越深入广西的西北部，路越高越难走，有时，自行车已成累赘。每天清晨出发，我们就开始喘着粗气，推着车一步步往高处走去。上坡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希望支撑着：‘坚持吧，下坡就轻松了。’然而，这山望着那山高，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却不见又下山的时候。有时一整天八九个小时不停地走啊走啊，汗水像无眼的山泉，流过眼镜，湿透了内外衣，与泥灰混成一体，我们变成了两个大‘泥人’”。
选自《八千里路云和月——珠江溯源记》
曾在《汕头工人报》连载
叶滢：这次展览里有一些新的作品，除了您刚才介绍的“植物图志”之外，我们看到近期所做的这件骑着自行车完成的巨幅水墨作品《骑走》。这件作品和您当时所画的写生已经非常不一样了，《骑走》是怎么构思完成的？
王璜生：这次来到贵州，原定没想做一个新作品，但挥之不去的是，当年在贵州我对自行车的感受太深了，曾经有一天推了九个小时的车上山，推到顶上的之后，还要骑着车就盘下去，这样是很危险的。因此开始想到怎么样用自行车来做作品，最后选择了这个做法——骑着自行车在巨大的宣纸上用水墨重新走了一遍，这个做法做起来比较自由，也有历史的情景里面。
叶滢：当时您骑的自行车是个什么样型号的自行车？
王璜生：专门去买回来了当年骑的车，凤凰28寸的自行车，比那些现代的自行车还贵好多，重新找师傅装配起来。
王璜生，《莽莽山路》，纸本水墨设色，46x35cm，1984
王璜生，《骑走》，纸本水墨印痕，2021
另外，除了重新做《珠江源植物图志》和《骑走》之外，展览到了云南，空间发生了变化，我就将植物的作品延伸到做影像装置，又在里面将八十年代读过的令我情感和思想有很大变化的诗写了上去，像北岛的诗歌。
“1984年11月29日，是难忘的一天，经过72天翻山越岭的跋涉，穿行了3300多公里的茫茫河山，终于来到了珠江——这条2000多公里长的南方大河的源头！无论是意义、收获、经历和遭遇等，都值得我记忆、怀念。”
选自《八千里路云和月——珠江溯源记》
曾在《汕头工人报》连载
叶滢：您当年上路的时候是28岁，同伴李毅是26岁，当时你们的生活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就骑着自行车就上路了。当时那个环境和您个人状况与现在比起来已经有非常大的变化了，您后来当了老师，也当了美术馆的馆长，这三十多年过来，您身上还有年轻时候的那个劲头吗？
王璜生：当年虽然说是非常轻松的，在珠江走这一路，只是各种各样偶然的想法、偶然的决定，偶然地就上路了，也偶然地将这一程坚持走下来，非常偶然地在一路上就写下了这么多、画下了这么多、拍了这么多东西。这件事做完了之后，我一直就没将它当什么回事。
当我三十多年之后再回想，会发现一个人有时候一个没有目的、偶然的行为，还有这一路的经历，所思所想所留下的东西，其实对人生的其他观念有很多关联性。我为什么会去美术馆工作、去美术馆做馆长、去接受这份挑战，在工作中要坚持我的想法，坚持去做一些事，包括推动当代艺术、去规范化一些美术馆的工作——我一直觉得要将美术馆做得像美术馆，因为中国的美术馆太多不像美术馆了——因此这样的理想和坚持、具有挑战性地去接受这样一些工作，其实可能都跟我们当年那样非常懵懂的“小城文青”就这么一想——走，出门去干——有一定的关系。
叶滢：这一段旅行像一个小小的浓缩。
王璜生：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很有关联的。后来我在创作艺术作品的时候，也想到在八十年代读过的一些诗，那时我们都是一些很冲动的年轻人。在1981年、1982年我们在汕头成立了一个青年美术协会，1982年左右自己做了六本会刊，里面探讨了一些关于抽象艺术、形式主义、观念艺术的问题，就是一群年轻人在这样做。1987年我去南京读书之前的五六年之间，出了六本刊物，举办了六次青年美展，1986年还出了一本画册，这本画册还是拉赞助做成的。我在1987年离开汕头之前，工作基本上是我在做的。
王璜生李毅在珠江溯源画展，1985，姚玳玫摄
叶滢：都是自发的，有点野生的。
王璜生：对，就像珠江一样很有野生性。
叶滢：像您这一代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也是中国最早一批开始做当代艺术的，不管是创作还是当代艺术的系统建设，就是从这代人开始的。二三十年过来了，中国也基本上有了不少如您所说的“像美术馆的美术馆”，也出来了好几代的艺术家，系统也渐渐在完善。但另一方面，好像在里头的人变得更为规训了，也是所谓系统化的结果吧。
王璜生：对，有利益了，系统化了。
