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乌尔里克·奥布里斯特和西蒙·卡斯泰）

“89+”是由策展人西蒙·卡斯泰（Simon Castets，以下简称SC）和汉斯·乌尔里克·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以下简称HUO）自2013年初联合发起的一项长期、国际化、跨平台的研究计划。这一计划并非试图预测艺术发展的趋势或者猜想未来的创造，而是通过对话、出版、展览和艺术家驻留项目汇聚1989年及其后出生的一代人中的个体，使他们发出时代的宣言。

1989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它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和后冷战时期的开始等一系列政治事件；这一年，互联网诞生，并开始大规模付诸于应用，同时出现的还有全球定位系统（GPS）。在这一年及其后出生的一代与一系列改变世界的事件和创造结下了特殊的纽带，而“89+”计划即是要向全世界介绍这代人中最具启发性的领军人物。

计划中的数据库的使命是什么？

HUO：这一在线数据库使我们能够掌握足够多的信息，并借由这一平台激发各种可能性。我们在这个平台上结识了这一代人中的众多参与者，接收他们的宣言，与他们建立起对话。通过数据库，我们可以整合策展人们所采用的各种研究方式，例如探访艺术家工作室、参观展览等等。在线数据库为我们呈现了“89+”一代的现实，使我们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去发展、筹备展览。此外，数据库还提供了多样化的样本。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满了多样化的艺术和各类的实践，这正是我们想要在这个计划中看到的。

SC：数据库对于我们的计划尤为有帮助的一点，在于它使我们可以触及“89+”一代分布最多的地区：非洲和亚洲，那里充满了年轻的力量。这些地区有着为数众多的艺术家和展览，这让我们备感惊异与兴奋。

“89+”计划中将包含哪些展览？

SC：我们目前正与瑞士苏黎世的LUMA基金会合作举办一场展览。我们对这场展览的形式非常谨慎。这不会是一个一次性的展览，它的意义是在于为这一代人打开窗口和创造机会，所以我们希望在决定展览形式之前先收集足够的信息。我们将这个展览看作是“孵化型”的展览，它将把不同的艺术家的作品与当地的资源相结合，以探索其中各异的现实。

HUO：在每一个时代里，展览都是一种中心的媒介。例如，在1990年代我与侯瀚如策划的“移动中的城市”（Cities on the Move）就反映了当时亚洲盛况空前的城市发展进程。我们希望“89+”计划的展览能够通过全新的群展形式在21世纪反映出这一代艺术家的面貌。这些展览将会在各地的重要艺术机构或者替代性的空间举行。

我们还要谈到的一点是艺术家驻留项目，我们计划要在全球不同的城市开展这一项目，它也可能是一个移动中的驻留项目，比如在火车上的驻留项目等等。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说，驻留项目中的交流和对话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肖像”也将在计划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我们认为“肖像”这一形式本身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有哪些出版计划？

SC：这个计划需要出版物，同时也需要通过不同的手段呈现它的过程。7月28日我们在纽约MoMA PS1空间进行了一场会谈，邀请了纽约当地的艺术家来与我们讨论和沟通。这场会谈经过整理后也将对外发布。过一段时间，我们将会把这些采访分类、集结成纸质出版物和电子书。

HUO：我们同时还在移动平台上的图片社交网络Instagram上进行着一个展览，每天都会上传新的艺术作品。这个计划受到了大卫·多伊奇（David Deutsch）的《现实的结构》（The Fabric of Reality）一书的影响，这本书阐释了量子物理学理论和它对我们理解现实的干预。我们认为一本书或一本杂志是无法承载“89+”一代所面对的状况，而这又恰恰反映了这一代艺术家所参与的现实。

研究的非公开性属性是否背离了网络的公开与透明的本质？

SC：我们的数据库每天会收到数以千计的方案，而这些方案必须要经过策划才能发挥它们的作用。这也正是我们的研究的目的所在，即发现这一代中有潜质的素材，继而通过合理的方式展现出来。我们目前已经呈现了50余位参与者提供给89+计划的信息，此后还会有更多，这从某种角度来说是非常公开的。此外我们还要为参与者们留有隐私。我们常与艺术家进行对话，从中我们发现对于有些年轻的、往往缺乏经验的人来说，将他们的作品公之于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将它作为一个非公开性的研究平台的原因。我们非常看重与参与者之间的互信关心。

亚洲与非洲占据了“89+”一代全球人口中的一半，对此你们是否有特别的关注？

HUO：我们目前在全球各地都有计划的大使和合作者，随着计划的进行还会有很多我们未知的情境出现。例如中国学者和出版人欧宁，他曾经参与过“中国发电站”和《未来将是⋯⋯中国版》等项目，同时也在独立地创建亚洲地区的数据库，他的关注点不仅仅在艺术与科学，而是延伸到了社会活动领域。在关注亚洲和非洲的同时，我们也在关注拉丁美洲、澳大利亚等全球不同的区域。这个计划应当涉及每一个地方。

在5月份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期间你们举办了一场沙龙，并邀请了1982年出生的艺术家李燎参与对话，这是否削弱了“89+”的限制条件？

SC：李燎的作品与“89+”一代所具备的可能性息息相关。在他创作的题为《消费》的作品中，李燎进入为苹果公司生产和组装配件的富士康公司工作，并用所获得的工资购买了一件苹果公司的电子产品。李燎虽然不是“89+”一代的人——很显然，欧宁也不是——但是他的实践与这一代人息息相关。

89+计划的年龄限制非常清晰，它是这个计划给出的唯一的限制条件。我们坚持这一限制条件，因此我们的展览不会包含李燎的作品，但是我们会邀请像李燎和欧宁这样的人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在接下来的马拉松对话中，我们就会邀请上一代的学者来探讨相关的话题。

HUO：“钻石一代”（Diamondgeneration）这一概念是由生于1960年代的加拿大艺术家、小说家道格拉斯·库普兰德（Douglas Coupland）最先提出来的，指的就是1989年以后出生的一代，所以很明显的，上一代的学者对于这一话题也有很重要的想法需要表达。李燎的创作分析了“89+”一代以及他们所乐于使用的电子工具，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点。撰文/李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