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璜生，图片来源：网络
2017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履职八年的王璜生从繁忙的展览事务和人事管理中卸任。马不停蹄地迎来了在北京民生美术馆的个展“边界 / 空间”， 多年来兼具艺术家、美术馆管理者、博物馆和艺术史研究学者等多重身份的他再次切换到了职业艺术家模式。从传统水墨向当代性转换的探索历程让王璜生保持着现代知识分子对文化、现实及历史议题的深刻关注和介入态度，审视着全球背景下政治与多元文化的现实，他也时刻警惕着当下现实的某些僭越行为。
▲ 王璜生“边界/空间”展览中的作品《缠》，装置、影像，铁丝网、纱布，图片来源：王璜生
王璜生的父亲王兰若是潮汕地区的国画大家，自小跟随父亲学习传统水墨、古典文学和中国古代画论的王璜生曾一心想考国画或者绘画方面的专业，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的错位造成了几次碰壁。他转移战线到南京艺术学院进入“中国画论”专业，在三年多的学院生活中拼命学习、写东西，发表了很多文章。毕业后王璜生到岭南美术出版社做编辑，也同时做批评，开始关注现代艺术，既有广东的文化现象也关注北京的圆明园艺术家村等，甚至参与了北京现当代艺术的一些活动。
▲ 王璜生“边界/空间”展览中的作品《痕·象》，纸本水墨拓印，69×69cm，图片来源：王璜生
此后，王璜生进入广东画院，边画画边完成了《中国明清国画大师研究丛书———陈洪绶》。画院没有竞争机制，舒适生活让他对画院制度的问题深感忧虑，大家变得没有危机感、没有竞争意识，在惰性很强的循环中用非常顺从的方式成为一个著名艺术家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1996年，筹建八年的广东美术馆准备开馆，需要找一个业务副馆长。王璜生不顾父亲反对，离开广东画院来到这样一个既没钱，人事上又有一大堆关系户的地方，一干就是十三年。2000年，王璜生正式成为广东美术馆馆长，“广州三年展”、“85新潮以来现象与状态系列展”等一系列展览的成功举办让广东美术馆在他任上成为国内最有活力和影响力的美术馆之一。
▲ 2002年广东美术馆“首届广东三年展”开幕式，图片来源：网络
2008年，王璜生却离开了这座从无到有，在“大众、学术、官方”兼顾得最好的官方美术馆，转而执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新馆，这座附属学院的美术馆由此渐渐崛起，鲜明的学术形象和个性迅速树立。2013年，博伊斯在中国的首展以及安迪·沃霍尔的亚洲大展在央美美术馆接踵而至，“CAFAM双年展”则实现了学院优质资源的充分互动，更成为面向未来创立年轻人为主导的双年展品牌。
▲ 2013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展览，图片来源：网络
《艺术新闻》专访
王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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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广东美术馆从无到有，在建构上借鉴的是什么？
A：当时广东美术馆是在美协的机构下开始组建的，广东美协的一些领导对美术馆是有理想的，他们在建设过程中的一些思路已经奠定了这个美术馆在功能定位上今后发展的几大板块。当然在我去之前藏品只有13件，都是李桦的版画。最早给政府的报告是要建一个美术博览馆，这个文案作为纲领性的文件，很多东西还是很初步的想法。我到了之后，在当时的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广东美术馆发展的文本。有些东西，现在回过头来还是觉得特别重要，因为那时中国的美术馆都是在出租场地，没有学术标准，没有研究，有的到现在还是这样。广东美术馆当时提出六大功能：研究、展览、典藏、教育、服务、交流。第二明确研究是龙头，以研究带动收藏，没有研究、没有学术高度、没有判断力，你怎么收藏？否则就是收藏一堆烂货嘛。然后带动展览，有学术判断才能够做展览，然后是公共教育包括其他。这个表述确立了广东美术馆后来的学术理想和在执行中的某种坚持，围绕着这个开展了相关的规章制度要求。
▲ 广东美术馆，图片来源：网络
