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的大卫·霍克尼
时隔34年后，以佩斯北京的个展“春至”为机缘，大卫·霍克尼第二次来到中国。此次到访所引发的轰动效应堪称文化事件，北大、央美的两场讲座一座难求，而在周六下午展览正式对外开放之前，等待入场的观众几乎挤满了画廊门前的小广场。在展览开幕的当天上午，大卫·霍克尼在酒店房间接受了《艺术新闻》的专访。78岁的霍克尼一如既往地一支接一支抽着烟，幽默地模仿着晚年雷诺阿边吸烟边画画的模样，戏称烟草也是自然甚至有机的。
外人看，或许这位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英国“最后一位画家”因为衰老会有些许落寞，但他本人并无老者对于往事的沉湎，他对新事物的依旧好奇，对以自己发现和改造的“观看之道”来创作，依然沉迷不已。
1981年，大卫·霍克尼与友人Stephen Spender造访中国，并编著了《China Diary》
大卫·霍克尼一边翻阅《China Diary》一边讲述当时的所见所闻
一种来自中国的观看角度：“为什么我在北京这么受欢迎？”
“为什么我在北京这么受欢迎？”在交谈中，霍克尼好奇地问道，“我想或许是因为我对空间的态度，和中国产生了共鸣”。
霍克尼对自己在1983年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初次看见卷轴画《乾隆南巡图》依然记忆犹新：“那一天我花了3个小时观看那幅画，事实上，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妙的一天之一。”在1980年代，霍克尼为中国卷轴画中的散点透视所深深吸引，在1987年拍摄了影片“A Day on the Grand Canal With the Emperor of China or Surface is Illusion But So is Depth” 详细解读了这幅《乾隆南巡图》的透视法与细节，并将之与西方透视法比较分析。
清宫廷画家徐扬所作的《乾隆南巡图》由共十二卷，图为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第九卷《绍兴谒大禹庙》（局部）
《A Day on the Grand Canal With the Emperor of China or Surface is Illusion But So is Depth》，大卫·霍克尼、菲利普·哈斯（Philip Hass，1987-1988年）
“观看中国卷轴画时，你可以沿着其中的风景行走。目光一直移动着，从画面上方的房屋到画面下方的湖岸，你是其中的一部分。而欧洲绘画像是一扇窗，你不得不思考自己所站的位置，像是从一间房中向外望，你不是画面的一部分。” 霍克尼受到中国卷轴画的启发，尝试发现与景观之间新的观看角度与对应关系。
这一时期来自卷轴画的灵感串联起霍克尼一直延续至今的创作。他的代表作之一“Pearblossom Hwy., 11 – 18th April 1986, #2”由大量胶片照片拼贴而成，观众以此获得了不同的视角。在有了数码摄像技术之后，霍克尼开始利用Photoshop将分别拍下的数码照片无缝拼接在一起，以达到裸眼3D的效果，如刚于北大与央美讲座中展示的最新创作“JP, JM, JW in the Studio”(2015)等。
Pearblossom Hwy., 11 – 18th April 1986, #2 © David Hockney
“JP, JM, JW in the Studio” (2015) © David Hockney
大卫·霍克尼介绍他将于伦敦展出的最新创作
在佩斯北京个展中展出的多频影像作品《沃德盖特树林，冬天，2010》（Woldgate Woods, Winter, 2010）也源于相同的理念。在佩斯北京的展览现场，在此次展出的霍克尼以iPad创作的以约克郡的自然为对象的风景画之外，多频影像作品是此次展览的重中之重。
佩斯北京展览现场，前方多频影像为《沃德盖特树林，冬天，2010》
短片“Hockney Wolds 9 Cameras” 记录了大卫·霍克尼以9个摄像机进行同步拍摄的过程 © David Hockney
他执着的“隐秘”：对发现和改造“观看之道”的无尽痴迷
霍克尼并非纯然的以中国卷轴画的方式来建立观察世界的角度，与中国古代艺术家对于观看视角的“自然”处理不同，霍克尼如同科学家一样，进入到艺术史的不同时期，对于艺术家如何观看和绘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在他的著作《隐秘的知识》中，他指出西方一些伟大的艺术作品是借助镜子和透镜画成的，而且讲述了光学镜头的观看方式如何逐渐主宰绘画作品面貌的过程。
《隐秘的知识》中文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对于这个引发了艺术界与科学界争议的发现，霍克尼一直深入其中，2013年他现身的纪录片《蒂姆的维米尔》（Tim’s Vermeer）以及他在此次的中国之行也随身携带的《Eye of the Beholder: Johannes Vermeer, Antoni van Leeuwenhoek, and the Reinvention of Seeing》（旁观者之眼，Johannes Vermeer, Antoni van Leeuwenhoek与观看之道的改造），都可以看到霍克尼对于“如何观看”早已跳出感知层面，而是进入到理性的探索，当然，无尽痴迷。
大卫·霍克尼桌上的《Eye of the Beholder: Johannes Vermeer, Antoni van Leeuwenhoek, and the Reinvention of Seeing》
《蒂姆的维米尔》（Tim’s Vermeer）片花作为创作者，在不断发现“观看之道”的同时，他对于如何以更创造性的方式呈现多重维度的观看也没有停止实验。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说，从chemical photograph（化学成像）到digital photograph（数字成像）,数字技术给表现艺术家对于世界的多维观看带来了新的自由。在这位几乎被视为“最后一个画家”的艺术家这儿，无论是用素描、油画还是丙烯，还是用iPad进行绘画，或是近期以多台摄影机进行影像拍摄和创作，媒介本身似乎并不重要，而是他想表达的对世界的观看方式不断发现的无尽可能。
