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萨拉·莫里斯（Sarah Morris）个展“奥德赛”,图片来源：UCCA

美国艺术家萨拉·莫里斯（Sarah Morris）的大型个展“奥德赛”正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展出，这场展览汇集了艺术家在全球范围创作的所有影像作品，并且同时呈现多幅莫里斯的绘画、素描、海报作品。在UCCA的大展厅中，观众穿梭于特殊的开放空间中，可以全方位地概览艺术家对现代城市生产文化的思考与重现。在长期的社会观察和影像制作进程中，萨拉·莫里斯不断探索着资本、节奏、官僚主义 和机械生产等深刻的当代文化主题，呈现出一幅多元而复杂的结构谱系。

▲ 萨拉·莫里斯（Sarah Morris）个展“奥德赛”，installation shots，图片来源：UCCA

“奥德赛”的概念揭示出艺术家数十年的创作轨迹，正如同奥德修斯的十年艰苦航行一般，莫里斯于 1998年创作了《中城》（Midtown），2008年则在北京奥运会期间首次在美国以外的城市进行拍摄。而此次她在北京进行大型展览，正如同古希腊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奥德修斯回到家乡伊萨卡一般。

在与《艺术新闻》的专访中，萨拉·莫里斯分享了她十年前后与北京发生的关系与所做的思考，以及遍布全球的创作经历对艺术家及其创作的影响和塑造。

 ▲ Sarah Morris Portrait by Wendy Bowman，图片来源：UCCA

Q：影片《北京》拍摄于2008年，而这部影片第一次在北京展出是2018年，中间有10年的间隔。这10年间，你镜头里的城市、人物，观看这部影片的视角，以及你作为创作者本人，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A：当我回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它并没有把我带回从前。我认为这部影片在当时是很未来的，甚至有点科幻，所以当我在展厅里的LED屏幕上再次看到它时，我感受到了与创作时同样的力量，我感受到自己处于一种巨大的进程之中，却不知道这种力量究竟是什么、要去向哪里。

当然，有各种关于中国未来的推断：它会如何发展，2008年会成为什么样的转折点。但是我仍然感觉我们还是处在那个一无所知的位置上，我们不知道未来究竟是什么样的，也从来没有人知道未来究竟如何。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但是我认为把这样一个有未来感的国家作为一个对象去思考，去观看这座城市展现奇观的时刻，是非常有意思的。

▲ 萨拉·莫里斯/Sarah Morris 《北京》，35 毫米胶片高清影像，图片来源： sarahmorris.com

在我2008年筹备这部电影期间，我向慕尼黑警察局的心理学家乔治·塞伯博士（Georg Sieber）提了一些问题。塞伯曾经出现在我的影片《1972》中，他当时运营着一家叫做“情报传输系统”（Intelligence Transfer Systems）的公司，他为政府和建筑师提供建筑系统规划和规避风险方面的咨询。我问他，你认为奥运会期间北京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因为人们普遍 担心诸如恐怖主义袭击这类事件。他说，“什么都不会发生。”我问，“你确定吗？”我问了很多遍，他说，“不会，什么都不会发生。”这种无事发生的状态很有意思，它就像是一个无法判断的边缘地带。我觉得《北京》就带有这种气质，其中有些时刻给人留下一种不安的感觉，有些时刻又非常美丽，充满了欢庆，而它也的确带有对于未来惴惴不安的视角，而我们的当下正在面对这些问题。

▲ 萨拉·莫里斯/Sarah Morris 《北京》，静帧，图片来源：UCCA

我说过，艺术不是现实，艺术是别的什么，但不是现实。这十年里北京改变了很多，我感觉影片赶在了时间之前，而现实后来追赶了上来。这部影片里的时间是分裂的。在北京展出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它强调了作品中的这种未来感。