学术方向提出了三点。第一点是中国近现代沿海美术，从区域的概念上明确提出沿海美术并不是仅仅是一个区域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因为在近现代沿海就是一个文化交汇的地方。近现代是历史，沿海是关注这种文化中心碰撞，也符合广东的整个文化历史特点。第二是海外华人美术，在当时来讲，我们不可能研究海外艺术，完全是天方夜谭。广东是侨乡，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华侨到海外，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发展状况也引申出留学，赵无极、朱德群等人的成就都非常高。当时国内也没有人特别去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这是文化现象，如果能做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方面还可能延伸到对方海外文化的关注。第三就是广东当代艺术，虽然当时的重镇是北京，但做为地方性美术馆有自己要兼顾的东西。这三个定位很有一种文化思考的，这种思路照顾到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 2005年第二届“广东三年展”现场，图片来源：网络
1997年的11月份广东美术馆开馆的六个展览就奠定了今后发展的路向。主题性策划的“现实关怀与语言变革：20世纪上半叶广东美术专题展”专门对20世纪上半叶的现实关怀和语言变革，而不是说拿来20世纪上半叶的几张画凑数。当代方面当然是更主流的当代，其实是一个主题性创作，更多的是广东美协系统作品。研究这个主题性创作，用了“主流的召唤”，这句话也带有某种批判性，很多人就是被房子、职称、这委员那委员等这一系列东西所召唤，大家都趋之若鹜地去了。此外还有个案研究、与教育有关、与现代的艺术形式探讨相关的一些展览。我们当时也没有多少钱，就跟香港艺术馆进行合作，把香港艺术拿过来，呈现他们艺术的多样性和现代形式。
Q：香港当代艺术近几年的发展与当时有很大不同吧？
A：其实我很期待 M+。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和香港文化的关注、收藏，对整体文化的推动都很令人看好。当代艺术博览会遍地开花，博览会问题跟整个税收、体制关联比较密切，香港为什么做得起来，就因为税收制度相对是比较顺畅的，但在国内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Q：在广东美术馆担任馆长的后期会慢慢的感到一些困境吗？
A：困境还是来自自身的压力吧，一个人总是要超越自己，广州三年展寻求一届一届的突破压力也挺大的，慢慢就转换成做其他一些东西。2005年开始我们开始做’85年的相关研究和展览，即“85新潮以来现象与状态系列展”，东北、广州、西南、两湖等重新挖掘了很多，但也总觉得到了一定的时间段自己也有局限性。人要有自知之明，我希望在局限的范围内努力。
▲ 2008年第三届“广东三年展”现场，图片来源：网络
Q：在一个体制内美术馆，与想法横飞的艺术家去进行碰撞，要怎样平衡？
A：其实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从工作经验来讲，我非常重视艺术家跟体制跟机构之间的一种平衡，绝对不会用机构的某种体制性的东西去说no，也不会限制艺术家你这不能做你那不能做。只要不影响到结构，我总是希望能够帮艺术家将作品实现或者充分尊重艺术家作品。郑国谷要让几百吨香蕉进入美术馆，虫害、湿度、保鲜问题需要解决；吴山专要做一个环球飞行的作品谈边界问题，提出在展厅里面设置抽烟的地方，我都会努力帮助他们最后实现。
▲郑国谷：《花园项目》，图片来源：网络
▲ 吴山专：国际转机“黄色飞行”计划中的吸烟室，图片来源：网络
Q：广东美术馆属于地方政府性质，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隶属于学院，在不同体制下，你身为馆长感受有什么不同？
