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中国与异方世界发生接触，而这接触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外来语汇进入中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外国人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杂居，进行商业交易，或者学习汉语，或者教授和培养弟子；大量外语材料被译成汉语，被社会各个阶层在不同程度上吸收。对这些外来影响存在着很多焦虑，有很多对于失掉文化身份的担心；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积极地欢迎这些影响，强烈的呼吁宽容精神，呼吁把外来思想容纳进本土的文化体系。”
这是田晓菲所著的《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中引述的情境，“这些对中古时代的描述，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施用在现代中国。”
当中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免税商店和迪士尼游乐园，正深入西方的博物馆和大学，甚至兴致勃勃的探索南极和非洲的时候，与一位做中国中古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哈佛大学教授讨论中国历史上的行旅写作，当然与在全球流动的中国旅行者和新移民有关。
从北京经纽约，到雪后的波士顿，与田晓菲的约谈，也如同践行她书中所写的：“人们对新事物和新视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渴望和需求，一方面希望亲身经历远行有所见闻，一方面不断把自己的见闻经历写成文字寄给殷切期盼的本乡读者”。
▲ 大雪后的波士顿。图片：叶滢
雪后的波士顿，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二楼，见到了刚刚给研究生做完课程辅导的田晓菲。她任职于哈佛大学东亚系，出生于1971年田晓菲与想象中相差不多，常年埋头于研究工作中，前额已经渗出几缕白发。她曾经是北京大学英语系出身的少年作家，去哈佛大学念比较文学、教书，隐身于波士顿的象牙塔中，在研究诗文的同时，也保持着对当代文化的兴趣。
田晓菲对于行旅写作的研究角度，与我们在哈佛大学的谈话时机也恰成对照，我在波士顿美术馆和哈佛艺术博物馆拜访这里的亚洲艺术研究者和策展人时，看到越来越多活跃的中国面孔，他们和我这个来访者一样，所走的路程从前有人走过，后来人也不会陌生。
“当19世纪晚清旅者到达欧洲和美洲时，西方国家也经历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与之而来的现代社会的转型。因此，这些游记不仅从空间上，而且也是时间上记录了与‘他者’的遭遇与接触。从空间上看，中国士人们跨越大洋到达了遥远的过度，而从时间上讲，他们从前工业社会步入了工业时代。”在《神游》中，田晓菲写道。
从《秋水堂论金瓶梅》对晚明文学、世态人情与宗教的读解、《尘几录》中对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的研究，她将写作对象置于同时期不同文明中做文化比较，又在掌握大量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对写作对象有深入的同理心，她的研究型写作因此颇具文学性。2015年末刊行中文版的《神游》，其副题是“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此书的英文版原名为《Visionary Journeys: Travel Writings from Early Medieval and Nineteenth-Century》（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为什么将中古时代与19世纪的行旅写作并置在一本书中？田晓菲提到：“这两个时代，在很多意义上都是‘翻译’的时代。”前者是佛经在中国大量被翻译的时代，而在19世纪，英文、法文和日文书也大量被译介到中国，所谓的“行旅”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智力和精神的漫游”，专注于这两个“动荡、活跃的历史时代”，也与她对当代文化的兴趣不无联系。
▲ 《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田晓菲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2015年10月
翻译、旅行与迁徙，封闭的空间被打开，“漫游”和“穿越”带来新的想象和更大的自由，也伴随着动荡和不安。
眼下我们所处的世界，正经历新一轮下坠和重启。“在这个世代，疆域变得具有穿透性，界限被跨越；人们从许多地方来，到许多地方去，甚至穿行在不同的时间。”穿行者将一次又一次远离故乡，而在远游和迁徙的路途中，归宿在哪里？终将提上日程。
《艺术新闻》主编叶滢
对话
田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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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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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文学教授
