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隈研吾设计的根津美术馆外观及入口处（摄影：藤塚光政）
日本尽管国土不大，但在美术馆建设方面一直颇有名气，更有“私人美术馆大国”之称。日本私人美术馆管理甚是规范，其馆藏更不容小觑。根津美术馆堪为一例。不少外国游客以及东亚艺术藏家、爱好者都把根津美术馆视为日本之行的必到之地。2015年是该馆创立75周年，根津美术馆于9月19日至11月3日举行“根津青山之至宝-初代根津嘉一郎收藏之轨迹”，以“收藏的形成与茶道”“佛教美术的收集”“中国古代青铜器”“古经同好会”“永久决别的岁暮茶事”五个主题，为观众呈现了初代根津嘉一郎毕生收藏中的158件藏品。
由“根津青山之至宝-初代根津嘉一郎收藏之轨迹”展览上看来，根津初代的收藏跨越了3世纪至18世纪，代表中日韩等东方国度宗教、皇权、文人趣味等珍罕佳逸之作，言此为东洋艺术史及中日韩艺术品流传见证亦不为过，初代根津嘉一郎之鉴赏慧眼及其财势在此可见一斑。
根津美术馆是昭和十五年（1940年）二代根津嘉一郎为继承其父初代根津嘉一郎之遗志建立的财团法人美术馆，于昭和十六年（1941年）正式开馆。当初建馆时馆藏均为初代根津嘉一郎先生旧藏，包括书画、雕刻、陶瓷、漆艺、金工、木竹工、染织等各门类东洋古美术品达4643件。馆藏除了初代旧藏，美术馆随后也增购藏品，加上其他来自社会各界的寄赠美术品，该馆馆藏至2011年3月已扩张至7414件。这些馆藏中有7件被列为日本国宝、84件为重要文化财、96件重要美术品。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藏品，莫过于是传为宋代李安忠的《鹌鹑图》（国宝）、因陀罗笔・楚石梵琦赞《布袋蒋摩诃问答图》（国宝）、殷代饕餮夔凤纹方彝（日本重要文物财产）、南宋青磁笋形瓶（日本重要文物财产）、尾形光琳笔《燕子花图屏风》。
根津美术馆是为数甚少的于二战前建立、至今仍存在的私人美术馆之一，同时代建立仍存的私人美术馆还包括有邻馆（设立于1926年）、大仓集古馆（设立于1917年）、白鹤美术馆（设立于1934年）、大原美术馆（设立于1930年），这些私人美术馆宛如日本近代收藏史之剪影，纪录下了时代之丰华、厚重以及唏嘘。较之这些元老级的私人美术馆，根津美术馆更体现出日本文化纤细唯美的一面——爱好茶道的根津嘉一郎同时热衷于打造庭院和茶室。
从茶室凭望庭院，幽径碎石如诗，碧水池沼入画，四时花声草语连绵。占地21,625平方米的根津美术馆，其庭院面积就占了一万多平方米。日本茶道和鉴赏古美术关系密不可分，一场茶会的主题往往因鉴赏一幅古书画而生，在日本茶道的语境中，茶不仅是品茗，而是一种习学。燃香，提壶，煮水，再到捧起茶碗，都是规仪，而规仪则是以古美术品来呈现，建水、釜、茶碗、和果子盘，都也一场古美术品的鉴赏旅程。而在此处，美术品和茶境融为一体，正是根津之美学。
▲ 初代根津嘉一郎藏宋代李安忠《鹌鹑图》
▲ 根津美术馆藏《布袋蒋摩诃问答图》
根津嘉一郎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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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代根津嘉一郎（号青山，1860年-1940年）出生于甲斐国山梨郡正徳寺村（现日本山梨县山梨市），明治三十年（1897年）将其事业重心从山梨县移至东京，与若尾逸平和雨宫敬次郎交善，联合成“甲州财阀”，互相扶持壮大力量。明治38年（1905年）,收购经营不善的东武铁道，在他的强腕下,令其东武铁道重新振兴，故而，初代也被誉为“铁道王”。除东武铁道外，初代根津嘉一郎更曾收购过不少破落的企业且再将其振兴，坊间在惊叹其眼光和强腕的同时，也揶揄他为“ボロ買い一郎”（破落买一郎，“买”和“嘉”在日文发音一样）。正是因为其投资有道，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东京都腹地南青山区购买了大量土地。这片土地便是后来的根津美术馆的敷地。
在东京开始从事铁道事业的同时，实际在商界和政界的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然热衷于收藏古美术品，同时还是一位茶人（茶道专家）。日本传统的茶会，在严谨的建水、行茶、品茗、鉴赏古美术品、欣赏庭院风光的仪式背后，还交织着多重意义。日本历史上的将军和名门贵族多是茶人，如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足利义政将军，而同时代的住友银行创始人住友友纯（春翠），亦为茶人。“茶人”被视为一种身份。
初代根津嘉一郎曾得到内阁大臣井上馨、男爵益田孝、住友友纯、三井物产社长三井守之助、藤田财阀第二代藤田平太郎等等政商界叱诧风云者的茶会招待，参席的资格无疑是对其身分地位之认同。同时他也在自己府邸设茶筵接待这些有力者，为他的座上宾，自然要准备佳逸珍罕的古美术，应茶境且符合体面的茶道具。而如甲州财阀，新兴势力实业家在茶会中除了鉴赏古美术之外，更利用这个场合交换情报。或许因茶会，也不断加固其“铁道王”之根基。然而“铁道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收藏古美术的逸话。
