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视觉艺术家、电影制作人及导演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并不陌生，2015年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推出的展览“威廉·肯特里奇：样板札记”是这位艺术家在亚洲最大规模的展览，几乎收录了艺术家自1988年到现在的全部重要作品。现在，巴塞尔艺术博物馆（Kunstmuseum Basel）正在展出他的新展“不属于我们的诗歌”（William Kentridge. A Poem That Is Not Our Own），呈现了其在1980至1990年代间创作的早期平面艺术与电影，以及其部分近期创作，包括电影投影、皮影戏，以及现场表演。而开普敦亦将于8月开幕艺术家的新个展。
“不属于我们的诗歌”展览现场
肯特里奇的工作有时会涉及到极大规模和极小规模的情境。不过，他几乎总是从画素描开始进行构思，有时候再将素描制成动画或者影像，最后通过工作坊与音乐家、舞者、歌手、设计师、作曲家合作，才成就了一些繁复而沉浸式的作品。这些大型作品中，既包括多屏录象，也有现场表演，例如去年在伦敦和纽约呈现的作品《头与负荷》（The Head & the Load）就讲述了一战中非洲军人的故事。
肯特里奇深谙“吾日三省吾身”之道。他展出于巴塞尔艺术博物馆的最新作品，又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治和历史难解难分的问题。在《艺术新闻》的采访中，我们也许能找到艺术家给出的其中部分解答。
肯特里奇vs肯特里奇：这位艺术家在《愚人颂》中自嘲（第50课）（2018），墙上为伊拉斯谟画像。摄影：GIna Folly，图片来源：the artnewspaper

《艺术新闻》
专访
威廉·肯特里奇

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
Q：向我们讲讲你在巴塞尔展出的新作吧。
肯特里奇：过去十年，我一直都在制作名为《素描课》（Drawing Lessons）的短片，其中大部分记录的都是我进行自我反思的过程。一开始，我是为了看看自己在过程中能否发现新事物。巴塞尔展出的作品是这个系列当中的新作，标题是《学习古典大师》（Learning from the Old Masters），因为巴塞尔艺术博物馆藏有众多的库尔特·施维特斯（Kurt Schwitters）、毕加索、克拉纳赫、格吕内瓦尔德的名画。而且也是因为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这位人文主义思想家曾经在巴塞尔城住过的缘故。我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都并无标准解答。当代艺术家在这些经典大师环绕之中，究竟该做什么好呢？我自己的化身角色站在桌子一旁，说：“你根本没资格出现在这”，而另一位角色则用伊拉斯谟的拉丁语回应前者的怀疑。
“不属于我们的诗歌”展览现场
Q：您的身影常常出没于您自己的作品之中，好像充满了“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这是为什么呢？
肯特里奇：任何人只要写过东西或者画过东西，即便是录过自己的声音也好，都会明白一个道理——人的自我感知在发出动作的那一刻和作为观者回望的时刻完全不一样。往往写的时候总是自信满满，觉得句句值千金，或者画的时候笔有龙蛇 。自己哼哼唱歌的时候，也总是听起来挺不错。退后一步看的时候，则总是容易失望。昨夜好像灵感勃发的时刻在翌晨则成了：“我不可能写了这么傻的东西，肯定是别的白痴写的。”然后便开始自怨自艾。自己作为制作者和观看者之间的转换时刻在工作室中尤为明显，但是在生活中其它时候则没有这么容易让人伤感。因此，事物在工作室中自然发生的方式也会让日常生活中的其它不可见事物显现出来。我的《素描课》和别的一些作品都是具有这个目的。
《死去的莱姆斯》(2014-16）?艺术家，摄影：Thys Dullaart
Q：看作品的时候，我常常感觉自己也在被邀请进入您所描述的这个空间。
肯特里奇：我的许多作品都是在工作室里做成的，所以也是对于工作室中发生事件的日常记录。背景和前景中常常有各种各样的图像，它可以是制作作品的一个环境，也可以是不同场景发生的一个剧场，也可以是作品的主体。所以，影像的速度也是非常可变的，取决于影像编辑的各种可能性。40年前很难想象的事情，现在借由科技的话任何有笔记本电脑的人都能做到了。
“不属于我们的诗歌”展览现场
Q：许多您在巴塞尔展示的装置都包含有队列的元素。您能否告诉我们您为何痴迷于游行的人们？
肯特里奇：我对于队列（procession）、漫步（promenade）、游行（parade）都很有兴趣。一位好的艺术家或者动画作者总是可以描绘出一众人们互相靠近又保持独立的姿态，但是他们通常都会表现的是8位位于队列前面的人，而后边的许多人就失去了形象。从侧面去记录，就可以看到所有人和全程，因此侧面队列就成了我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不属于我们的诗歌”展览现场《更甜美地演奏舞蹈》（More Sweetly Play the Dance），2015年