叶滢：那您刚才提到的像珠江一样野生的、自发的这种能量现在反而是变得没有那么多了，您怎么看待现在这种情况呢？
而且更多的涉及一些利益关系，包括官方的、民间的、经济的、社会的利益交叉在一起。其实这种状况同样发生在当代艺术界，当年那种自发的野生的东西少了很多。但我又觉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一种产物，或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一种特点。好像当代艺术方面，就像你也不能说年轻人没有野生的状态，也不能说他们太过于个人化或者太过于利益化，也不能这样说，他们有他们对待艺术、对待人生的方式。
“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2021·巡回展”展览现场，贵州美术馆
叶滢：因为您自己也带博士，他们差不多也是您当年骑车去骑行的年纪，在您打交道的这些年轻人身上，有什么东西让您觉得特别欣赏的吗？
王璜生：他们这代人的知识储备应该比我们那时候好得非常多，在接受知识信息，包括敏感性、可能性都跟我们非常不一样。我带学生主做研究，他们的研究能力我还是挺佩服的。从他们身上、从我自己的小孩身上，他们这种比较单纯地对待知识性和学术问题的状态，还是挺可爱的。在我们的交往中，我还是比较强调学术的独立性。
当年我们的野生，是因为也没办法，是被逼的野生。被压制的很厉害，我们没路可走，只能自己走，是给逼出来的。现在新一代的人路很多，有各种可能性，但也确实觉得包括我的小孩为什么他就不像我当年这么有闯劲，但是他也觉得无所谓，挺好的。我又觉得我们是不是老了？要用我们自己的一套去要求别人这样不太对。
王璜生珠江溯源日记手稿
叶滢：打个比方，八十年代的年轻人的状态比较像珠江的源头，比较猛比较野，然后到了现在的这代人的状态比较像到了珠三角。
王璜生：比较悠闲比较细腻。
叶滢：然后也不用那么猛了，因为环境已经相对富饶，人也不需要是那个状态。
王璜生：有可能，有可能。
我觉得首先当时还是一个很个人性的行为，任何个人性其实背后都是某个时代的某种互相影响，所谓的时代精神其实是一个时代某种行为、思想和精神互相的影响。尤其像我们这代人的背后，好像说有个性，但其实个性是来自于各种各样的东西的互相影响。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他的个人性更随自己。我们的个人性更多是跟社会、跟公共有关。
艺术家王璜生在“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2021·巡回展”展览现场，贵州美术馆
当年的这样一些行走，也是有某种所谓的对个人的磨炼、冲破压抑、社会理想等等，这些都是很大的概念。这些其实又是我们那一代人，我的家庭一直在灌输的，因此才有了这样一个行为。
我觉得一个人曾经走过的、做过的，确实对他的一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来总结我刚才所说的，我现在的某种痕迹也许当年很多不自觉的东西在后来人生中重新浮现了出来。包括我从广东美术馆去了北京，那一年我已经53岁了，人家都说你一个广东人为什么要去北京，你在广东美术馆一个独立的美术馆干的好好的，何必跑到北京中央美院，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去，我觉得我还是能干好，就把它当作一个挑战去做。
《山中的路》，1984，李毅摄
叶滢：也是一段跋涉。
王璜生：是。我觉得人必须有一个远方的概念，应该有一个瞭望，就是要看到一个可能是未来的东西，我觉得远方是一个未知的，但是我们需要去的一个地方，远方之后还有远方。
叶滢：在您28岁的时候有一个要去的珠江源头这样的远方，在53岁的时候您从广东到北京，这也是一个自己的远方，到了现在退休的年龄，在您64岁这个时间点上，您的下一程的远方是什么？
王璜生 ：2017年我从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退休下来，从那时起，我的远方就是艺术创作。像去年在上海（龙美术馆）那个“呼吸”的主题展览对我有挺大的影响，这个主题并不是因为疫情才做，是2019年就在创作的，然后正好去年又碰上疫情。而去年做完那个展览，同时在德国又有一个也是以“呼吸”为主题的展览，德国的展览方也选择了这个题目。之后紧接着就开始做“珠江溯源记”，这个巡回展做到今年年底，从桂林、昆明、贵州再回到广州，在广州做完就告一段落了。
我现在的远方就是做艺术家，一直做到我做不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