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08年惠特尼双年展上，弗里茨·黑格（Fritz Haeg）的行为表演《动物乐章》（Animal Scores）

从1940年代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大师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时代回溯起，当时还是一场年度展览的惠特尼双年展（The Whitney Biennial）具有显著的市场造星实力。每届惠特尼双年展公布的艺术家名单都左右着我们的好奇心。而观众的问题也从“为什么我应该知道这位艺术家？”变为“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位艺术家？”如果参展名单上有艺术家尚未被任何一家纽约画廊所关注，那么在展览闭幕前，他们必将获得垂青。
但在通向市场的道路上，事情正发生着特殊的变化。双年展越来越少地夸耀其市场化成分，甚至直接去展示”反市场”的艺术：表演、诗歌、声音艺术，以及其它非实体性的、难以买卖的艺术。
今年的惠特尼双年展于3月7日开幕。本届双年展邀请了三位策展人，斯图亚特·科默（Stuart Comer）、安东尼·埃尔姆斯（Anthony Elms）和米歇尔·格拉布纳（Michelle Grabner），他们分别在惠特尼博物馆的布罗伊尔楼（Whitney’s Breuer building）各占一层，用更微妙的方式去探索时间和过程所涉及的领域。
斯图亚特·科默曾从事图书采购的工作，后来又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担任电影策划人，而如今，他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新媒体策展人。安东尼·埃尔姆斯则把自己定义为一个集艺术家、作家和策展人于一身的角色，除了在费城的当代艺术中心任职以外，他还持续将自己看过、听过的书和音乐等等内容分门别类更新至自己的博客。米歇尔·格拉布纳是一位活跃的艺术家、教育家和批评家，她与丈夫一起成立了“郊区居民和济贫农场”（The Suburban and the Poor Farm），这是美国中西部最让人兴奋也最具实验性的项目空间。
有了这样的策展组合，今年103位参展艺术家们所具备的多元性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中有的身兼艺术家和策展人的身份，有的则是电影制作人和雕塑家，还有诗人、散文家、画家等等。他们中有不少人都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屡次重新定义自己——而其中将近40%的艺术家年逾50。

图：2014年惠特尼双年展参展艺术家之一的达希尔· 曼利作品《第3幕B版》（作于2013年）

然而，今年的双年展并没有像2012年时那样放大或突出行为表演艺术，策展人之一米歇尔· 格拉布纳说：“双年展依然重视行为表演艺术，也重视那些虽然没有商业城就，但对年轻艺术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艺术家们。”她同时也注意到了艺术家群体的强势亮相，这一点自然会颠覆市场对于有价值的个体艺术家的期待。

图：2012年惠特尼双年展上，迈克尔·克拉克（Michael Clark）的《谁的动物园？》（Who’s Zoo?）

双年展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原因正是在于策展人追随了艺术家的浪潮，而这一批艺术家的实践业已超越传统，削减了艺术市场对于双年展的影响。相反，像弗里兹（Frieze）这样的艺术博览会反而变得更具策展性。
在前卫艺术时期，很多艺术家都有超越传统艺术主题的成就，但是当时的双年展很少能够赶上艺术家所领导的潮流，这一状况直到近年才有所改观。在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不是也有市场的原因呢？这个以买卖为核心的不断增长的国际艺术市场，是否也在帮助双年展变得多一些开放，少一些对于物质的沉迷呢？
双年展一度在当代艺术博览会的全盛时期感受到了焦虑和困扰，继而揭竿而起进行反抗：我是双年展，不是巴塞尔——快把你的钱包收起来！撰文∕Jori Finkel 译∕廖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