“铁道王”收藏的成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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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津美术馆藏《花白河莳絵砚箱》
在定居东京南青山前，初代嘉一郎在山梨便其收藏活动，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方才开始对其所藏进行整理，且作账面上的记录。当时所整理统计的藏品名单中，中国日本书画、日本伊万里烧瓷器、南宋青瓷器，以及茶碗，水指等茶道具等约有五百多件。明治三十年起，初代嘉一郎经常出入各地的“入札会”（即竞买会），此时的他仍是一名“无名”的收藏家。
至1906年，他前往大阪参加平瀬家藏品拍卖会，以当时重金1.65万円落槌，购得八幡名物，足利义政将军旧藏《花白河莳絵砚箱》，创下了当时的拍卖最高额纪录。同时也令他成为当时社交界热切讨论的话题，被视为豪爽的收藏家和具备实力的商人。
– 以茶会为中心的收藏活动 –
初代嘉一郎的购买倾向，首先在于其是否适合于茶会。初代嘉一郎初次举办茶会为大正七年（1918年），而至昭和十三年（1938年）岁暮茶会为止，他已经举办茶会达五十余回，更有记录茶会的内容。而于在大正时代举行的茶会的主题，多是他此时期的书画收藏——如大正二年（1913年）燕子花图屏风会，以及大正七年（1918年）年于自宅设宴招待安田财阀创始人安田善山郎等数十位贵宾，余兴下，展示传为牧溪的《竹雀图》并举行茶会。而李迪鹌鹑图，那智滝图亦是一场茶会披露筵之主角，众茶客莫不融入此茶境之中，沉醉于数百年前之佳逸中。
▲ 根津美术馆中的茶室“弘仁亭”
▲ 根津美术馆藏传牧溪所作的《竹雀图》
– 把“国宝”留在日本 –
除了对茶会用物作考虑，更见其对国宝级的藏品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日本明治时代以降，大量古美术品流失海外，其中不乏国宝级珍品，当时最令日本国民扼腕的流失事件，莫过于明治时代后半，俵屋宗达绘制松岛图屏风流失海外（现藏美国弗瑞尔美术馆），初代根津嘉一郎先生在其《世渡体验谈》（231-232页）中如是说：“（松岛图屏风流失海外）明治三十年代之事，当时的美术品价格完全不及现在之高，如国宝级的贵重品，都被外国人以低价买取，频频输出欧美，这对日本美术界而言定是憾事⋯⋯（中略）为守护这些名宝留存国土，即使我作再多牺牲也在所不辞，我坚信日本的国宝留在国土，定是比流至海外，对国家更有益处。”
由此可窥其大量收藏国宝级美术品的原因，而当他积累了不少国宝级别藏品时，其创立美术馆的想法始于明治四十四年（1909年），当时初代根津嘉一郎49岁，跟随日本实业团渡美考察，结识了美国巨富洛克菲勒,对于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和收藏的美术品日后的准备，多多少少有了新启发。而在《根津翁传》中可见，因为此次美国之行后，令他萌生了不将毕生所藏留给子孙，而是捐赠美术馆，将私藏变为公众均可欣赏的艺术品。1940年，初代根津嘉一郎过世，其子继承其遗志，建立财团法人根津美术馆。
新时代的根津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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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津美术馆原为根津嘉一郎府邸，美术馆最初的主体建筑及荼室虽遭战火波及而毁，但在二代根律嘉一郎的支持下，美术馆于1954年重建，并经年不断的扩张。2006年，现美术馆馆长根津公一氏委托著名建筑家隈研吾重建新馆，闭馆筹建三年之久。新馆的流动空间充满京都古寺禅风。美术馆入口便见由竹墙与竹林树阵两侧夹道形成的竹阵回廊，竹林清影下，行人似乎在接受仪式走至根津美术馆的世界；新馆入口大厅采以超大面积的落地玻璃窗，将自然－美术品－美术馆三方紧密相连，如同京都古寺的景致那边，将庭院四时变化传递至室内，将室内禅风流动至室外。在此处，东方古美术品似乎回归到她们曾经所处之地中，与其共呼吸，共沐浴着旭日撒下的暖光。
根津美术馆在致力发掘现代社会中鉴赏东洋古美术的意义，从他们新馆开放以来的展览可见分晓，且不流于观看，更深入至体验。根津美术馆最为被业界和观者赞颂的展览莫过于为每年四五月间燕子花盛放时举行的“光琳・燕子花屏风”展览，观者在美术馆内欣赏燕子花屏风，走入庭院被燕子花海包围，光琳笔下的美妙便可瞬间感知。
庭院内五间茶室“弘仁亭·无事庵”“闲中庵·牛部屋”“披锦斎·一树庵”“斑鸠庵·清渓亭”“薬师堂”并非单纯观赏的摆设，是实际实现功能的茶室，定期有茶会在此举行，与茶人在此分享四时风物，交流鉴赏古美术品心得，也面向初学者推广茶道文化。
▲ 根津美术馆建筑内部与庭院景色相互交融（摄影：藤塚光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