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中国艺术家、纪录片导演王兵凭借影片《方绣英》获得第70届瑞士洛迦诺电影节（Locarn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金豹奖（Pardo d’oro），美国娱乐产业行业周刊《综艺》（Variety）评价此纪录片“反常地短，但一如既往带有王兵式的坚定、质疑和不妥协”。
▲ 王兵，图片来源：Fred Film Radio
《方绣英》中的主角方绣英是一位南部中国村庄中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六旬老人。纪录片中的她在病痛的折磨下丧失了语言及自主生活的能力，形容枯槁地躺在医院走道的病床上。她的亲戚们来来回回地探望她，但这种探望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实质上的意义：人们只是或站或坐在她的病床边，用乏味的语言讨论她的病情，或者更多时候，闲聊。
同他其他的纪录片类似，王兵将关乎点投向弱势的、无法发声的群体，比如农民工，比如村民：在他眼里，这些人才是中国的大多数，弱势但不边缘。
▲ 王兵经录片《方绣英》静帧，图片来源：documenta14
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雅典展区展映了王兵的《方绣英》以及《15小时》。在雅典展区最大的展场国立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放映结束后，《15小时》也随即被该馆永久收藏。
▲ 王兵，图片来源：ARTnews
王兵的创作开始于上世纪末。他花了4年的时间（1999年-2003年）完成了《铁西区》。这部作品直接将他带入世界电影体系，也被国际影人视为一部数字电影的先锋作品。他从2014年开始拍摄纪录片《苦钱》，记录工厂中看似寻常却又庞大而沉闷的生活；而《15小时》影像装置则毫无修饰地展示现实时间与现实人物之间形成的故事。在他看来，人与财富之间的关系延伸至个体生存的命运，是这部影像装置关注的命题。王兵拍摄的影片始终带有问题意识，他用镜头为世界呈现了大量我们日常生活之外的经验。
▲ 卡塞尔王兵个人回顾展现场，图片来源：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
此前，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发起的放映计划“山间电影院”带来了王兵的四部影片：《15小时》（2017）、《三姊妹》（2012）、《疯爱》（2013）和《无名者》（2010）。其中《15小时》是继卡塞尔文献展之后首次在国内展映。
《艺术新闻》专访
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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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小时》是为卡塞尔文献展所创作的吗？
A：是，实际上我们接到邀请时，我毫无准备。我也不在艺术圈，所以对这些展览没有任何概念，突然接到这个邀请，对我来说还挺奇怪的。但是这个展览向你发出邀请的时候，作为艺术家我觉得应该去支持。但是这个支持背后有一个问题，钱和工作量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在接到邀请时，将之前考虑过的计划归纳了一下，比如《15小时》是在一年前就已经考虑过的计划，还有《方绣英》也是2015年就准备要拍的作品。那个时候我在湖州，我们和其他摄影师就商量，不如就将规划好的完成了，就拍了《方绣英》和《15小时》。
▲ 王兵《15小时》剧照，图片来源：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
当《15小时》进入展馆时，能形成和场地的互动。另外，这种无限的记录显现了影像最初最原始的记录性。影像刚被发明的时候，人们惊喜地发现我们可以记录自己的活动的影像了。这是你所使用的媒介诞生的那一刻，而我们对这个媒介始终保持敬意，因此在美术馆里放映这样一部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影像的致敬。
Q：你的很多片子都是在云南地区拍摄完成的，为什么对云南感兴趣？
A：很多事情是因为生活中的一些机缘所产生的。2005年，余世存给我介绍了一本小说《神史》，作者是一个叫孙世祥的云南人，已经去世了，这本小说写得特别好。2009年，我到云南旅行，去到滇东北，祭奠一下孙世祥，看看他写的这个村庄。孙世祥比我小两岁，但是他跟我是同月同日生的。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遇到《三姊妹》的三个小孩子，2010年我开始计划拍新的作品，就拍了《三姊妹》。但是由于在海拔3500米的高原上工作，我高原反应很严重，工作几天后，我进入到从未遇到过的困境里面，生病持续很长时间，很难恢复。到了2012年，我才开始有一点精力继续把《三姊妹》剪辑出来。
▲ 王兵《三姊妹》剧照，图片来源：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
到了《三姊妹》结束，我的身体逐渐恢复，开始准备新的电影。这个时候也是在同一个地区拍了《疯爱》。在这个过程中，我跟云南当地的一些学者建立了比较广泛的来往，逐渐对滇东北也有比较深的了解。之后我发现纪录片里面有很多人物也是滇东北人，我跟着他们又回到了这里。之后我拍了《德昂》，这也是在毫无准备下经历了两次拍摄，算是比较完整地完成了这个影片。
▲ 王兵《疯爱》剧照，图片来源：Télérama
Q：你为什么会选取这些题材进行拍摄？
A：我们今天生活的媒体非常发达，信息也是前所未有发达的时代。所以我觉得我选择的这些题材和人物不应该跟公共媒体所关注的一致，因为那样的话我们的工作毫无意义。所以我需要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影像工作者的能力。
▲ 王兵《15小时》剧照，图片来源：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
Q：《三姊妹》是以纪录片的手法来拍的电影，还是一个纪录片？被拍摄者会不会并非是我们以为的真实？
A：在《三姊妹》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拍纪录片随着人物自然的拍，不去做任何的调度，任何的手段都不用，别人正常的生活工作正常拍。《疯爱》也是。关于纪录片的真实讨论由来已久，只要摄影机存在，绝对的真实就不存在，纪录片里的这个世界完全靠我们自己的感知来选取，所以这一点是不可能改变的。做任何一种影片都必须要有镜头和摄影机，如果没有这些，就没有影像的存在，所以对于这样的思考已经够了。整个人类的文明是靠人的大脑创造出来的，我们否定人的大脑，就等于否定自己的存在，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个事情上有过多的焦虑和不安。
▲ 王兵《三姊妹》剧照，图片来源：Museum of Modern Art
Q：你是怎么处理自己和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
A：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外来者，很少去介入或是打乱人家的生活。如果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能够帮助一些别人的事情我都会做，但是如果让我们去改变别人的生活，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做到。电影只能将他们的生活放在屏幕上面，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感受和了解。电影能做的就是中介性的东西，让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互相了解沟通，一种真实的沟通。
▲ 王兵《无名者》剧照，图片来源：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
Q：你拍片的资金来源是什么？是否有其他的机构会给你提供赞助？是什么让你继续坚持？
A：虽然我拍的作品多，但是我的作品都是用很少的钱去工作的。我没有什么团队，每做一个计划或者作品时，我们就根据这个计划临时去找人，在短时间里面大家形成一个合作。
我现在还能继续坚持下去的一方面原因是因为《铁西区》。《铁西区》的成功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它在胶片转向数字时代的一个转折点，它对很多欧洲电影从业人员都有一定的启发。这是我长期以来得到欧洲电影的一些支持的原因。尤其是法国，当我需要他们支持的时候，他们都全力以赴地支持我。
▲ 王兵《铁西区》剧照，图片来源：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
▲ 王兵《通道》剧照，图片来源：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
Q：目前你有没有新的拍摄计划？
A：刚拍完了两部，还没有剪辑，所以我新的工作计划是先去剪辑。当一个电影完成的时候，一个导演应该赋予这个作品生命力。但当一个作品从剪辑台上完成时，你会突然发现它完成了，它有能力去叙述它自己，去和观众交流，它不是一个物品，很多人会想去看它，自然而然地它就有了它自己的轨迹，作者不需要太管这些事情。（采访、撰文／刘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