A：确实两者在时间、区域、管理体制上都不同。当然在广东比较直接，作为一馆之长，财务、保安等一系列都属于我的管辖范围。广东美术馆的体量也比较大，当年从无到有，就要去搭建一个体制和方方面面的东西，还有理顺各方面的关系等等。可能我的自主权更大，同时责任也更大，好处是基本上从空白开始，自己的思考从实践、试错到修正，慢慢走过来。再加上那个历史阶段好的美术馆极少，大家对美术馆的认识也在慢慢培养，当代艺术当年都是体制外的，体制内不会也不想碰它们。当然上海双年展做的还不错，只有我们紧随其后，大家都在探讨体制和当代艺术的关系。另外一个广东馆做得更好的点是收藏。当时在官方体制下动用了大量资金去收藏一些很多人眼里都不怎么样的东西，现在看来情况完全不同了。当年的对当代艺术的认识和展览的策划也是在一个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因此有时会做的轰轰烈烈，但有时也会做的相对粗糙，或者说做得更事件性。
但是到了央美之后有很大不同。我不是法人，职责就少一点了，第二财务我不用管，就会轻松很多。当然轻松也意味着你有时候要用到钱，必须求人，或者要听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他们可能不太理解。但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保安系统是学校统一的，但美术馆也还相对独立。有些管理上的东西只要协作就好，相对管的范围少，好处是只要理顺好关系，学校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都会帮你，大家也都会帮你，我还是能相对处理的比较好。
▲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图片来源：网络
当然在这个阶段，当代艺术也走向了更为成熟，跟体制的合作也更为微妙和愉快，这时候我在央美去做双年展或当代艺术，会更强调学术。一些观念内涵会从学术的层面上去做更多的努力和梳理，探讨的问题也更多是本质性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些亟须解决，但是又很本质的大问题，比如文化民主，因此做法上跟以前也很不一样。包括一些展览的呈现也慢慢的走向了更为完整和博物馆化。当然博物馆化这个词语有时候是贬义的，但我还是希望既要做得精致到位，形式又要活泼开放。央美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白纸一张，好像画满了各种各样的图，你说它有画嘛？有，可又好像没画。在这样一个感觉下我来接手这一摊，其实也是都在梳理体制的建立、机制的完善等等。
Q：体制内人与人的关系是最大的问题。
A：对，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方面国家这种体制，让人没有可上可下的可能性，一上去就下不来，一进就出不去。很多东西没办法，不干活的人非常清闲，能干活的人可能有永远干不完的活，非常辛苦，又没办法得到更好的奖励机制，心里必然会不平衡，会感到厌倦，会疲劳，慢慢失去新鲜感，这些都是人最本质的东西，是可以谅解的。凭着大家的一种热情、友情和对彼此的信任，干了一段时间后，没有一个根本性的体制支持真会疲劳，都会没办法，或者说轻易的一个人事变动就会瘫痪了。我只能尽我的努力推行一定的奖励机制，对不能干活的人采取冷藏的方式，我不能让你走，你也不要过来干扰我们。而对非常努力的人则尽最大的可能性去奖励。
▲ 中央美院美术馆“安迪•沃霍尔：十五分钟的永恒”展览现场，图片来源：网络
Q：近几年当代艺术通过在画廊、美术馆、博览会中的展示，与公众的关系在逐渐拉近吗？
A：其实我这几天也在观察自己这个展览跟公众的关系，也可以看出一个美术馆跟公众的关系是怎样的。美术馆不是画廊，不只是藏家、艺术家，宣传、表述、公众的主旨也包含其中。当然我期待当代艺术能够进入美术馆系统，好好地与公众发生关系。画廊与博览会各自在做自己的事，当然博览会很热闹很好，在那里也可以开开开眼界。但是美术馆之所以不同于博览会，因为它是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面，让你安静的心灵、眼光去跟作品进行交流，不是在热热闹闹的博览会里一天走下来看到全世界多少艺术家，那只是浏览。这两种不同概念的环境都需要，但无法代替彼此。
▲ 第二届CAFAM双年展“无形的手：策展作为立场”展览现场，图片来源：网络
