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20日，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在北京召开。5天的会期、21个分会场、数以百计的学术专题发言及讨论将对“世界”、“艺术”和“史”的概念予以多个维度的阐述，而贯穿始终的是“TERMS”这一主题，即对术语、语言及语境的思考。从地缘来看，本次世界艺术史大会第一次走出西方，“世界”二字的含义更加丰满，关于“中国”的探讨也更具比重。

将于9月12日在纽约 9·11 纪念馆（National September 11 Memorial & Museum）开幕的展览“表述不可想象之事—艺术家回应 9·11 事件”（Rendering the Unthinkable: Artists Respond to 9/11）以13位艺术家的作品，呈现了在这起悲剧性灾难发生的15年后，艺术家们在以何种方式消化这段历史和记忆。馆长爱丽丝·格林沃尔德（Alice Greenwald）表示，“艺术家也和我们一样，无法相信那场惊人的灾难和无辜消逝的生命。他们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做出回应——艺术。”

创刊于1925年的英国艺术杂志《Apollo》自2014年起推出“40 Under 40”榜单，聚焦全世界不同地区的艺术圈，评选出40位该区域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40岁以下年轻人，看他们如何在不同的领域引领艺术界的发展动向。本年度的“40 under 40”聚焦亚太地区，在“艺术家”、“思想者”、“藏家”与“商界人士”四个门类中，香港声音艺术家杨嘉辉、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Philip Tinari）、香港藏家及K11艺术基金会创始人郑志刚，以及佳士得教育学院亚洲区主管及副主席郭心怡均榜上有名。

第三届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PHOTOFAIRS | Shanghai）于9月8日举行VIP预展。来自15个国家、24个城市的50余家画廊参与了本次艺博会。除了“核心”板块外，策展人冯博一监督策划关注国内移动影像领域的艺术家作品的“连接”板块以及由 PHOTOFAIRS | Shanghai 艺术总监亚历山大·蒙塔格-斯裴瑞（Alexander Montague-Sparey）和策展人比利安娜‧思瑞克（Biljana Ciric）共同策划的“洞见”，均从不同维度探求摄影与影像的边界。

摄影机构的诞生虽远晚于摄影艺术本身，但其对于摄影美学的形成起到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近年来，包括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上海摄影艺术中心（SCôP）等摄影机构开始在国内涌现，然而机构应如何能推动摄影艺术的发展？或许我们可以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得到启发。在2016年 PHOTOFAIRS | Shanghai 期间，《艺术新闻》策划的摄影专题将分别从摄影机构、收藏及创作的角度，聚焦全球摄影现在时。

在今年柏林双年展（Berlin Biennale）期间，收藏家尤莉娅·斯托舍克的第二个私人收藏空间在柏林正式开放。作为一位刚刚年满41岁、专注于影像收藏的藏家，斯托舍克不想把自己的收藏看作组品数量上的积累，而更希望勾勒一个整体概念、一种“时间性档案”。“我们的空间是为幸福的艺术家准备的。”斯托舍克说道。

游戏“精灵宝可梦”（Pokémon Go）以其现实场景与虚拟角色相结合的特性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热潮，成为苹果和谷歌应用商城中最受欢迎的游戏。然而，正是这与真实世界相关且地图遍布各地的特点为它带来了不少麻烦，甚至引起了各大博物馆机构的不满。日前，甚至有工程师开发出了一款应用程序“Look Up”，提醒那些低头捉精灵的人们记得抬头看路。

电影《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于今年6月在柏林上映。影片以莎乐美的回忆录为蓝本，嵌入她从少女到中年人生阶段的重要生活片段，展现了这位传奇女性跌宕起伏的人生。她是哲学家、诗人、心理分析师，为尼采所深爱、受弗洛伊德赏识、与里尔克同居同游。缪思女神、致命女郎，亦或女性主义者？这部基于莎乐美回忆录的传记电影为我们揭开了这位世纪之交的传奇女性的另一面。

随着“她们：国际女性艺术特展”的开幕，女性艺术和女性艺术家的话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艺术行业内担任重要的角色，也有更多女性艺术家的创作受到了关注和认可。《艺术新闻》持续关注中国女性艺术家议题，并在5月刊以头版“更多女艺术家个展，更平等的艺术界”进行专题报道。近日，我们采访了5位活跃在中国艺术领域的女性艺术家，谈谈她们对女性与“女性艺术”的看法。

从1989年起，一群自称为游击队女孩儿（Guerrilla Girls）的活跃在纽约艺术圈的女艺术家联合起来，对艺术行业里的男性至上主义和女性艺术家所受到的歧视进行揭露。然而在过去的的多年内，中国的女性艺术家很少把自己归类为女性主义者，更无人认为政治运动能够改变自己的处境。2014年年初，美国著名艺术评论家芭芭拉·波拉克（Barbara Pollack）在《艺术新闻》对中国女性艺术家的处境和女性主义艺术创作提出了自己的评论。在2016年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篇文章，这样的情况是否有所改变？中国为什么还没有出现“游击队女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