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教堂美术馆
1901年3月12日，在伦敦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白教堂的大街上，一所美术馆向公众开放。百年来，白教堂美术馆（Whitechapel Gallery）因一系列显赫和重要的当代艺术展览，而累积了过人名气和声誉。而事实上，当年的白教堂区罪恶率甚高，街头充斥着犯罪和贫穷、黑帮罪犯与妓女；1888 年令人闻风丧胆的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连环谋杀案，使该区更是臭名远播。美术馆的出现可说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社会改革者思想的产物，是当时的一个慈善愿景，为的是“把艺术带给东区居民”。
“这是白教堂美术馆”
历经疫情影响下的蛰伏，5月19日，白教堂美术馆将携“Eileen Agar: Angel of Anarchy”“Phantoms of Surrealism”“A Glittering City: Ayo Akingbade with Duchamp & Sons”等多个展览重新面向公众开放。适逢美术馆成立 120 周年，《艺术新闻》邀请在白教堂美术馆担任馆长 20 年的伊沃纳·博拉维克（Iwona Blazwick）爵士，与我们回顾这家百年美术馆坚守在东区（East End）所扮演的角色。这位被誉为英国艺术最重要的女人之一的资深策展人，更分享近年东区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发展，以及在后脱欧的政治环境下，整个东区艺术产业所面对的挑战。
白教堂美术馆馆长 伊沃纳·博拉维克（Iwona Blazwick）爵士
《艺术新闻》专访伊沃纳·博拉维克
Q =《艺术新闻》
A = 伊沃纳·博拉维克
1910年的白教堂美术馆
Q：白教堂美术馆在东伦敦向公众开放时，建筑师刻意略去大门前有梯级的一般美术馆设计。你认为在现今看来，这个设计仍然影响着入内的观众吗？
A ：当年我们的创办人在对伦敦所有的大型博物馆和美术馆进行考察时，他意识到这些建筑物的形成，是建立于过去的基础之上，而设计都像希腊神庙一样。他的想法是，这是一种阶级制度；又或是这样说，（走上梯级）有一种仪式感，乃至是一种进入艺术的宏伟方式；而这样，艺术就会被视为很远离日常生活了。
因此，建筑师获得这份明确的指示后，街道和艺术之间就没有了障碍。现今来说，我认为这个建筑设计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我们希望行人在大街上一眼就能看到建筑内部，会借此引起兴趣去探索和思考这个地方。
白教堂画廊阅览室
对于很多人来说，美术馆看上去很吓人，它们似乎是个非常不友好、又严肃的地方。但我们想说的恰恰相反，我们希望人们感觉到美术馆是给他们的，我们也想提供一些吸引人的东西。想像一下，你来到了可能发现，这并不适合我；但我们会说，请等一等，我们的建筑物四周有其他空间，你也许可以发现有与之联系或互动的东西（注：2009年，美术馆完全扩建工程、把旁边同样由美术馆创办人夫妇在 1892年创立的公共免费借阅图书馆（Whitechapel Free Public Lending Library）内部空间，改装成展览场地，该图书馆曾被誉为“贫民窟大学”。）因此我认为，观众没遮掩地从大街通行到或看到美术馆的设计还是非常重要，而这里总是有免费的展览，总是有些东西可以与人连系，即使他们并非行内人或专家。
学生素描俱乐部协会，1931年，白教堂美术馆档案馆提供
Q：白教堂美术馆的创办人视美术馆为推动社区转型的催化剂，当时成立的宗旨是“把艺术和教育带给平民”，借艺术来赋予地区低下阶层精神和社会层面上的提升。现今白教堂一带种族仍然多元，美术馆是如何保持与社区的联系？
A ：自17世纪以来，白教堂一直是伦敦最多元的地区之一，因为它就在城墙外。而它，总是很穷、总是吸引着外来移民：17世纪时有德国移民、19世纪时有犹太人、到20世纪初时南亚人士慢慢聚居。同时，还有好几代来自不同背景的社群，不仅是白人的工人阶级社群，现在还有越来越多来自索马里和东欧的移民。
除了不同种族，这地区的人有很大部分是工人阶级，重点是非常年轻。就例如白教堂所在的自治市塔村区（Tower Hamlets）内，大约 5 成的人口是 25 岁以下的。因此，我们有大量不同方向性的地区工作要做。我们拥有一支非常活跃的教育及社区团队。比如说，目前其中一个项目是和索马里社区小组合作，针对的是索马里群体中一些酷儿或被索马里传统社群排除在外的索马里人。我们所做的，正是尝试与不同的社群互动；但也会思考，我们是否真的代表了这些地区社群？我们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进入美术馆时可以做回自己吗？
杰克逊·波洛克展览现场，1958年
马克·罗斯科展览现场，1961年
Q：担任白教堂美术馆馆长前，你曾经在泰特现代美术馆、伦敦当代艺术学院和艺术出版社等机构工作过，白教堂美术馆对你来说，它为何如此独特？它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吗？
A ：我想，有部分原因是建筑物本身。这是一座让人惊叹的建筑，因为它非常适合画作、非常适合雕塑。我喜欢它诺大和高楼底的空间。另外，是艺术家的历史。当现今的艺术家回望过去，知道以前在这里展出的是波洛克、卡罗、毕加索等等，他们就站在这些前人的肩膀上。我对我们拥有如此悠久的历史而感到非常自豪。
