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联结| ART ENGAGEMENT

随着传统广告业影响力式微，消费方式的演变，尤其是以视觉为中心的社交媒体的兴起，营销策略更新换代。近年来，文创产业和展览经济蓬勃发展，品牌以赞助人的身份参与到文化生产，甚至成为文化主体的现象日渐普遍。企业社会责任、慈善事业与营销之间的界限亦渐趋模糊。出生于X世代的艺术家，不再拒绝与品牌跨界合作，与大众文化接轨，希望以此提高传播的持续性，或试图以艺术实践介入资本的内部。

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博弈永远存在。《艺术新闻》开设“艺术联结| ART ENGAGEMENT”栏目的初衷，即希望从品牌的角度，探讨企业应以何种方式介入艺术和文化。我们将走访全球活跃于艺术和文化领域的企业的CEO、文化事业总监、基金会总监、策展人展开深度访谈，一览多样的艺术赞助方式，了解这种介入如何构造一道社会文化风景，以及它对企业自身与艺术生态带来何种影响。

普拉达艺术基金会威尼斯展馆

“文化机构何为？”普拉达艺术基金会（Fondazione Prada）在一份文化宣言中提问。随着时尚与艺术的跨界合作日益常态化，时尚品牌成立艺术基金会、举办当代艺术展览、艺术家与品牌合作已成为近年趋势。而初创于1993年的普拉达艺术基金会在艺术领域以一种有深度、先锋且慷慨似乌托邦的方式闻名，在全球赢得了优秀的声誉。通过专题性的艺术家委任创作、当代哲学论坛、研究性展览以及电影领域创议，普拉达艺术基金会在创立20余年中不断扩展与丰富自己的文化属性。在建立米兰与威尼斯的艺术中心之后，普拉达艺术基金会于2018年起在上海百年宅邸荣宅中举办了一系列当代艺术展览，开拓其亚洲艺术图谱。

《寓言叙事1，张爱玲》，刘野，2004年
Prada荣宅刘野个展“寓言叙事”展览现场，2018年

在《艺术新闻》对普拉达艺术基金会项目总监阿斯特丽德·韦尔特（Astrid Welter）的专访中，她分享了基金会的运作方式、普拉达艺术基金会如何独立于品牌发展、基金会在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体验，以及她对品牌社会责任的思考。

韦尔特从1997年开始与普拉达艺术基金会合作，参与其艺术展览与场域特定项目的组织。2011年，她负责基金会威尼斯场馆的开幕活动，后于2015年负责了基金会米兰永久场馆的规划、创建与内容策划，并担任项目总监至今。

普拉达艺术基金会项目总监阿斯特丽德·韦尔特（Astrid Welter）

曹丹（以下简称CD）：你从1997年便开始与基金会合作，并参与了2011年基金会在威尼斯的开馆。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阿斯特丽德·韦尔特（以下简称AW）：普拉达的艺术项目从1993年开始运作，到1995年有了更清晰的结构，成为了普拉达艺术基金会。现在我们的团队有40人，但1997年我开始在基金会工作时，整个团队只有两个人，我要负责和运作几乎所有事情——从预算，到邀请嘉宾，甚至晚餐菜单。

当时我即将大学毕业，正在写关于年轻英国艺术家（Young British Artists）的论文。在此之前我曾作为普通观众看过普拉达基金会的安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和路易丝·布尔乔亚（Louis Bourgeois）等最早的展览，所以能获得这个机会令我受宠若惊。而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开启一家致力于国际当代艺术展览的私立机构也非常令人期待。

CD：与时尚产业中的其他艺术基金会相比，普拉达基金会有何不同之处？

AW：普拉达基金会是由缪西娅·普拉达女士（Miuccia Prada）与帕特里奇奥·贝尔泰利先生（Patrizio Bertelli）出于好奇心创立的。在1993年，没有人谈论艺术与奢侈品的关系，也没有人认为艺术与时尚产业应该相结合。那些都是后来的事。因此，普拉达艺术基金会的成立与这一观点无关，也与市场分析无关。