回头看来，有点奇怪，这里面有个人的也有政治的东西，它们完全交织成了一个漩涡，难以分辨。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总是在不停地移动。当我决定做《北京》的时候，我刚刚在洛杉矶完成了一系列绘画和电影，我想把自己推得离“自我”这个概念越远越好。因为在洛杉矶，我打交道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名人，像汤姆·克鲁斯、布拉德·皮特这些人，他们的独立个体不重要，他们是品牌，是企业，这让我对在洛杉矶接触到的这些概念产生了排斥，我想要去到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当时我在中国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我记得第一次去中国是与汉斯·乌尔里克·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和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有关，当时库哈斯正在准备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的项目。当时我很激动，但是回想自己的过去也真是挺奇怪的。是什么塑造了我们在这世界上的轨迹呢？它是个人与政治的奇妙混合物。

▲ 萨拉·莫里斯/Sarah Morris 《北京》 静帧，图片来源：UCCA

我真的觉得我是在一段征途上，但是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征途。拍摄《北京》期间，我与国际奥委会和中国政府打过交道，处于那样一个位置非同寻常，我很高兴最终能够实现这个项目，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在2008年8月8日晚8点以 艺术家的身份拿着我的摄像机出现在那个地点。我可以想象它，即便它没有实现也会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但是最终它得以实现，真的是太好了。

Q：与你的电影作品相比，你的绘画则很冷静。你如何看待你的绘画所体现出的客观性？

A：我的绘画也许“看上去”有某种无作者性的自治，或者有一种现成品的感觉；它们给人重复，或者像未知的代码一样的感觉。我认为我的绘画和影片是相关的，它们都是在同一段时间内创作完成的，并没有一个比另一个优先。但是它们之间没有线性关系，而是在一个不断延续的探索过程中的两个部分。 影片中的色彩和几何会回到绘画中，反之亦然。 在绘画中，我创造了一种与地点有关的视觉建筑，也创造了另一种地缘政治风景的经验，当观看者行走其中，它们会和身体发生关系。

▲ 萨拉·莫里斯/Sarah Morris 《控制塔（阿布扎比）》，图片来源：UCCA

在UCCA的展览“奥德赛”中，我想要创造在影片和绘画之间反复徘徊的分裂感，将观众置于几乎像迷宫一样的装置中。这场展览是一次回顾展，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件装置。这场展览与“移动”的概念有关，它在不同的经验和全球各地之间移走，而绘画和电影都起自同一个开始：坐标、时间、地点、建筑，以及对于情境的具体反映和蒸馏。我拍摄的影片就像是我创作的所有绘画的宣言，而绘画对我来说是一种冥想。

▲ 萨拉·莫里斯/Sarah Morris，《控制塔（阿布扎比）》，图片来源：UCCA

当然，这些绘画里似乎有一些“客观的”表现，因为这些形状、轮廓以及这些元素的组合方式是可以被我们识别的，因为我们通晓这一种语言。这一经验来自于可口可乐、环球影业、总统行销的塑造和各种电影语言模式，它们促使我们以特定方式去阅读这些几何。我们知道它们的意义和权力的形式。

萨拉·莫里斯/Sarah Morris 《奥德赛》预告

我的作品创造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与权力和政治宣传有关，但是最终，它们是非常主观的。作品是主观的输出，而我恰好是那个艺术家。艺术家的角色和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力量之间有一种矛盾，这不仅仅是艺术家与这个世界之间的抗衡，而是我们如何在社会中扮演各自的角色，我们如何构造这个时间，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我们只是一个消费者，还是我们有自己的声音？我们有办法塑造这个现实吗？

Q：你的创作足迹遍布各地，这样的经历是如何影响你的创作的？

A：我认为作为艺术家，你不仅有创造一条路径的欲望，而且艺术家也在工作中塑造着自己的路径。你自己会决定想要往哪里去，想要与谁工作，想要看重什么。当然并非每个人都有这些选择，但是你始终是在争取这些选择。对我而言，这些东西让我觉得满足。我的性格有不同的面向，我的工作和作品有两个不同的侧面，它们互相补充。电影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探索性的，它能让我与很多人产生接触，因为电影的核心是合作性的项目，你需要有人一起完成，你需要做很多很多的谈话才能达成你想要的图像，这跟在工作室里绘画是不同的。