我一直有一个理论，中国的当代艺术为什么没有很好的发展，没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就是我们的美术馆的某种失职。大多数的美术馆这么多年来都是在出租，有个别所谓的当代艺术也是靠出租场地得来的，美术馆本身就没有一个对当代艺术有感觉的团队，包括布展、策展人和宣传部门。这就导致了一个策展人好不容易拉了一笔钱，找了几个艺术家，找了一个话题，租了一个美术馆的场所，带了自身的一些布展队伍，还有几个自己熟悉的媒体来这里做个展览，租场地15天除前去后布展一定很匆忙，自己的团队又对场内管理不熟悉，胡乱地赶时间。美术馆觉得这些事跟自己没关，就这些东西你要用就拿去用。这样出来的当代艺术展览首先达不到预想的效果，自己想要的都达不到，如何可能让公众感受感受到当代艺术的好呢？只剩一个乱七八糟的当代艺术，那再加上公共宣传跟不上，刚一宣传就没了，展览都结束了，人家都不来了。中国当代艺术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在走这样的路，我觉得这确实是应该去做出努力的吧。
Q：那么近几年当代艺术的发展有好一些吗？
A：总的感觉还是比较平缓，很难有很强的对文化有推动性的东西，也没有得到社会比较强烈的怀疑的东西出来。当然也有个别展览还可以，好处就是更多元，大家更自我、更自在也更敏感，包括技术上的敏感。年轻艺术家在这方面更自我，自我当然是也是很重要，但又总在玩自己小圈子的东西。我这一代的人可能还是有点愤青，还是希望有一些社会的责任感，希望艺术能与社会发生密切联系和关怀。
▲ 第三届CAFAM双年展“空间协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展览现场，图片来源：网络
我觉得很遗憾央美“第三届CAFAM双年展——空间协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原本寄予厚望，希望能够真正提出一个当下的既针对中国又在国际上有实验性的展览，但我们的能力、团队的能力做不到，或者说我们的思想就没办法统一。一个事不是一个馆长想要怎样，大家就会合力来做的，有一个很好的共识后，大家才能够努力去完成。现在很多艺术家作品与新媒体结合，新媒体应该被很好地使用，但它只是一个技术手段，如何将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跟我们做艺术的这种对于情感、心灵、精神等等感官影响结合，产生更有冲击力的震撼心灵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感官上的炫与 High。
Q：因此策展对展览有关键性影响？
A：“策展作为立场”这一命题在中国是亟须继续解决的一个重要板块，国际上这么多年也都在重新反思策展的问题。策展的建构与反思需要大家共同来探讨。在央美的同名展览开幕时，我们也做了相应的推动，“美术馆与策展”研讨会将国内很多的美术馆馆长请过来，有意说大家应该重视策展，那是应该怎么重视怎么做，大家坐下来谈。“空间协商”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就是所谓的文化民主化，这个话题很大很空，在具体实践中一些细节、表述、理论的展开应该怎么做等等。作为单命题其实是很好做的，我也组织了自己的博士生去做了协商谱系考，对历史上的民主协商文脉和节点性的东西进行梳理，这都是可能是一个话题。
▲ 第三届CAFAM双年展”空间协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展览现场，图片来源：网络
另外值得一提的博伊斯的展览，他的社会雕塑的问题就是说艺术介入社会，这样一个重要的艺术家，在中国也没有对他的思想和感官上的一些认识。由中国自身的策展人跟机构组织一个对国际大事的研究，引进一个展览相对容易，自己要去组织展品，组织研究机构是需要努力的。基弗也是一样，从我的理想来讲，基弗对历史的苦难记忆不回避地表达，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只是这个事件让我对他有了不同认识。
Q：学术在今天还能对当代艺术起到引领或主导的作用吗？
A：在当代艺术或艺术的系统里面，学术立场和评价没有确立它的权威地位，一方面很多学术评价或学术活动受到某种东西的左右，这种东西有形无形，包括商业的，也包括政治的，还有个人的情感等等，没有真正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评价系统。第二学术本身就有点跟不上国际的步伐。因为缺乏跟国际更好对话的一个通道，使得我们自身的话语没办法在一个国际的前沿平台上去生效，去谈论或对话。因此我们整个系统的权威是确立不起来的，于是导致评价的缺失，信任度的缺失，现在的状况基本上还是这样。（撰文／孟宪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