普拉达艺术基金会创始人缪西娅·普拉达女士（Miuccia Prada）与帕特里奇奥·贝尔泰利先生（Patrizio Bertelli）

其次，基金会与普拉达品牌是完全独立的。基金会的注意力更多放在创建一个文化机构上，以及我们应该去关注或质疑哪些文化。现在我们的项目方向还包括与公共利益相关的科学研究，例如在展览“艺术生活政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意大利艺术”（Post Zang Tumb Tuuum. Art Life Politics: Italia 1918-1943）当中，我们并没有去讨论艺术与时尚界，而是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艺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立场。我认为思想的独立性是普拉达艺术基金会最重要的部分，这使我们与时尚行业的其他艺术基金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普拉达米兰基金会

同时，普拉达艺术基金会也充实着米兰的艺术氛围。米兰没有当代艺术博物馆，只有当代艺术展览馆PAC（Padiglione d’Arte Contemporanea），但是它的展览空间很小，且没有自己的馆藏。米兰的当代艺术私人机构主要是普拉达艺术基金会和倍耐力（Pirelli）的Hangar Bicocca 基金会。这座城市或多或少已经放弃了建立一间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想法，因为米兰的私人基金会已经创造出一片独特的艺术生态。

CD：一开始团队只有两个人，那么当时基金会每年做多少个展览？到现在，你们的工作方式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AW：最开始每年只做两次展览。第一年我们团队只有两个人，后来变成了五个半，一个兼职，这样一直维持到了2010年。期间我们也开启了威尼斯的项目，工作量越来越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还是维持了一个非常小的团队。那是一段很美好的年代，虽然团队小，但非常灵活。至今我已经在基金会工作了22年，现在很多之前的同事仍然在团队里，我们仍记得这个基金会的历史演变以及其间所发生的一切。

普拉达艺术基金会于2019年5月11日至11月24日在威尼斯展馆剧本杰尔马诺·切兰特策划展览“雅尼斯·库奈里斯”（Jannis Kounellis）

我们现在管理4个空间，包括米兰的主要空间、摄影空间以及威尼斯和上海的空间，仅米兰的展览空间就有一万平方米。基金会没办法像以前那样仅靠5个人运作。现在我们团队有40人，是之前的十倍之大，也有了真正的公司结构，包括媒体新闻团队、数字团队、制作和作品录入团队、策展团队，以及行政和技术办公室。我们现在已经在着手准备2022年的展览了，提前三年做规划。这比以前有前瞻性许多。

但我们仍然非常灵活，经常会快速搭建一些预料之外的项目。对于现在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年轻人来说，精神状态一定不是“太好了，我可以在下午六点钟准时下班”，而是每个人都深入参与其中。

普拉达艺术基金会呈现由Lizzie Fitch 及Ryan Trecartin 策划展览“Weather Line”

CD：你能描述一下创始人缪西娅·普拉达女士和帕吉欧贝尔泰利先生在基金会中的角色吗？

AW: 他们是普拉达基金会的总裁，在最初的几年里，基金会由他们两人一起运作。在过去的几年里，贝尔泰利先生的主要工作在普拉达公司中，普拉达女士则在基金会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她参加许多会议，并为基金会作出决策。

总裁有几处建议来源：一个是杰尔玛诺·切兰特（Germano Celant），我们的艺术与科学部门负责人；由我担任负责人的项目团队；展览制作部门；以及由马里奥·梅内提（Mario Mainetti）主管的科研与出版部门。此外，我们还有由位于伦敦和芝加哥等地的策展人组成的思想委员会。他们为项目提供建议并参与展览制作。当然决策方式也关乎于具体事件，在有些问题上我的话语权更大：比如关于我们能否担负起展览预算这类问题，我可以给到更详实的参考数据分析。在文化方面，杰尔玛诺·切兰特或者思想委员会的意见则更为重要。

