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成说:
得知我在美国读博士研究中国媒体,不少人都会问:你研究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
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还有意义吗?
的确,现在哪还有不在新媒体上的传统媒体?你正在阅读的这份媒体,到底算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呢?
▲ 方可成发起的政见CNPolitics,图片来源:cnpolitics.org
▲ 方可成发起的新闻实验室微信公众号(WeChat ID: newslab)
我们早已进入一个互联网(也就是所谓“新媒体”)就是一切的时代。在中国,由于政策的引导和资本的助推,互联网更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比拟的速度渗透进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缝隙
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也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怎样才能把已经如此庞大、复杂而特殊的中国互联网说清楚?在美国,我常常遇到对中国互联网极其简单化、脸谱化的叙述,应该如何向对中国了解不多的西方人解释这样的复杂性?
▲ 方可成与苗颖
所以,在和互联网艺术家苗颖见面时,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作为艺术家,她如何展示这样的复杂性?她的艺术作品在强调感受的同时,是否也有着明确的意义和观点表达?
虽然艺术家和研究者的路径完全不同,但我在她的作品和她的讲述中发现了许多共同语言。我们一起吐槽了对中国简单化理解的老外,分享了对中国互联网政治、商业、娱乐等方方面面的观察,并共同畅想了艺术家和学者进行更多合作的美好未来。
苗颖 V.S. 方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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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自己定位成互联网艺术家的?
苗颖:应该是大学的时候吧。从成长经历来讲,我们初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家用电脑了。我大学是在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他们有一个新媒体专业,这是国内第一个艺术类的新媒体专业——不是设计类的专业,是纯艺术类的。我个人当时觉得,跟传统的油画、版画相比,这个专业比较有意思。
方可成:所以你当时就是重度网虫吗?
苗颖:其实还好,我原来也没有特别沉迷网络,也不是特别“geek”。但我对新的东西比较好奇,所以就选了那个专业。这个专业有中国当代非常知名的艺术家授课,比如张培力,他是中国的录像艺术之父。张老师当时还请了很多先锋的当代艺术家来教我们。在十几年前那个时候,网络还不是特别普及,我们学的相关内容主要是制作网站。
▲ 苗颖《盲区》,2007
毕业创作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作品。当时,我通过 RSS 订阅读到一篇外媒的文章,他说,你们知道吗,谷歌在中国其实是有屏蔽内容的(那时候谷歌还没退出中国),但是你不太察觉得到,因为它跟中国政府签了一个协议,如果一个词是屏蔽的话,它会在最下面给你一行字,就说什么根据当地法律法规部分结果未予显示。这篇文章说,我们不知道这些词有多少,因为世界上不会有人有那么多时间去一个个地查。那时候我就心想,反正有这个时间,我就都去查吧。所以我就拿了现代汉语词典,把那个上面每一个词用人工的方式去查了——其实用程序也可以,但是我觉得用人工比较荒谬。本来这个列表就是一直再变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隐喻(metaphor)蛮好的。我就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每天花10个小时,把这些词一个一个放到谷歌(Google)上面去搜。如果搜出来有那句话,我就用修正带在词典上把那个词抹掉。这就是我的第一件关于网络的作品。
方可成:其实这个思路其实跟一些研究者也挺像的。比如说在传播学里面有一个对中国搜索引擎的研究,它是研究百度的搜索结果和Google有什么不一样,也是用了很多手动搜索的结果来比较。(论文地址: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com.12126/abstract)
我在另外一篇关于你的文章里面也看到,作者提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Citizen Lab,他们也做了一些关于中国新媒体审查的研究,也研究出了很多敏感词列表之类。比如,在微信的群聊里面,你发什么词会被屏蔽,他们通过人工加机器测试的方式做了详细的探索。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艺术家的路径和学术研究的路径发生了交汇。
关于你的这件毕业作品,我还有个问题:关于审查的作品,会被审查吗?