哈佛大学东亚地域研究生院主任
叶滢：说到《神游》这本书，为什么会将南北朝时期和19世纪的诗歌作为并行的写作线索？
田晓菲：这两个历史时期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时期，虽然相隔时代很远，但是相似点却很多，当时人们面临的问题、挑战和环境都有共通之处。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大量对异国文化的翻译时期，南北朝时期对佛经的翻译，其数量在当时（公元4－6世纪）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人们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较以往都受到了巨大改变和冲击，思想史上也造成了巨大的改变，并经历了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
与异域的外来文化进行巨大的碰撞和交流，对魏晋时期的名士风流、佛教在中国各个阶层的传播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发生的巨大的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的变化，也包括从传统的中原地区东进南渡到江南，江南就文化上而言和中原有许多连接和相通的点，却又有很多从地域上来讲不一样的地方。对于中原人来说，他们从洛阳南下到江南，上层名流面对江南地方本土文化也与许多陌生文化产生了碰撞。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变动的时代，思想更加开放，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也更加浓厚。
▲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与友人在会稽山阴集会，后称兰亭集会，《兰亭集序》为王羲之为《兰亭诗》写的序，全文共324字。《兰亭集序》（神龙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片来源：wikipedia
这些情况我认为和19世纪的中国有很大的相似，中国和周围东亚、东南亚等邻国的往来非常之多，包括韩国、日本、越南甚至印度，而对于中国来说比较陌生的是欧美地区的国家，19世纪至20世纪之间又有大量的外文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在文化上产生又一次巨大的碰撞，虽然历史条件、成因和以往有着巨大的不同。
当时也有学者直接到欧洲等国访问。民国时期许多学者到欧洲去留学，除了掌握英语和母语中文以外，有的人还掌握其他语种，通过大量翻译将欧洲文化带入中国。这一点上和魏晋南北朝很相似，还有许多外国人进入到中国。与此相类似的是，南北朝时期一些胡人、胡僧进入到中国并且定居下来。
▲ 严复，1877-1879年被公派到英国留学，他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他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图片来源：Ngieng Hok
▲ 严复 译著《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原著者：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图片来源：Mountain
相较于19世纪时中国面临的西方机械科技的巨大差异，文化、思想、概念的差异更加难以用本土语言进行描述。
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在面对这些异域的新事物的时候，是怎样去接受、磨合以及进行自我的观念调整？如何使用既有的语言表述全新的文化、思想和概念？
这两个时期正代表了中国文化大变动的两个时代，也都是对异国、对外来文化生发浓厚兴趣的时代。这就是我为什么把这两个时代的内容放到了一本书里的原因。另外，19世纪中国学者第一次接触欧美文化时，所运用的许多表述方式都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或多或少的继承和变化。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对佛经进行翻译之时，引进了许多汉语里没有的陌生概念。
叶滢：汉语的大量扩充和佛经的进入有很大的关系。
田晓菲：面临的问题是，南北朝时期，佛经里有许多陌生的概念是难以翻译的。使用的方法是采取一些老子、庄子的语言进行翻译。因其生涩，所以一些著名的翻译总是经历了多次和再次翻译；而19世纪，从文学作品上说，使用虽已融入中国的文化但仍具有异域色彩的佛教语言来传达和翻译陌生的异域文化。这两个历史时期对于异域文化的翻译和传播方式有很明显的传承关系。另外我也想通过这本书探讨古代文化历史的研究和我们当代生活的关系。
叶滢：写诗是当时很多文人官员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田晓菲：是的，一直如此。一些清朝官吏在出洋的过程中以诗的方式记载自己一路的所闻所见。诗是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诗也是可以很人情化和大众化的。
叶滢：你选择研究的这两个时代的诗，都是和行旅相关的。
田晓菲：南北朝时期的行旅写作非常丰富，比如小说和诗文，除此之外，还有游记也在此时出现，比如法显的游记。南北割据时期，南朝人征战至洛阳、长安写的征行记等各种零星资料；还有当时人们浓厚丰富的宗教信仰而相关的冥界地域等游记。