这位曾经长居加州的艺术家对于新的数字技术毫无接受障碍，技术变化完全可以用来更大可能表现他所想“看到”的世界，居住在洛杉矶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去硅谷看看？”对于我们的提问，他高兴的说，“有啊，1990年Photoshop软件刚刚推出的时候，我去硅谷参加了发布！”
“春至”，承载霍克尼观看之道的视觉盛宴，或者实验
1960至1970年代，顶着一头经过漂染的白金色头发的霍克尼在洛杉矶尽情享受着阳光、泳池和朋友与爱人的情谊，并创作了大量身边友人的肖像画，这些画面欢快、逗趣，甚至充满荷尔蒙气息。这些作品以及后来对于透视法的研究与玩转似乎都颇难与描绘自然风景与季节变化的“春至”系列联系在一起。
“2002年，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叫我去他的工作室为我画肖像”霍克尼缓缓道来为何忽然迷上风景，“我居住在荷兰公园 (Holland Park) 的一端，而弗洛伊德在另一端。每天早晨我穿过公园去他那，观察着春天。我意识到这是我过去20年来第一次真正地观看春天，因为我居住的加州总是夏天。观看着春天真是一件美妙非凡的事，所以我北上回到了东约克郡去观察春天。我本没有打算在那居住很长时间，或许只是2年，但当我准备离开时，我想，也许我应该在这呆得更久一些。”对于自然的沉浸与诗意再现令人联想到中国文人的寄情山水，他说：“我知道中国画并不是视觉性的，更多的是关于感受，那正是我试图去捕捉的。”
大卫·霍克尼在卢西安·弗洛伊德的工作室中 © David Dawson, getty images
他对季节的感受又尤其细腻、深入，他说起通常一个地方春天的来临只有三周，而东约克郡有整整四周，对于春天到来的体察是此次佩斯北京展览的主题，而他自己又几乎是自言自语一般，常人往往认为冬天只有黑色和白色，不是这样的，冬天有它自己的颜色。此次展览中，他以iPad作画的“春至”系列，不仅仅是春天本身，而是春天到来的过程。而从iPad的画儿到多频影像，除了艺术家的直觉、敏感，他更是调动所有技术来支持他的现阶段的发现和感受，多频影像《沃德盖特树林，冬天，2010》与《七个约克郡风景，2011》更是他的“观看之道”的集大成者。
The Arrival of Spring in Woldgate, East Yorkshire in 2011 (Twenty Eleven) – 22 May, 2011iPad drawing printed on paper55″ x 41-1/2″ (139.7 cm x 105.4 cm) © David Hockney / Richard Schmidt
The Arrival of Spring in Woldgate, East Yorkshire in 2011 (Twenty Eleven) – 11 May, 2011iPad drawing printed on paper55″ x 41-1/2″ (139.7 cm x 105.4 cm) © David Hockney / Richard Schmidt
The Arrival of Spring in Woldgate, East Yorkshire in 2011 (Twenty Eleven) – 14 April, 2011iPad drawing printed on paper55″ x 41-1/2″ (139.7 cm x 105.4 cm) © David Hockney / Richard Schmidt
重回洛杉矶，再启肖像系列
现在，霍克尼又搬回了洛杉矶，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世界里，“我的耳朵非常聋了，已不常出门，只能在安静的环境中抓住一个最响的声音，同时有不同的人说话令我的头脑一片混乱，我只是需要安静。有些时候这使我有些低落，这意味着我已不能真正地加入讨论，不能听见音乐的高低音。但我仍能很好地画画，我不在乎听不见了，我已在我的大脑里装了许多音乐。”
因为耳聋，没法再听音乐，他从前喜爱的歌剧舞台设计也没法再继续了。说到这儿，霍克尼话锋一转，不过，“我画画的时候就像回到了30岁，画画还是我最大的乐趣。”他也依旧在描绘身边的友人，目前已完成的61幅肖像画将于明年在伦敦展出，这一系列肖像每幅历时3天，霍克尼每天工作5到6个小时。“他们坐在同一张椅子上，但都以各自不同的姿势，呈现了不同的个性，各不相同，各自独立。”而这组肖像的对象大多也是他邀请的朋友，当然，人物本身，他对如何观看视角的探索，也会在下一个展览中呈现。
大卫·霍克尼展示他的61幅肖像绘画及洛杉矶工作室，这些绘画将于明年在伦敦展出
霍克尼仍继续进行着新的发现和创作，“我仍在思考着有什么事情可做，我已78岁了，但我并没有真正地感觉到，我仍然为新的事物和图像而感到兴奋。
对于早年间在伦敦的Pop Art运动时期（他在采访中强调，自己并不认为是这个运动的其中一员）与在洛杉矶的阳光与泳池中，那个带着自由的享乐主义气息的青年霍克尼，此时的他并无特别留恋，在他身上没有改变的，是对世界的敏感与专注，他的这双眼睛，曾经在他的父母、爱人、朋友身上流连，也曾经构思与毕加索的会面，而现在，这双眼睛早已经从“看什么”转移到对于“怎么看”的不知疲倦的探寻。采访、撰文／叶滢、吴亦飞
好友John Kasmin为其拍摄的照片
大卫·霍克尼和好友摄影家Cecil Beaton在Reddish House，1970年
Doll Boy, 1960-61 © David Hockney
《阳光浴》（Sun Bather，1966年）© David Hockney
大卫·霍克尼的代表作之一《A Bigger Splash》，1967年，现藏于泰特美术馆
大卫·霍克尼的代表作之一《A Bigger Splash》，1967年，现藏于泰特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