苗颖:会的。2007年我做完那个作品就出国了,当时我也很年轻,这个作品从来没在中国展过,后来在美国参加过一个双年展。
2009年我从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弗莱德艺术设计学院硕士毕业,毕业之后就马上回国了。回去之后就发现,虽然出国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是很多东西都变了。因为从2009年开始就真的是进入了智能手机的时代了(2007年第一代 iPhone 问世),而且有很多山寨的智能手机。
之前,虽然中国已经进入网络时代,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PC(Personal computer)这个东西,对于城市人说还可以,但是对于一个三线城市或者是一个村子里面的人还比较困难。如果他要去网吧,那么他相对的个体经验(personal experience)是很少的,他就是打游戏。直到山寨的智能手机出现,它太便宜了,比如我买个山寨 iPhone 可能就400块钱,我有了那个东西之后就可以随时上网,这是中国的网络媒介在真正意义上进入大众化。
▲ 苗颖《局域网情诗——思念是别样的美丽》,2014年
▲ 苗颖《App催眠》,2013-2014年
方可成:其实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像印度、非洲,都是因为智能手机的普及,才有了互联网渗透率的大幅度提高。
苗颖:对,在美国就不一样。很多人在90年代的时候,家里就已经有电脑了。
2009年回国之后,整个互联网吸引我的地方也变了。不再是关于审查(censorship),而是关于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这是只有在中国才有的,而且它是一个很正面的东西。在局限性之下,往往能产生新的艺术形式。比如,看电影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它其实移动的图片,只要每秒钟大于24帧就可以了。当你知道这种局限时候,一种新的媒介就可以被发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我审查其实是中国互联网的一个活力源泉,比如像“河蟹”这种创造,为了不要被审查,你可以发明一个新的词,其实很有创造性。或者是在视觉角度上,有时候他们就发明了新的图像,一些什么神兽,把一些图乱七八糟 P 在一起,但是这也是自成一体的一种风格。所以,我后面的作品就在中国的语境下面比较关注自我审查。
▲ 苗颖《困难的GIF-无困难》,2016年
方可成:所以你是觉得这种创造性其实是被压迫出来的,在受限的环境下才会爆发出这种创造力?
苗颖:比如说你想看一本书,但这本书无法获得,然后你就会特别想看。可能有点这种感觉。上次我跟一个伊朗的技术人员合作,他在美国读的博士,然后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了。他说,到了美国之后,你就觉得好像所有的信息都是可以被获取,人就有点疲掉了。但如果你在一个相对比较受限制的地方,你反而会觉得寻找信息和寻找表达方式是蛮有乐趣的。当然也不是抬杠啊,不是说你不给我的话我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这些网民在创造的时候也是无心插柳,是有乐趣的事情,而且很幽默的,不是说要为了表现给谁看。
▲ 苗颖《你等的是我吗?》,2014年
方可成:关于这种网络上的这种恶搞、讽刺方面的研究,学术界也有很多,比如我们学院的杨国斌老师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论文链接: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1748048514568757)
我注意到,外国人看中国的草泥马神兽啊河蟹啊这些的时候,他们会比较单一地理解成政治反抗,但是我会觉得里面有更丰富的内涵。
苗颖:对,我觉得主要不是政治反抗,比较多还是娱乐的性质。它没有很干的那种反抗, 更多是为了自娱自乐。
