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艺术新闻》成立25周年之际，文化艺术界的权威人士就“艺术何为？”这一主题各抒己见
为庆祝《艺术新闻》（The Art Newspaper）成立25周年纪念，《艺术新闻》将在大英博物馆、MoMA、圣彼得堡以及梵蒂冈的博物馆带来一系列以“艺术何为”（What is art for？）为主题的研讨活动。同时，大英博物馆馆长、泰特现代艺术馆馆长、MoMA PS1馆长、中国艺术家徐冰等9位当代艺术界的权威人士也就这一主题各抒己见。在如今叙利亚难民危机、文物破坏、经济放缓等充满困顿和挑战的情况下，艺术 所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
2015 年是《艺术新闻》（The Art Newspaper）成立25周年，这份于1990年成立于英国的刊物现如今已成为一家在全世界30个国家拥有记者的国际化艺术媒体。为庆祝25周年纪 念，《艺术新闻》将围绕“艺术何为”（What is art for？）的主题展开一系列研讨活动。活动首站将于伦敦时间10月28日在大英博物馆展开，随后将于2016年2月延伸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State Hermitage Museum）以及梵蒂冈。
于大英博物馆展开的“艺术何为”系列公共讨论会将由大英博物馆馆长Neil MacGregor主持。参与嘉宾包括作家及比较宗教学者Karen Armstrong、物理学家及剧作家John Barrow、诗人及小说家Ben Okri等。对此，《艺术新闻》国际版CEO及创始人Anna Somers Cocks表示：“我相信在这一充满困顿和挑战的年代，我们非常有必要讨论艺术所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不过目前的艺术局面已被市场弄得扁平化。而艺术圈 外的思考者汇聚一堂，也许会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带来全新的角度，其答案亦有可能刷新我们的认知与信念”。
而就在较早之前，《艺术新闻》访问了9位文化艺术界的权威人士，他们就“艺术何为”这一主题结合《艺术新闻》25年来走过的历程各抒己见。25年前《艺术新闻》创刊之时，柏林墙甫才倒下，前方似乎是一派平和与繁盛的未来。然而25年来的现实却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Chris Dercon
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馆长
如今艺术的经济价值和它文化价值间的关联似乎日趋薄弱。从前艺术品作为商品和作为文化产物的身份间尚会有良性的摩擦，现在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已然合二为一。 财富的高度集中导致这样一道巨大的鸿沟：富有的人可以通过他们充裕的资源达成他们想达成的一切；不那么富有的人对他们所没有的和所无法实现的望眼欲穿。艺 术品指数级的商业价值增长速度并没有伴随着相应的文化意义的增加。艺术品不再是文化产物，而成为了一件件奢侈品。
有一类人将艺术视为可从中获利的私有物，另一类人将艺术视为基于包容和参与的集体性过程和努力。后者强调一种定性的关系，因为它基于共享与合作。艺术也能够是卓尔不群的，它所能激发的讨论让它得以成为文化产物。我们需要发现那些具文化意义的艺术作品，因为它们表达了改善世界的想法。这种对待艺术的态度则需要一种全新的中立于经济因素的批评和判断。
徐冰
艺术家，1990年移居美国，2007年回国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作品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英国V&A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纽约现代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展出
我前年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利用它庭院中的那潭水做了一件作品，题为《桃花源的理想一定要实现》（Tao Hua Yuan：A Lost Village Utopia）。我希望人们看着这件作品，能反省人类现实的处境。我敢说，今天绝大多数的人对自己的生活境地不满意——人类一直在追求理想的生活之地，但 事实却离这个理想之地越来越远了。
25年前，柏林墙倒塌了，冷战结束了，人类全面开始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但现在看来，由单一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主导的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也许更糟。应该说社会主义失败了，但资本主义也并没有成功。
要问艺术能扮演什么角色，我想，首先要厘清使当代艺术系统得以运作的背后核心动因。它无疑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它很像是这个体系自身携带着的肿瘤一 样的东西。当代艺术在挑衅、揭露和抵制这机体的弊病的同时又与资本主义构成共谋和依赖的关系，如同“有益癌细胞”对一个机体的共建作用。
人类一直在探讨“艺术是什么”，探讨到今天却进入了对艺术最不清楚的时代。艺术体系的乱象，就像这个世界的混乱一样不清楚。资本与战争的角力，让这个世界的变异快到了人类习惯的思维跟不上的程度，使得人类思想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经验对此做出判断。艺术能做的事，是先反思这个“当代艺术”体系自身的误区与盲点。
Bernard Blistène
巴黎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馆长
