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内的众多博物馆依托于私人捐赠，逐渐累计藏品
“中国曾经忘记世界，但世界却从未忘记中国。”清华大学国学院刘东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序言中写道。
中国的文物及艺术品,由于历史原因大量流散于海外,成为海外研究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展开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学术史，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中国美术史研究,事实上开端于私人和博物馆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
李公麟《孝经图卷》、陆广《丹台春晓图》图轴、马和之《小雅·鸿雁之什》卷……这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经典书画藏品全部来自于同一位收藏家——王季迁。
南洋（海）观音，辽（907-1125）或金（1115-1234），漆制木胎，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收藏
从美国博物馆的中国书画收藏来源看，几乎全部由私人收藏转化而来。美国对中国书画的公私收藏的第一个阶段在20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工业家、藏家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收藏了大量质量尤佳的中国、日本绘画和瓷器，1904年，弗利尔向美国史密森学会动议捐赠藏品并承诺提供建设场馆资金，1923年弗利尔美术馆建成并正式对公众开放，成为美国第一个专业的亚洲艺术博物馆。最初美国私人收藏家的藏品多从文物商中介而来。如著名美国文物商人福开森、法国卢芹斋、日本山中商会等；到20世纪20年代收藏家本人直接来华大量收购，或邀请如福开森等专家为其鉴定和购买书画作品。这段时间也是中国尤其是清代宫廷的历代书画藏品大量流失的阶段。
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加大对亚太地区及汉学的深入研究，且大量移民定居美国社会，伴随其携带大量书画家藏来美，构成美国公私博物馆中国书画收藏的第二次高潮。其中最著名者即今日统称为“四王”的著名华人收藏家：王季迁、王方宇、翁万戈与黄君璧。像他们这样的私人收藏家还包括一些美国本土和欧洲的私人藏家以及家族收藏，二战后他们的藏品流向美国渐成趋势，成为当时美国博物馆中国文物的一个重要来源。他们不仅着力于收藏，还精通鉴赏和研究。如王方宇专门收藏八大、石涛作品，翁万戈于全球搜集陈洪绶作品并编成《陈洪绶》画集。
中国艺术品的私人收藏转化为博物馆公共性收藏在美术史学者邵彦《美国博物馆藏中国古画概述》一文中有详尽梳理。在美国艺术收藏流布的新地区、新领域，个人收藏往往启动较早，分布广泛，但是通过零散或整体地转让或捐赠，博物馆日益成为收藏的集中地，也能反映该地区收藏的全貌，因而可以说个人收藏是博物馆收藏的蓄水池，博物馆则是藏品为社会服务的最佳平台。个人积累的中小型收藏基本成形以后往往会整体移交给博物馆，构成博物馆藏品的全部或主要部分。弗利尔美术馆、赛克勒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都属于这类别的代表。
《赠张大同古文题记》卷轴，纸本墨笔，黄庭坚，北宋，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收藏
还有很多博物馆是依托于捐赠基金，逐渐积累藏品，波士顿美术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美术馆、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都属于这个类别。如大都会先后获得过J.P. 摩根、洛克菲勒、迪隆等基金会的慷慨支持。它们的馆藏中也包含着批量转让或捐赠。
波士顿美术馆早期最重要的捐赠者之一丹曼· 罗斯（DenmanRoss），他担任该馆理事逾四十年，捐赠大量精品，贡献至巨。被誉为“镇馆之宝”的几件中国古画，像是宋徽宗的《摹张萱捣练图卷》、《五百罗汉图》、《北齐校书图》等都是罗斯的捐赠。在他80 岁生日之际，该馆的九个展厅展出了他捐赠的超过11000 件艺术品,而他向福格博物馆捐赠的艺术品也超过1500件。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的中国古画收藏主体来自赛克勒和爱略特家族的捐赠。大都会在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通过几位大收藏家——顾洛阜、爱略特、王季迁等——的批量捐赠或转让完成了跃进式发展。同样，通过个人整体捐赠建立起来的博物馆也要通过不断地购买和受捐补充新的藏品，弗利尔美术馆在建馆后就不断补充新藏品，二战后还从华裔收藏家王季迁和王方宇手中或零散或成批地购买或受捐了不少古书画，王方宇去世后，他手中70 余件八大山人书画精品几乎整体性地转移到了弗利尔美术馆，使该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八大山人作品收藏地之一。
1970年代任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董事长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曾撰文说：“投资艺术行业可以对公司任何特别的意图量体裁衣，而且最终将得到大大超乎原始投资所期望的回报……许多建立公共关系的机会通过捐助活动、定期展览及服务等变得易于获得。捐助艺术经常可以为特定市场目标提供建设性且有效的回应。特别在国际间、政府间或消费者间可能会生成至关重要的联系。”艺术捐赠的行为实则和美国的文化政策有很大关系。除了无形的文化资产利益，捐赠人也可以在税务上得到优惠政策：美国的税法规定年利润和遗产收入等本该交税部分可以有30%捐给私人基金会或50%捐给公立基金会，而捐款人不仅在基金会可以成为董事有参与基金会政策制订的权利，而且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的参与意识，同时对企业的社会形象有至关重要的帮助。撰文／许万里
作者是清华大学考古与艺术研究所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