方可成:我赞同。我之前也读了一些写你的英文文章,发现外国人都集中关注你作品中关于审查的这个点。比如那篇来自W杂志的文章标题就直接提到了防火墙,说你是穿破中国防火墙的年轻互联网艺术家。
苗颖:是的,我觉得老外的关注点都是这个。我的作品,其实只有一部分是专注于中国网络的,还有很多就是泛泛的,关于就是媒介、新媒体如何产生一个新的政治模式、新的感观。只不过我作为中国人,我觉得中国的网络比较环境比较独特,然后我做一些,但是所有人都是只关注那一部分。
▲ 苗颖个展“内容觉醒”展览现场,2016年
方可成:这个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在学术界里面,你看到外国人西方人研究中国互联网,或者问你关于中国互联网的问题的时候,全都是看有什么网站上不了啊,什么关键词被屏蔽啊,全都是看这些审查的东西。然后在学术界里面关于中国互联网的最重要的、所有人都在说的研究,也全是研究审查(censorship),这个机制怎么运行的呀,审查什么样的内容呀,之类的。我当然觉得对审查的研究很重要,但是看到这么多人只关注这个,我其实蛮烦的。当然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了那么多的复杂性,所以他们只看到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从中国出来的研究者,我觉得应该呈现这种审查之下的多样性、丰富性。
苗颖:对的。就算是关注审查,也应该看:然后呢?你老是说这里有一根线,你老是去划这根线,有什么意义呢?除非就真的是被西方的媒介戴一个帽子,然后他有其他的用处。
方可成:当然可以理解的是,对于一个没去过中国或者只去过一两次中国,对中国不了解的西方人来说,他们首先接触到的是审查。不过我想你的作品,以及我自己想做的研究,应该呈现更复杂的东西出来。
苗颖:我就特别反感这样的帽子。我曾经说,我的一些作品表现的是对审查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然后他们就特别惊讶,说怎么能爱上这种“evil”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肯定是有的。你要去理解有了审查之后,会发生什么。
方可成:我不知道西方人的这种眼光,是否会对你形成一种无形中的压力?就是说,当别人期待你说这个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更多地说这个。就像在学术界,当别人期待你说更多审查的时候,我可能自觉不自觉地也会去研究或者去说一些这方面的事情。
苗颖:可以说,如果能把复杂性讲清楚也是可以的,不要只是戴一个帽子,说中国互联网很不好,这是很有局限性的。
▲ 苗颖《文明上网网上文明》,2015年
方可成:如果这个主题大家会比较关注,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在这边是不是也会有这样一种想法:需要去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西方人的这种幻想?比如有些中国艺术家被批评投外国人所好。
苗颖:所有采访我的外媒记者,一听到我说审查,都是眼前一亮,竖起耳朵。但是艺术界你不能总是用一招鲜——我们知道有一些知名艺术家,他说你就喜欢听这个,那我就跟你说,政府怎么样啊,但是我觉得,你老是这样子,人家也会厌倦的。因为真的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每一个行业里面,比较中间的东西比较泛大众化,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人。但如果你真的是要往深里走、往上走,就不会只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还是要有人去把这个东西做得深一点。打一个旗帜,像口号一样,真的没什么意思。
方可成:中国互联网本身就有很多的面向。我看了你的一些作品,觉得内容很丰富,比如有的作品触及到了商业化的现象,其实中国互联网在商业上是非常发达、非常成功,可能有的方面比美国更发达。