叶滢：在进行文学研究时， 你自己有特别感兴趣的研究线索吗？
田晓菲：从历史时期来看，主要的兴趣在唐朝时期以前，比如南北朝时期、六朝时期，尤其对六朝文学研究的最多，晚明我也很喜欢，但至今为止主要是对《金瓶梅》这本书本身的研究。我对晚清民国、文革时期也很感兴趣。
从主题来看，一是写本文化／手抄本文化（出现在印刷之前），文本这一物质载体对于文本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媒介和载体对于内容的互动；二是行旅写作，各个时期的游记；三是关于记忆或回忆录形式，尤其是带有创伤色彩的回忆录。
叶滢：这一类作品晚明有很多。
田晓菲：19世纪也有很多，我将一本回忆太平天国的回忆录翻译成了英文，将充满创伤的回忆通过文学的形式再次表述出来。六朝时期也有一段这样的战乱时期，南北朝晚期到隋朝建立之前，江南的侯景之乱带来了很多的摧毁和破坏，把痛苦的回忆写下来转化成文学作品，本身就已经非常不易。
▲ 《微虫世界》是晚清浙江文人张大野40岁左右写成的回忆录，记述其幼年遭受太平天国动乱，随家人逃难的经历。该书虽写于19世纪末，却从未付印，只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田晓菲将该书翻译成英文《微虫世界：回忆太平天国叛乱及其后果》（The World of a Tiny Insect: A Memoir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Its Aftermath），2014年2月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叶滢：你提到六朝、晚明、民国晚期甚至到文革，都是社会极其动荡的时期，个体在这样的社会动荡中经历也比较复杂，中国传统推崇的往往是唐朝和宋朝的的诗词，而你的兴趣点和时代变动以及个体的反应联系得很紧密。
田晓菲：是的，是紧密相联系的。写本文化、历史时期的动荡都是我感兴趣的。文学是艺术的一种，是来源于人生的提炼，是人面对生活中所经受的问题与痛苦的再叙述和面对的方式，好比通过写日记来整理和记录一天的经历，并从中得到净化或慰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文学是和社会生活以及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和人的紧密相关性是我特别感兴趣的。
叶滢：你在做这些历史时期的研究时，哪些作品和人物对你来说有特别的吸引力？
田晓菲：对于六朝时期，我写过一本关于梁朝的书《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最后一章是以颜之推、庾信这些人的国破家亡故事为结局。研究的兴趣点总会有所改变，但是还是会围绕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当时的江南地区遭到破坏和创伤之后所产生的文学。
▲ 《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田晓菲 著，中华书局 出版，2010年1月
我今年会在哈佛开课讲晚清、19世纪诗歌，围绕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的19世纪中期以动乱战乱为题材的诗。
叶滢：所以你的研究并非传统的，仅仅停留在对文学价值的层面上，更多是在历史、文学和人之间的关联？
田晓菲：也是，也不是。一方面，我的关注点在动荡的年代对个体生命带来的压力和影响；另一方面，我的兴趣点也是特别纯文学化的，关注当时的人们怎样把个人复杂的创伤经历转化成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文学的价值很难描绘，梁朝的作品其实很有文学价值，因为很多当时政治，道德的原因而被掩盖掉了。1000多年以前的文学作品，需要很多的研究积累，才能做到比较完善的还原。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让大众了解到那些被忽略掉的诗文的精彩，我的这一职责类似文物书画的修复师。
叶滢：你提到的尘封的古典文化被转化传承到当代，这个过程中你觉得最大困难是什么？
田晓菲：怎样尽量去修复这一时期的文化，并完善地呈现，这是一个需要潜下心来深入研究的学问。学问本身不是件易事，一是需要大量的阅读、积累；二是需要不同于千篇一律的个人眼光。
叶滢：《神游》这本书就能体现你以上说的两点，既有学问的进入又有不同的视角。包含很多文本的精读和比较，这些需要大量的积累。
田晓菲：南北朝时期北朝存留下来的文学资料较少，而南朝有受到人们历史的出于道德观念的偏见，可能会认为它是腐化堕落、萎靡不振的文学。通常我们提到南北朝，只会想到像陶渊明那样的大家，而实际上周边的一些文化人和文化现象也是值得去注意的，这只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他们的问题。而且对于那些大家，因为有很多人都研究过，你再去研究如何能做到有新意，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既要有沉淀，又要有眼光，还要能沉浸于长期的这种工作当中，保持一种鲜活、开放的研究心态，这些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都是一种挑战。
叶滢：《秋水堂论金瓶梅》还是写得很好看的。
田晓菲：写《秋水堂论金瓶梅》的过程还是蛮轻松的，本来也没想过要写成一本书，就只是每天的章回评点，自娱自乐的心态，写得蛮开心的。
▲ 《秋水堂论金瓶梅》，田晓菲 著，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2005年1月