过去的25年间，我们因柏林墙倒下而产生的希望和梦想被此后发生在全球的一个个事件一次次摧毁。谁曾料到这些悲剧的发生？定义艺术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并非易 事，从艺术诞生之初，它就在这两极间徘徊：一类是具有社会功能的艺术，即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所言，是一个“群体沟通的系统”；另一类是更私人化的艺术，自主也自我质疑。我不认为如今的艺术家需要在二者间做出选择，尽管 我总是震惊于艺术界和日常生活间的巨大鸿沟。
另外，我认为一味批评那些貌似漠然的形式主义的艺术是过分肤浅的行为，因为在不少披着政治性外衣的作品的深处实则也是漠然的。我个人很青睐戈达尔对待电影的态度：“什么是艺术？什么都不是。艺术想要什么？想要一切。它能达成什么？一些事。”
如果艺术家想要维持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他们需要记得继续“做艺术家”，并艺术性地回应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事，因为他们的行动即是他们的作品。从这点来看，艺 术仍具有影响世界的力量。纵观历史，艺术一直影响着世界，比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而这种力量也会永远持续下去。我相信艺术家不会停止创作新的形式以及新的 世界。
Klaus Biesenbach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PS1 当代艺术中心馆长
我在1989年冬天，也就是柏林墙刚倒下那会儿搬去了柏林。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分隔东方与西方的壁垒轰然倒地，这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充满希望的时 刻，所有人都以为我们会迎来一个民主的世界。我也抱有这样的幻想，认为民主必然需要拥有自由经济体系。现在很多国家正变得愈发资本主义，但却没有变得更加 民主。而且，在如何维持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及原教旨主义思潮间的和平之后，生态问题也成了下一个紧迫的议题。
回顾过去的25年再展望未来，我认为艺术界必须要改变自身当下的格局。如今它过分关注艺术市场，但艺术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我们唯有通过艺术才能了解最早期的人类社会和文明，因此，看到有着千余年历史的文物被摧残让人痛心疾首。
在这个夏天，债务和难民危机震动欧洲，这不禁让我思索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说过的，若要具备公众性，必须要承担一种使命。艺术可以给予人们创造新的现实的力量，可以改善生态环境，为我们提供一种观想更好、更和平、更自觉的社会的方法。我对艺术家乔什·克莱恩（Josh Kline）提出的“黑色乐观主义”的想法很感兴趣。他认为，我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以积极和有责任心的态度作出富创造性的努力。
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
都灵市立现当代美术馆及沃利城堡美术馆馆长，第14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策展人
自我年轻时，我就对艺术的能动性以及它改变社会的力量深信不疑，这也许是因为我的导师们是参与贫穷艺术运动的艺术家们的缘故。他们对力量的理解以及对自我在 宇宙间的定位首先是一个关乎个体解放的政治宣言。如今我经常邀请贫穷艺术运动的成员，比如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Michelangelo Pistoletto）和乔凡尼•安森莫（Giovanni Anselmo）参展，因为他们启迪了我对“艺术的目的”这一问题的思考。他们二人的作品现也都在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上展出。
艺术能言政治家所不能言。政治家们总是对各群体间的冲撞手足无措，但艺术似乎总能打破僵局，以多样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时而能治愈社会冲突。但 它的做法通常是将一个问题和其他不同时期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创伤联系在一起。举例而言，我对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回应不会是“让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现代艺术馆展映 一个关于叙利亚难民危机的纪录片”，因为这是一种对已经信教者的说教，貌似体面但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社会效应。反之，我们所做的是上周在卡斯特劳利松岛举 办了由朵拉•恩科诺姆（Dora Enconomu）构想的烹饪项目。我们将岛上的三组人群放在一起：叙利亚难民，他们从卡什或是游泳或是乘船前来岛上；与难民没有任何交流的游客；还有我 们这些艺术界人士。
有许多政治活跃的艺术家们会非常直接地回应政治危机，比如雷尼·加布里（Rene Gabri）和艾林•安那斯塔（Ayreen Anastas）在伊斯坦布尔成立的“Parrhesia艺术中心”。Parrhesia的意思是“说真话”。但是还有一类艺术家，比如莫兰迪 （Morandi），他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只是不断地画瓶瓶罐罐。然而多年之后回望，他的作品也许表达出了更强烈的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抗。那些瓶子就像挺立在 暴风雨中的人们。因此，艺术有多种发声的方式。好的艺术家总是那些做出恰当回应的人，尽管他们的意图也许在当时并不为人所见。
Dario Fo