苗颖:在很多方面都是比西方要发达,因为中国所有东西都很快,就是快到其实是没有节制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如说一个新的技术出来了,你看是美国哪里有共享单车啊?多方便啊,我在国内的时候每天都用。而且中国人对技术适应特别快,像我爸妈都在骑共享单车,包括外卖什么的也很好。
方可成:移动支付也是。
苗颖:对,新媒体也是。它会疯狂地,有点丧心病狂的方式。
▲ 苗颖《男神、女神和干爹》局部,2016
方可成:这些都是发生在商业领域的,这些创新的基本点都是要赚钱。
苗颖:而且竞争很激烈。比如说像共享单车,它一开始有很多公司,跟那个之前的打车软件一样,它也会有一个非常恶性的竞争,然后突然之间就有一个垄断的市场。这其实也是不健康的,但是蛮有意思的,可以跟西方比较一下。不是单面的说它好、它不好。
方可成:你的作品中也涉及到一些,比如淘宝。
苗颖:淘宝一方面肯定它是很方便,它也改变了很多。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也有负面的后果。比如淘宝上面有很多爆款嘛,比如说你去搜一个贝克汉姆的鞋子,然后出来几百万条搜索结果,这说明有很多很多厂都在做这个一模一样的鞋子,有的是60块钱,有的200块钱。所有的人只做那个形式,其实它对整个工业是有影响的。你买到的东西全都是爆款,然后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如果想买一个稍微不一样的,就没有厂在做了。
在美国有亚马逊和 eBay,但是跟淘宝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中国有很多淘宝村,我之前想去考察,但是实在没有足够的时间。
方可成:对,南加大的 Annenberg 传播学院有一个中国博士生就在做淘宝村的研究,她在一个村子里住了一段时间。
苗颖:淘宝村的产业链全都单一化了。比如说深圳,你是专门生产充电宝的,那你这个村所以的东西啊材料什么其实都差不多,只是上面标志不一样。
▲ 苗颖《男神、女神和干爹》局部,2016年
方可成:除了商业化之外,中国互联网的娱乐也是蛮发达的。包括一些形式,像弹幕啊,我看到你的作品里面也用到了。
苗颖:弹幕特别有意思,比 YouTube 上的评论什么的先进多了。它其实是从日本首先过来的,但是弹幕在中国特别有意思。一是中国网民多嘛,不只是在动漫网站了,现在主流的优酷上面全部都有,等于是全民都在用弹幕。
从艺术的角度上来讲,艺术家很在乎你的感知是什么。比如说,录像出来的时候,它就取代了你对现实的感知,你可以非线性地去编辑,可以混剪,等于时间是打乱的。所以早期录像艺术家做的很多作品都是关于探讨现实的。弹幕又取代录像本身,因为其实你没有人在看视频,都是在看评论。不然你为什么要去看弹幕的网站?然后有时候大家还会排成一个队形。
方可成:其实这个让我想到新闻跟帖的文化。最有代表性的是网易,它就是以自己的新闻跟帖里面有一些特别精彩、特别搞笑,或者“盖楼”这样的特色著称的。很多人看网易新闻,只是为了看大家的评论。
苗颖:弹幕是一个特别好的典型。因为整个网络就是一个“commentary”,所有东西都是关于评论,但是弹幕就特别直接,它就直接让你看评论,其他都不看,就是评论已经取代了内容了。就等于内容是什么不重要,关键是有没有人在评。就跟现在明星炒作一样的,就是他已经不在乎就是我的口碑好不好,一个差的绯闻、一个不好的名声,只要有人在讨论,只要人在说,就是好的。我可以一直爆料离婚,只要有人在谈他有没有离婚,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 苗颖《爱疯垃圾》,2015
方可成:弹幕最早是从二次元网站出来的,这些网站主要还是90后、00后这些群体在用。你觉得弹幕是一个有代际特征的东西吗?
苗颖:没有啊,一些中老年人也都在看有弹幕的网站。之前不是《人民的名义》很火,我看许子东在《锵锵三人行》上面,他跟我爸妈差不多年纪的了吧,他说:你看人民的名义,一定要打开弹幕。我并没有感到很严重的代际差别,是人都会被它吸引。社交媒体本来就是关于分享的。我现在在看视频的时候,就很难看没有弹幕的。我特别想看别人是怎么想的,特别希望看到别人分享的感受是不是跟我一样。
方可成:可能我比较老派,我就很少看弹幕,我觉得好打扰啊。所以你是 A 站 B 站的深度用户吗?