▲ 萨拉·莫里斯/Sarah Morris 《1972》，静帧，图片来源：UCCA

另一方面，绘画是一个缓慢而冥想性的过程。它很系统，而且有一种节奏，不能一蹴而就。电影就更为即兴，因为它抓取的是已经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并不知道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布拉德·皮特会一拳打在自己脸上，我不知道我会在2008年的北京找到一位对奥运会毫不在意的夜间出租车司机，我也不知道乔治·塞伯博士会告诉我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实际上是以色列说得算。在我处于这些情境之前，我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这种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感受与绘画所使用的语言和结构产生了一种平衡，绘画的语言是经营位置、随类赋彩，从而创造我所说的视觉建筑，这样观众就可以行走其中，就像行走在风景里。

▲ 萨拉·莫里斯/Sarah Morris 《里约》，静帧，图片来源：UCAA

我对不同的事物都有好奇心，所以我想了解政治，我想了解法律，我想了解娱乐产业，还有电影行业里的人做事情的方式和艺术行业里的人、电视行业里的人有什么不同，不同的领域都有自己的小宇宙。我这一代人对于跨越学科的实践都很有兴趣，科学、法 律、娱乐、政治、建筑都可以让你了解得更多，都可以让你的作品更丰富。你可以把不同领域的精华带入艺术之中，并以艺术家的身份去学习。

▲ 萨拉·莫里斯/Sarah Morris 《洛杉矶》，静帧，图片来源：UCCA

我认为好的艺术家都是开放的。当你保持这种开放，这些事都会对你进行塑造，因为你获得的每一种经验都会对你的作品产生影响。 这也是UCCA展览“奥德赛”这一题目的意义，因为你会不断地出走，不断地回归，你会发现自己处于旅途之中，但是这更像是一个循环。

Q：在你的作品中，有明确的对于色彩和声音的关注，它们与作品的图像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A：我的确会受到光线和声音的影响。我认为色彩是影响你体验一个地方的核心要素，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色彩的世界。但是我也很喜欢黑白的图像，我在作品中也会使用黑白的图像。我有一个一起长大的朋友，这位朋友后来成为了一位工业心理学家。 我们会一起讨论色彩，讨论食品店里色彩的使用，机场和火车站里色彩的使用，还有政治竞选里色彩的使用等等。

▲ 萨拉·莫里斯/Sarah Morris,《罗伯特.唐恩》，静帧，图片来源：UCCA

我认为色彩是在现实之外独立存在的，不是吗？ 颜色的使用有自己的历史。我们可以想到墨西哥建筑师路易斯·巴拉甘（Luis Barragán）的粉色，我们可以想到安迪·沃霍尔的银色。我说过，社会是抽象的，文化是确凿的，我说的就是关于色彩的问题，我对此感觉非常强烈。我在思考色彩的时候我也在思考声音，但是这种声音并不是音轨。我拍摄电影的时候都是不录音的，这一点很重要。这可以让我的摄影机进入到那些敏感的地方，尤其是当我拍摄的人物不想记录他们说的话，或者他们会因此而难为情。

▲ 萨拉·莫里斯/Sarah Morris 《芝加哥》，静帧，图片来源：UCCA

我的电影的声音都是由艺术家利亚姆·吉利克 （Liam Gillick）谱写的，他把这些声音以模块的形式发给我，然后我把这些模块加入到剪辑套件中与图像并置。声音与画面的关联发生在剪辑过程中，我的剪辑师会把声音与画面组合在一起。有趣的是，声音会影响你阅读画面的方式，有时我会顺应声音的方向，有时候我会逆向而行，也就是使用与画面截然相反的 声音，所以它们并不总是统一的。

声音与画面的关系也会发生在绘画中。比如有人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一张展览的图片，说“这看起来像音乐”。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但是他们看到的展览的图片的确像是某种声音的图示，像对声音概念的认知。 我觉得它的有趣之处在于，我不会说沃霍尔的作品是这样的，也不会说贾德的作品是这样的，这是在我的作品中流淌的东西，我还没有太多地认真思考和分析这一点。采访/李棋、黄强 撰文/李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