相比之前，比如做六朝的研究，因为仅在语言文字方面和现在就已经有了很大的隔阂。很多六朝作家的作品非常难读，因为当时正处于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之间的变动期，对六朝的研究造成很大的困难。六朝时期的骈体文非常难读，连笺注都很少，就需要从最基础做起。
叶滢：你在北大读的是英语专业，但现在做的是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底子是怎么来的呢？
田晓菲：我小时候比较体弱多病，小学到中学期间经常断断续续地上学休学。我的父母都是文字工作者，他们给了我很传统的文化教育，除了唐诗，我小时候从七八岁就开始背古文学古代汉语，从比较通俗的《古文观止》到王力编的大学《古代汉语》教材等等都接触得比较早。我在进入北大时，可以选择中文系，但在我休学的时候也接触了很多我父亲读大学中文系时候的教材，这样如果再选择读中文系就会感觉重复了。所以那些关于古代汉语和古典文学的基础都是在很小的时候打下的。
但每个历史时期都会呈现出一些特别的形态，即使有了比较好的古文和古典文学的基础，如果具体到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做比较深入的研究，也总会遇到一些个性化的障碍。而且古汉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一直处于变化当中。
叶滢：你个人的文学研究，在海外的汉学研究的脉络中，怎样找到自己的角度和位置？
田晓菲：我所隶属的是哈佛的东亚语言文明系。对海外汉学来说，在美国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并不是铁板一块，并没有很明显的大的学派或者路数。很多人会觉得，海外汉学会有一个很不同的视角，但不一定是这样的，这要看具体的研究者。也有很多海外汉学研究者的研究视角未必会和国内有非常大的不同。
有的人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时候，不一定认为这是文学的内容，而是看作汉学的一部分，他的兴奋点是中国。我的着眼点是文学，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当中是很独特很伟大的，有很多了不起的作品。
我在北大英语系的时候，受到了很多语言和文学方面的训练，其中有英美文学研究、英美文学批评这样的内容，很多研究文学理论、做文学批评的技术技巧，都是在英语系学的。在研究过欧美文学之后，运用西方文学的研究和批评方法，反而会有不同于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以及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的思路和视角去研究中国古典文学。
叶滢：你怎么看中国当代的文学？
田晓菲：我感兴趣的更多是中国现在的网络文学，网络上是一个很广大的空间，网络媒体相较于纸质媒体会有更多的自由空间。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发布在网上，网络上的诗和小说我都很喜欢看。我很喜欢现当代的东西，我不会觉得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是没有关系的，它们一定是密切相关的。
叶滢：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文本的物质性和内容的互动，那现在把这些文本放在手机里，对内容的互动影响也会特别大。
田晓菲：对。我在写陶渊明的那本书的前言或者是后记当中，专门提到了抄本时代和现在的网络时代有一些可通之处。它们的文本都是很混乱的，无序的。在文本传播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再创作，很难追寻到真正的源头。
▲ 《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田晓菲 著，中华书局 出版，2007年8月
叶滢：介质的变化会对文本产生什么样的限制？
田晓菲：我觉得不一定是限制，但它会改变，文本的载体所产生的变化会对写作方式的变化产生影响，文本传播的方式也会对文本产生影响。人们传播知识，接纳和吸收新的信息和知识的方式发生改变的时候，也会对文学作品产生影响。
叶滢：对这样的改变，你悲观吗？
田晓菲： 我不悲观。在纸本媒介的时代，发表一个作品要投稿、接受编辑的审查，总是要符合他的审美观点之后才能进入到纸本媒体里去。现在网络媒介很不一样，你也可以说现在鱼龙混杂，很多写得很烂的东西大家都可以没有限制，随便放在网上，但事实上纸本媒介当中也发表了很多很平庸的作品。所以我认为网络能让文学回到想写就写的状态，而不是为了发表，去改变自己迎合别人。现在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直抒胸臆，写得不好没有人看也无所谓。
在这种自由空间的情况下，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出现。就像诗，其实生活中很多东西都可以入诗，而且诗应该是属于每个人的。
我们用不着一定要去做一个诗人，特别是现代诗。认为一些东西不够诗性，这样题目就会变得狭窄得多。作为个人的生活经验、经历，古诗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内容，现在又有人这样写，我觉得也挺好的。
叶滢： 就像音乐一样，不一定非要出唱片，唱歌就是唱歌。
田晓菲： 对，是这样的。
▲ 2016年冬天，波士顿夜晚的旅人，图片：叶滢
（采访、撰文／叶滢，编辑／蒋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