苗颖:我其实没有特别迷动漫。但是弹幕一出来我就觉得——可能因为跟视觉的关系,这东西太刺激了,首先从视觉上来讲就是乌央乌央的字。它就变成了一个画面, 这个文字跟画面的这个界限挺有意思。
方可成:在你的作品中,弹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苗颖:现在很多艺术家更像是一个编辑。他可以把不相关的东西放在一起,然后组合成一个新的观看体验。我涉及弹幕的作品其实是一个网页,在这个网页上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有点像拼贴。
▲ 苗颖《男神、女神和干爹》局部,2016年
方可成:我看到你的几个作品都是设置了一个躺椅,让大家躺在上面看各种屏幕。
苗颖:那是蛮早的了,是13年、14年左右做的,微信刚刚开始起来的时候。之前大家对社交媒体还没那么依赖,然后微信来了,我在北京发现突然有一天坐地铁所有人都在看手机,老是在刷,不停在刷。淘宝上有很多懒人支架,就是让你躺在床上不用动,连手都不用动。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作品,放了几个屏幕在懒人支架上。
方可成:所以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内容呢?
苗颖:里面是一些 GIF,一些微信表情包,还有一些混搭的动画。抖得很快,整个作品让你挺焦虑的。椅子只有一张,坐在上面的时候,你就被强迫同时看到很多屏幕,地上有很多纸屑。
▲ 苗颖《景观.gif》局部,2014年
方可成:看到这个作品之后,我想到的是媒体理论家麦克卢汉,他有一个理论叫做冷媒体和热媒体。就是说,有一些媒体是需要人深度卷入、参与进去的,有的则不需要。当然他这个理论有很多争议,我不知道微信到底算冷媒体还是热媒体。如果它需要深度卷入、需要用手去不停划动的话,似乎就不能坐在懒人椅上用很舒服的姿态看了。
苗颖:我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也想到了麦克卢汉。但我想到的是他说的,媒介是身体的延伸。我每次看到别人用自拍杆的时候,就感觉跟他的手一样。然后比如说你看到这么多屏幕,我已经不觉得是一个媒介了,我觉得就像你在看你自己的手,或者就跟你在照镜子一样。
方可成:或许支架上的一个屏幕可以换成镜子。
苗颖:对我想过。但这个以前有艺术家做过了,他们早期在做录像的时候,就有艺术家把视频突然变成一个镜头。
方可成:你会跟进最新的技术吗?比如虚拟现实。
苗颖:会,但也并不是说什么技术最新就做什么。我比较关注大众的技术。所有的技术,并不是说最流行的就是好的。或者说,每个东西的流行都是有原因的,所以艺术家要有一定的批判性,不是主流的媒介就是最好的。但是我比较关注主流媒介,因为它影响很大,但它通常不是最好的,我觉得理论的也好,做艺术的也好,要有一些批判性。
就比如说,我们常用的键盘,那个 QWERTY 键盘,其实本来是打字机的键盘,发明出来是为了你打得慢一点,因为太快了他会卡住。其实有比这个快得多的,但没人去用,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很多技术都是这样的。
方可成:是的,很巧,我之前才写过一篇这个主题的文章(http://www.infzm.com/content/123247)。
苗颖:我觉得,我对新媒体的关注不像一个发烧友,什么最新就去尝试。我觉得 VR 还不算特别成熟,但肯定很有意思。会有一天当 VR 的门槛非常低的时候,它肯定会发展很快。但现在讨论我觉得有点早。
方可成:你的创作中会用到什么新媒体的工具?