在欧洲传统哲学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关洞穴中的人们观看自己阴影的隐喻是很重要的，这个思想和后来的殖民文化有着很强的关联。他们常常认为自己更理智些，甚至比那些正在受苦的人们看得更清楚。
“不属于我们的诗歌”展览现场，背景为“索菲亚镇”，1989年
在南非，公共交通并不发达，火车和其它客运系统不太有效，因此步行就成了人们很重要的交通方式。南非人会把世界挑在自己的肩膀上列队行进，所以这对于我来说是过去40年间描绘约翰内斯堡市景的非常自然的母题。而在印度尼西亚和德国也有制作人们侧面剪影的艺术传统。
“不属于我们的诗歌”展览现场，2018年《Head & The Load》的道具
Q：您从工作中核心的绘画开始形成大型的合作，开始和作曲家、表演者、灯光师、服装师一起工作。这些大型团队的工作人员对您来说是做了一种加法吗？
肯特里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个计划中，有关于非洲脉搏主题。我现在正在工作的就是在一场一幕歌剧当中将占卜师转化为一种符号。占卜师将人的命运写在树叶上，但是树叶在风中卷曲吹落， 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捡到的是自己的命运还是别人的命运。而我会用书页来表达这个概念，所以我会在书的每一页上画树叶，画米开朗基罗的形象并且在上面写文字拼贴：不同的问题和未来预言，然后一页一页地扫描下来，制作成一本不断在翻动的册页影像。
“不属于我们的诗歌”展览现场
这些工作都是在工作坊之前就做好了，把人们集合起来的时候，服装设计师、道具设计师、灯光设计师、歌手、舞者都在了，我们就想要看一看册页投影在墙上的效果。一位舞者站在册页前方，他的身影遮盖住了册页。因此影子也会和册页的影像形成互动。测试之后，我们就需要决定声音的部分，而正好就有6位很好的歌手跟我们尝试了从非洲传统歌曲到阿卡贝拉的不同风格，然后看看是合唱好还是独唱好。
“不属于我们的诗歌”展览现场
最后我们决定独唱，剩下的人则念文本，每个人用不同的音高。这表现的是郊区的众人在议论各种来到时郊的问题，配上独唱的声音，正好传达了市民的心声。很多元素都是通过这样的程序达成的，是在工作室中经历了许多繁琐。
西德尼·肯特里奇爵士，2011年，图片来源：thetimes.co.uk
Q：在您的家庭中，双亲都是非常著名的反种族隔离律师。您的父亲西德尼·肯特里奇（Sydney Kentridge）曾经在1950年代末的“叛国罪”审判中为尼尔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以及其他非国大（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成员辩护过。您在小时候知道这些事情有多少，又受到了他们的多少影响呢？
肯特里奇：他们从没告诉过我，我是逐渐知道这些事的。不过，Nelson Mandela 和另外50人的“叛国罪”审判是从我三岁到六岁时候发生的，我记得当时家里花园有一排松树，阳台上则有一块马赛克瓷砖的桌子，我们经常在那张桌子上喝茶，所以我当时以为“‘叛国罪’审判”（treason trail）指的是“树和瓷砖”（trees and tile）。
不过，我母亲对于政府和某位法官一直不断的怒火是非常明显的，而我父亲生气的方式则大为不同，他比较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且主要是在法庭上表现出来。所以的确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对非洲的当时现状有一些印象。他们也常常透露出法律职业已经完蛋了的情绪，因此我一定得找个新的活计。我父亲对我的艺术家生涯时有怀疑，但是父母总的来说是比较支持的，至少我没有做一名律师。
摘自《等待女预言家》的歌词（LED-Frieze Neubau）
Q：您说过您一直住在小时候长大的街区临近的街区。您完全可以搬离那里，甚至搬离南非，为什么不？制作作品的地点是否对您制作的作品有很大的影响？
肯特里奇：约翰内斯堡从很多意义上来说都是个糟糕的城市。我在约翰内斯堡度过了64年时光，所以肯定是这里有一种让我无法脱离的惯性部分。这不仅仅是家庭原因，实际上我大部分家人都在伦敦。但是，在边缘进行创作的确有所不同，南非的特殊性就像是世界其它地区的一个征兆，这里的正式经济体量很小，地下经济却不断膨胀，好像时刻提醒着我们世界的无常。在这里，你明白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不同领域的人们身上，让音乐家、电影制作者、作家一起发挥各自不同的巨大能量。你当然可以在伦敦、纽约、柏林做艺术，但是在那些地方你会感觉不再与社会产生关联，两脚好像漂浮着。（采访、撰文/Ben Luke，编译/黄格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