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阿瑟·丹托评论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油画大师之一”的英国画家肖恩·斯库利（Sean Scully）和目前在全球名声正旺的当代艺术家艾未未之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 生于1945年的爱尔兰艺术家肖恩·斯库利（左）是战后抽象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被阿瑟·丹托评论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油画大师之一”。当代艺术家艾未未（右）曾于1980年代在斯库利任教的帕森斯设计学院求学
肖恩·斯库利谈艾未未
1983 年，我正执教于曼哈顿的帕森斯设计学院。这所学校每年有两位教授，我就是其中之一。班级中通常会有26名学生，我负责其中的一半。那年的26名学生中，有 9个人是来自东方的，当中有不少中国人。这些中国人都由我来负责，所以我的学生里，有9名来自中国，还有4个来自纽约。另一名教授则带了13个美国学生， 因为他对讲话很慢、思维过于发散的人没什么耐心。所以我们的分工看起来很公平。我的美国学生们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讲着方言自得其乐，我来承担与这些怪异 的留学生们费口舌的工作。不过我倒不介意。
这些怪异的学生里，有一个就是艾未未。这个年轻人表面谦逊，内心高傲。刚入学之初，学生们被要求作画，大家最后都对艾未未的完美杰作表示信服，并且希望我能 表扬艾未未，甚至加入到他们崇拜艾未未的行列里。但是出于对学生成长的关爱，我当时说，如果一部作品完成后它的作者沾沾自喜，那么也就意味着作品的死亡； 所以，这反而是我见过最差劲的一幅画。结果，我班上的排名出现了惊天大逆转——艾未未就好像是刚进入一个电梯，电梯的电缆就断掉了，于是他从顶楼一下子摔 到地下室，只是身体勉强没有受伤。
艾未未用漂亮的姿态表达了他的愤怒。他没有用英语和我争辩——他肯定辩不赢我——只是把手中的画笔扔掉了。我应该把那笔拿来自己用的，但我当时没有想到。后来我们达成了约定，一起学习来自另一派别的艺术：概念艺术。我没有做真正意义上的概念艺术实践，因为我始终喜爱绘画可以表达出的境界，那种境界是难以言说的。
打个比方说，艾未未每周就好比拿着一个空桶来找我，我再往这个空桶里放一些信息给他。从安德烈·布雷东（Andre Breton）到马塞尔·杜尚，到梅拉·奥本海姆（Meret Oppenheim），到科特·施维特斯（Kurt Schwitters）作品让人们激起的性冲动。随着学期的进展，我们谈到约瑟夫·博伊斯的哲理诗，汉斯·哈克（Hans Hacke）的日耳曼性，大地艺术，瓦尔特·德马里亚（Walter De Maria）的《破碎公里》（Broken Kilometer）及其灵感源头—— 皮耶罗·曼佐尼（Piero Manzoni）的《长线》（Linea Lunga）。还有影像艺术：克里斯·伯顿（Christ Burden）的《射击》（Shoot）和《Trans-fixed》，在第一部电影中，伯顿用枪击穿了自己的左臂，第二部则把自己钉在了一台大众汽车 上。后来，我们又讨论到我最好的朋友，彼得·纳丁（Peter Nadin），他把名字签在了自己的建筑上。
▲ 1987年，正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观看杜尚作品的艾未未
当艾未未的桶被填满了之后，我们都认识到，无论是我对他的作用，还是他对我的吸引，都已经走到了尽头。在我们离别的时候，他的脑中塞满了关于自我、主张、和名声的西方思想，有些向我倾斜的意思。我本以为他会像重复我其他的那些中国学生的路，在中国紧密的社会网络中如鱼得水，但没想到他却是在欧洲获得了青睐。
时隔三十年，我来到北京美丽的郊外。在路上我的司机迷路了。我一直拿着我的iPhone拍照，忽然发现自己拍到了一栋房子，房子的窗边有一个女人，她也在拍我照相时的样子。她一直在笑，我也跟着她一起笑。终于，在京郊经历了的一点曲折后，我和艾未未拥抱在了一起。三十年的光阴已经在我们两人中间流过。
我进到他的房间里去，他和我解释了为什么过去的木匠不喜欢用松木。随后我们去了他的工作室，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工作室和我在德国的工作室面积完全一样 （10mx20m）。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符合人性的面积，足够大，但不会显得太过庞大。工作室里有一张照片，照片里他的手伸出来，放在我的胸口上。我当时 非常想要那张照片，现在也很想要。艾未未是一棵树，许多不同的树一起缔造出了他，对差异的认同超越了对共性的强求。
令我震惊的是，艾未未告诉我，这些都来自于我的教学理念。我用城市作比喻。许多事物要共同合成一个整体，这些事物是相似的，但不雷同。那些看上去类似的东西实际上并不类似。他 用的比喻是树。像人一样，这些树叶要合到一起（尽管我们知道，白桦树会杀死栎树，如果它可以的话）。合成出来的整体，就是我们长期工作的最后目标，在这条 路上，我们都是永不休止的添砖加瓦者。
撰文 | Sean Scully
翻译 | 姜伊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