苗颖:我有很多作品是网站的形式,我会做 GIF。我之前那个专业,基本的软件都会学,剪片子、修图,还学过一些简单的编程。但是艺术学生的技术不会特别强,往往要跟技术人员合作。
▲ 苗颖《你嘴角三十度的微笑,百度搜索不到》,2015年
方可成:你个人用什么社交媒体最多?你用 Snapchat 吗?我尝试用过,然后感觉自己太老了,适应不了。
苗颖:Snapchat 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自己老了、没法用的社交媒体。就是没有那个兴致跟陌生人讲话。可能真的是要很年轻的 teenager 才会用。我觉得 Snapchat 真的是一个年龄的试金石。
除了这个之外,都可以。Facebook 我用得蛮多的。我看到很多美国人,都觉得 Facebook 很邪恶。
方可成:有很多隐私方面的顾虑。
苗颖:还有 news feed 里面的过滤器泡沫(filter bubble)之类。但是我觉得,其实 Facebook 还是比较全面的,它有很强的学习功能。微信是一个封闭空间,不会给你推你可能认识谁、可能喜欢什么。有点像豆瓣,给你推新的兴趣爱好方面的东西。但是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看新闻的来源。
方可成:看新闻也可以,但是你要看新闻来源是什么。因为《纽约时报》也在上面,一些极右翼的阴谋论网站也在上面,他们的粉丝数可能是差不多的,在上面看不出来什么区别。当然现在在大选之后,它遭到一些批评,所以封了一些假新闻的帐号。所以说“在 Facebook 上看新闻”“在微信上看新闻”都是很笼统的、不精确的说法,真正重要的是,你在 Facebook 和微信上看的是具体来自什么信源的新闻。
苗颖:如果要呼吁别人去独立地看新闻,其实是很难的。时代很奇怪,它一一下子浪潮来了之后,你要往回走就变成一件很难的事情。比如说现在大家看新闻都是通过朋友圈看,都是通过 Facebook 看,这就会让“脱离社会链接(social connection)去独立地看新闻”这件事情变得很难——虽然它是对的,是好事,但是会变得很不自然、很难。
方可成:是的,需要特别付出努力才能做到。这也是我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可以联系到一个学术界讨论很多的概念,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之前这个概念说的是有人有电脑,有人没有;有的人有手机,有人没有。但是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有智能手机了,都能上网了。所以现在的数字鸿沟体现在,所有人都能上网,但是你手机中的内容是非常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就是随大流的,在微信里面看一些谣言鸡汤之类;但有的人它就会有意识地去吸收更高效的信息,所以这会导致分化更加厉害。包括其实手机本身比起电脑来说就是一个更差的接收信息的工具,因为它屏幕太小了,你没有办法去……
苗颖:对,没办法去做一些深入的阅读和探索。
▲ 苗颖《清新的图像》,2016
方可成:对,我之前基于一则研究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用手机看新闻的是二等公民》(http://mp.weixin.qq.com/s/YXleQOdgeRTY5ZJRwhCpEg )效果肯定不如你在电脑上看。
苗颖:它不是一个学习的模式,它只有可能是一个快速的点和划。
方可成:所以这也是媒介即信息吧。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是圈外人,对艺术家不是很了解。从学者的角度来看,比如我做一个关于什么事情的研究,它是有很明确的目的,要解释一件事情,要做一个什么理论上的贡献,或者要批判什么。但是在艺术作品里面,你的作品是有很明确的这种背后的意义、指向、批判吗?还是说,你的作品会是比较开放的、暧昧的,希望他人来解读出不同含义。
苗颖:我觉得我的作品是明确的。以前大家一直说,艺术家的工作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给一个 reality shake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传统的艺术,比如一些画,追求的是纯美学的、视觉的东西,这里面当然也是一个艺术家的天赋,跟纯文学、写诗可能有点像,这也是一种艺术。但我觉得当代更多的艺术家是有批判性的。
其实任何技术都是充满政治性的,没有一种很中性的技术。所以,至少我的作品都是有 point 的。但有时候我会考虑表达的方式,比如我的一些比较敏感的作品,我会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专门在国内,一个在国外。我并不希望你以很挑衅的方式——因为艺术家跟 social activist 有区别。人们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你可以上街游行,也可以在家里做研究,也可以用视觉表达。有时候可能要看每个艺术家的习惯。对我来说,其实我的作品里,观点越是明确,我会表达得越是暧昧、越是隐晦。你做两个加法就太多了,用一种很严肃的方式去说一个很严肃的道理,那就是 boring 了。
▲ 苗颖《清新的图像》,2016年
方可成:那就是学术论文做的事情,我们做的事情。
苗颖:所以我觉得艺术家和做学术的人合作是很好的。艺术家还是比较直觉的,他可能在一个大方向里面,但是你问他为什么,他常说我不知道。或者说,我大概知道一些什么。比如说我,我现在觉得过滤器泡沫(filter bubble)很严重啊,但是我说不清为什么。
比较轻松的东西可以说得透彻一些。我的作品一般都是有观点的。没有观点也是提供一种新的观察方式。
方可成:所以你希望观众都得到你的这个点,get 你的 point 吗?