但我更认为，白教堂美术馆作为一个中等规模的美术馆，反而更似处于艺术家职业生涯中段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给予他们自由、给予他们空间。由于我们没有一个要追求的方向、理论或意识形态；某些大机构不能做的，我们能做。对此，我们对艺术家持开放的态度，这也是从他们身上和作品上学习到的。艺术家领导着我们，而我们跟随。
弗里达·卡洛与蒂娜·莫多蒂的展览海报及现场，1982年
Q：在你多年的策展生涯中，是什么原因让你一直热衷于发掘在性别、或种族上被边缘化的艺术家呢？
A ：我想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吧。正如游击女孩（Guerrilla Girls）曾说过，在博物馆里女性必须赤身裸体吗？为什么女性艺术家如此少？在 50 和 60 年代，女性并没有被认真视为艺术家，但他们找到了新的媒介，例如是表演艺术和摄影录像。她们因为被排除在外，却成了先驱者。如果艺术能反映社会的动力，那么我们应该关注那些带来变革的人。
这并不是说我不尊重伟大的艺术家，真正伟大的艺术能超越自我的瞬间，超越了时间。只是作为策展人，当看到作品创造了新的思维方式，会令人很兴奋；而很多时候，这些作品都是来自那些在性别上或种族上被边缘化的艺术家。
游击女孩在白教堂美术馆的展览“欧洲的情况更糟糕吗”（2016）前
我们在 1901 年开馆时有一个展览是有关中国的，但你知道，当时英国仍是一个帝国，充满殖民心态。而在战后的展览，当时所谓的“国际”艺术也只是指纽约，从来不是中国、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我们意识到，一直在不断思考和讨论此问题，并希望最终会反映在我们的工作中。
Q：作为女性策展人，在你从事艺术工作的30年间，你有遇到过一些不平等的经历吗？
A ：当然！我觉得这是无可避免的。我曾在一些委员会议中，面对着房间清一色的男人，而当中隐藏了一个共识：男人的声音就是权威。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困难，尤其是发觉自己被不予理会。但同时，当我想到艺术界出色的女性，她们启发了我，使我尽量忘记这些大多是老一辈的人。这些人基本上是史前生物，仍然觉得男性是有权作出最终决定的人。我希望这些日子将会结束，但我想，过程总是要经历一番挣扎吧。
1936年6月11日，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希拉·莱格扮演的超现实主义“幽灵”。照片来自Claude Cahun，泽西遗产收藏
Q：过去一年，伦敦的博物馆与美术馆都闲馆了超过8个月时间，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疫情下的挑战吗？疫情如何改变你的工作？
A ：跟其他人一样，疫情间就像在水下工作，一切都变得缓慢。而且不能让我们的同事聚在一起工作，实在是非常艰难，尤其是创意很多时都在同一个空间在一班人中突然产生。财务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还算幸运，有政府的文化恢复补助让我们可以维持下去。对我们来说，这真的非常重要。
3月下旬，白教堂美术馆举办了线上的 Art Icon 晚会，以拍卖英籍尼日利亚艺术家Yinka Shonibare的作品为美术馆的教育和社区项目筹款
我们在3月下旬举办了线上的 Art Icon 晚会，以拍卖英籍尼日利亚艺术家Yinka Shonibare的作品为美术馆的教育和社区项目筹款。我要向这位慷慨捐出作品的艺术家表示敬意，他提供了给拍卖最好的作品，还有一班买了门票却最终在客厅观看晚会的赞助人。当晚我在台上听着唱歌表演，感受到来自各方线上的支持，突然意识到我要哭了，只能转个头迅速擦干，再转回来向镜头微笑。我当时感受到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有种社区团结在一起来支持我们的感觉！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晚，我非常高兴地说白教堂美术馆未来发展势头很好，但同时我也深深了解艺术家们的苦况。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希望能展览能为他们带来知名度和支持。
与白教堂美术馆相距不远的金丝雀码头地带是伦敦的中央商务区之一，图片来源：Wikipedia
Q：现今的白教堂因邻近金融区和金丝雀码头地带而渐渐吸引大型发展项目，加上在后脱欧的不明朗时期，这些变化会怎样影响和冲击东区的创意产业呢？
A ：好吧，英国脱欧是一场灾难，是非常灾难性的发展。实际上，脱欧确实影响着艺术品和人的流动。我们在欧洲有很多收藏家，当他们购买作品后，昂贵而复杂的后续物流，令我们相当关注。我们也在意艺术家的流动。脱欧的签证谈判的时期很长，费用很高，这对整个创意产业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试想想你要为一整队乐团或舞团中的每一个人申请签证，这太疯狂了！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作为整个产业的一员，我们正努力地去共同解决这问题。
我们不想伦敦变成一个空虚的城市，这些士绅化发展是背后是贪婪和各种离岸投资。伦敦变得太昂贵了，我认为这是应该纠正的时候，艺术家都纷纷在伦敦以外寻找工作室。还有从艺术学校培养人才方面考虑，学生和任教的人都愈来愈难负担住在伦敦的费用，这样下去对整个创意行业会带来很负面的影响。我真的希望，市长和政客们可以聆听我们的声音，并会确实地做一些事情来扶助创意经济，使我们的城市更宜居。而我们会继续和以往一样，一直保持国际性的。（采访、撰文/陈舒孜）
*若无特殊标注本文图片来自白教堂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