普拉达艺术基金会推出佩德罗·阿尔莫多瓦（Soggettiva PedroAlmodóvar）电影展及专注于西班牙电影的全新项目

CD：作为一家文化机构，普拉达基金会涵盖了电影、音乐、哲学、建筑、艺术和科学等广泛领域，同时也保持在每个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能否分享一下基金会如何在这种多样性之间取得平衡？

AW：不只是我们，很多其他机构也是如此。意大利国立二十一世纪艺术博物馆（MAXXI）就拥有很大的建筑设计部门，沃尔玛也有非常棒的电影部门。当然，这不仅取决于机构的兴趣和需求，也与是否拥有该领域的专家有关。我们有来自电影界的专业电影顾问，我们也与韦斯·安德森（Wes Anderson）和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等导演合作，他们为普拉达拍摄了短片和电影。

我们今年也请了一些音乐领域的专家，协助我们做一个关于“实验科技音乐”（Experimental Technological Music）的项目。在哲学方面，我们正在组建一个新的团队，致力于哲学和科学领域的研究。普拉达艺术基金会在不断建立一些精细的专业领域，因此我们需要专家。但同时，团队里的所有人都必须尽可能的涉略广泛。

普拉达米兰基金会将于2019年9月20日至2020年1月13日举办韦斯·安德森和尤玛·马努夫（Juman Malouf）策划展览“棺中的木乃伊及其它宝藏”

CD：普拉达基金会已在上海荣宅举办了数次展览，也有一些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合作。你如何形容在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体验？

AW：我们一直在学习。刚开始做荣宅时，我们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多。虽然我们认识几位中国当代艺术家，比如曹斐、刘野和杨福东，但却没有作为当地艺术机构运作的经验。现在，我们对上海的艺术系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Prada荣宅“罗马1950-1965”艺术展

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界，这两年我们一直在学习。我们喜欢以西方策展人的视角来呈现中国当代艺术家，也会在未来坚持这一原则。我们不会将荣宅变成一个仅仅展示中国当代艺术的空间，而是将继续保持自我，比如高什卡·马库加（Goshka Macuga）的“我曾为何物？”就是一个在米兰做的项目的巡展。

Prada荣宅举办高什卡·马库加展览“我曾为何物？”（What Was I？）展览现场

CD：你如何看待当今企业品牌与艺术文化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面对企业社会责任、慈善事业与品牌推广之间的界限渐趋模糊的现状?

AW：在这件事上我也在观察。总体来说，我认为品牌与艺术家的合作可以是有益的，但前提是艺术家有足够的创作自由。最危险的合作关系便是只让艺术家挂名，让他们完全遵循品牌的意愿进行创作。

美国歌手Jay-Z 和碧昂丝（Beyoncé）在卢浮宫内拍摄音乐视频《Apeshit》

去年，卢浮宫（The Louvre）允许了美国歌手Jay-Z 和碧昂丝（Beyoncé）在美术馆内拍摄音乐视频。那个视频令我反复思考，在文化上黑人进入卢浮宫说唱，这透露出一种去殖民化的姿态。这个视频的浏览量达到了数千万次，其中包括卢浮宫每年500万访客之外的人，他们也许一辈子也不会有机会亲自参观卢浮宫，却能通过这个视频看到卢浮宫内部的样子。

CD：对于那些想要参与文化与当代艺术领域的人或品牌，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AW：首先要学习。要去了解当代艺术，不能只因为当代艺术是一种潮流，或者仅因为市场分析而去做。另外，任何想做艺术项目的人都应该花时间学习，去了解艺术家的背景，尊重艺术家。这是我的两条建议。艺术在其他行业里输出的好处，是它能让更多领域的人认识到当代艺术多么有意思。艺术也总能提前感知到一些事物，几乎像是预知未来。我们应该尊重艺术的这个角色，而不要让它仅飘浮于市场的表面。（采访/曹丹，翻译整理/余佳潞，编辑/何佩莲）

*如无特殊标注
本文图片由Fondazione Prada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