苗颖:其实艺术还是很小众的,它不是电影。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关于淘宝的作品,上面有很多东西也是讽刺淘宝的产业链。但你又不能很明显,不然你就写一句标语在墙上说淘宝经济怎么样。艺术语言总不能太明显。比如一些垃圾一样的东西,是一种隐喻。有一部分人可能能够看懂,有一部分人可能看不懂。我觉得它不可能是所有人都能明白的。我觉得文化艺术类的东西,可能都是这样。不是讲道理,讲清楚了大家就都看得懂,艺术还是比较暧昧的。
方可成:你创作的时候,脑子里会有你的受众吗?还是表达自己就可以了?
苗颖:我不会去想到这个作品是要给谁看。我只会想,这样讲有没有趣。我大部分的作品的立场都是是很清晰的,但是大部分艺术家可能都不是,有的艺术家是比较浪漫型的,他的东西很模糊,但是他很有才华,他的视觉语言很有意思,这也是可以的,他们是比较感性的,我是比较理性的。
中国大部分艺术家可能都是比较理性的,我觉得这跟社会有关系。可能在西方,从小老师就跟你说,去草地上画画吧,你觉得天是紫的就是紫的,觉得天是灰的就是灰的。但是像我们考国美、央美,我们是很艰苦的,录取比例是很低很低,一千人里取一个。你必须是已经经过了严谨的训练。也不是说你就不能够再回去做感性的事情,但我的作品比较多分析性。我的创作,一般来说意思已经很清晰了,我就是希望它不要太直白。我只会想这个语言有没有意思,但我不会去考虑观众是谁,他们能不能接受。
▲ 苗颖《男神、棕熊和独角兽》,2016年
▲ 苗颖《内容觉醒, 意识的5根柱子:取回你思想,身体和未来的主权》,2016年
方可成:哪些艺术形态和艺术家的创作特别吸引你?
苗颖:我比较喜欢与时俱进的艺术家,对强调个人风格的艺术我觉得比较单调。
方可成:你觉得,与八九十年代相比,艺术(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有什么变化?艺术对社会的影响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
苗颖:艺术圈越来越像娱乐圈,艺术家越来越像艺人。
方可成:对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有什么看法?
苗颖:这个会在作品里体现。
方可成:在社会的变化中,艺术(家)能做什么?
苗颖:做作品。
关于两位对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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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颖
苗颖生于上海。2007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新媒体系,获学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弗莱德艺术设计学院电子综合艺术专业,获硕士学位;现工作、生活于上海和纽约。苗颖尝试探讨因特网、局域网和智能手机等主流媒介的可能性,以及科技在再现现实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的政治,美学和时代感知。
方可成
方可成,宾夕法尼亚大学 Annenberg 传播学院博士候选人,研究兴趣为政治传播、新媒体、新闻学等;曾任《南方周末》报社记者;是政见CNPolitics和新闻实验室的发起人。
方可成近期的研究方向和关注议题
方可成近期的研究都与社交媒体、移动阅读的时代背景有关,一是自上而下的视角——执政者如何升级宣传工作,包括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如何运营社交媒体账号,以及《澎湃新闻》模式如何出现和扩散;二是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小粉红”为代表的新网络民族主义现象,以及“膜蛤”等网络文化现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