意大利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政治活动家
在我看来，我们在聆听政治家那些空无一物的承诺时总是抱有一种冷淡与疏离。那些承诺永恒不变，在意大利，我们的文化部长至今还在承诺20年前就已被承诺过的事情。人们认识到了这点——这些话他们以前听到过——但同时，他们仍不免为这些言辞所迷住。当下缺失的是参与，尽管参与意味着风险。比如在俄罗斯，人们会在大马路上因为政治参与被谋杀，而对此没有任何的侦查。所有人都知道这些事件乃由高层策划。政治家对权力的沉迷以及民众对参与的害怕造成了这种漠然。
我 们的文化建立在错误的信息之上。如今空虚、无聊、漠不关心、不愿意发现新事物的情绪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诚然，也有例外，比如我们意识到，在遍布意大利的 传统中产阶级剧院里，表演是无意义甚至是带有负面效果的。我们发现我们总是在与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对话。很少有农民和工人会去剧院，因为剧院根本没有与 他们相关的内容。艺术变得非常自我指涉。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学习、表演、策划和创造艺术的空间。在我看来，剧院需要被放到户外，到大街、广场上去。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能够表达自我的空间。
Theaster Gates
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现居芝加哥，曾参与第13届卡塞尔文献展
艺术和艺术家的角色从不需要有改变。它们需要做的是测量社会的体温，而不是像医生那样去治愈社会的病症。不过，知道社会体温后的副产品则是艺术家会开始积极行动，这也是变革的开始。我们不应期望艺术家去完成总统、大臣、社会工作者或银行家应完成的事业，但我们可以要求艺术家在场并真实地说出他们的所想。变革会就会由此开始。
我现在和卡洛琳·克里斯多夫-巴卡捷夫一起在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现场，几个月前我和奥克维·恩威佐（Okwui Enwezor）在威尼斯双年展现场。这两位策展人都鼓励艺术家与全球性、本土性和政治议题发生着复杂深刻的互动。在这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二者都以各自的 方式肩负起了领导的使命。他们征召和说服艺术家，并给与他们机会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上分享他们对世界的思考。能够有这样一个平台来发起深刻的问题，并就问题 的答案再发出新的问题是多么荣幸。
一个月前，我策划的第三届黑人艺术家静修（Black Artists Retreat）项目开幕。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85位艺术家共同探讨了许多深刻的问题。我对他们能来芝加哥参加这个项目感到无比激动。我认为艺术家们需 要继续提出新的见解并为彼此创造平台来传播这些理念。我们的政治和宗教领袖也应停止战争。
Robert Storr
美国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
艺术从未像现在这样被如此多的问题所困扰。一方面，我们有野蛮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圣像破坏者，塔利班和伊斯兰国只是其中最令人发指的例子；另外，我们还有投机 商从考古遗址、遥远的乡村别墅和摇摇欲坠的教堂里掠夺珍宝。这些“坏家伙”们带着黑色的帽子——或是头巾、面具、头盔，或穿着笔挺的西装。
还 有一些衣冠楚楚的恶棍们，在以艺术之名做出貌似善举的同时获利。这群人以商业大亨为首，他们将战利品从艺术市场运到自由港的仓库和私人博物馆，然后再运回 市场，参与永不休止的资本游戏。他们身边是一群给与他们艺术“灵感”的逢迎拍马的人，以及一群协助完成交易的艺术顾问。另外还有画商、拍卖行从业者、经纪 人不断地推动资本的运转，并瓜分剩余的利润。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打着“非盈利”名号的人们：私营产业和政府中的文化官僚、美术馆馆长、策展人、教育工作者以及双年展的常客。他们组织一系列无休止的展览和活动，委托新作品的创作，并管理和操控手中那些风头正劲的艺术工作者。
另外还有些零零散散的不知所云的记者、批评家和学者。他们用廉价的语言和文字不断评论当下的种种灾难，试图用他们的咆哮和吹嘘盖过其他个人和集体的意见和行动。
我的话是不是得罪了所有人？我希望是。我会道歉吗？不会，因为同路人才最了解彼此。我们必须对当下的局面负责，都必须因我们创造出的怪物、我们自己成为的怪物受到责备。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导致了这个困境的产生：如果没有恐惧、愤怒、厌恶的笼罩，我们几乎不能够体验艺术及表达我们的想法和情感，更不用说我们之间赤裸裸的共谋。是时候是减慢这个旋转木马了。也是时候让我们树立艺术界的希波克拉底誓言：首要的是，不作恶。
关于The Art Newspaper
于1990年成立于英国的《艺术新闻》（The Art Newspaper）是一份兼有纸质刊物和网络平台的国际化艺术媒体，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发展，目前已经在伦敦、都灵、纽约、巴黎、雅典、莫斯科和北京设立了办公室，在全世界30个国家拥有记者。
于 2013年成立的《艺术新闻》（The Art Newspaper China）由现代传播集团与《艺术新闻》的国际出版方Umberto Allemandi出版社合作推出。自创刊以来，《艺术新闻》以其国际性、专业性与前瞻性的发展定位，取得了长足而迅速的发展，不仅成为华语世界 发行量最大的艺术媒体，同时推出的数字版“艺术新闻iArt”也是移动客户端下载量最大的中文艺术媒体，每日更新的数字媒体App“iArt艺术新闻”与 微信公众号“艺术新闻中文版”在艺术圈具有深入而广泛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