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
若要说出一位将行为表演带入了艺术主流的艺术家，大概非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莫属。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贝尔格莱德开启艺术生涯以来，阿布拉莫维奇在50年来一直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创作着极具张力甚至自我折磨的作品，试炼着自身和观众的精神与身体极限。“我不断探索自身的极限，以获得蜕变”，她表示。她充满磨难意味的艺术作品，有许多都和她曾经的伴侣与合作者乌雷一起完成，包括鞭打自己、在身上割出五角星的形状、全身赤裸地躺在十字形冰块上、在中国境内沿着长城徒步90天，以及任由装满子弹的枪口或是紧绷的弓弩对准自己。
2010年，阿布拉莫维奇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大型回顾展的行为作品《艺术家在场》（The Artist is Present），图片来源：TAN
在1997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阿布拉莫维奇凭《巴尔干巴洛克》（Balkan Baroque）获得金狮奖。这件作品是她对故乡前南斯拉夫冲突的回应，她连续4天蹲坐在如山的牛骨堆中，擦拭着骨头上的血污。2010年，阿布拉莫维奇因《艺术家在场》（The Artist is Present）而声名鹊起。这是她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大型回顾展的一次现场行为作品，在3个月的展期内，她全程在博物馆里静静坐着，与每位观众面对面，这引来了85万人次的参观数量，打破了博物馆以往所有的参观记录。
《生命》（The Life）是阿布拉莫维奇近年创作的一部混合现实的表演作品，于2019年在蛇形美术馆首展。而她在英国的首次大型个展原定于今年9月在伦敦的皇家艺术研究院（Royal Academy of Arts）开幕，将展出她的历史作品与最新的委托创作，但由于疫情而被推迟到了2021年。她表示，希望自己创作的歌剧《玛丽亚·卡拉斯的7次死亡》（7 Deaths of Maria Callas）仍能在今年秋天进行首演。
在欧洲国家和美国进入封锁状态之际，《艺术新闻》对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进行了一次专访，这位行为艺术家谈论了她在新冠病毒疫情时期的生活和艺术。
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
Q 作为一名艺术家，此次疫情是否影响了你的生活方式？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疫情完全没有打乱我的生活。我本来就像一个现代游牧者，从一个地方游历到另一个地方；我的身体才是我唯一关联的场所。今年1月我离开生活的城市纽约，去印度进行戒断修行，和往年一样。然后我去了伦敦，又到往慕尼黑准备我的歌剧，再之后又去了奥地利。我希望下周能够回到纽约。在每一种工作环境中，我在大多数时间都是独自工作。所以对我而言，现在的处境并没有真正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唯一被改变的是人们之间的交流，由于目前的社交隔离政策，一切都仰赖于媒介技术。
Q 你的伴侣在纽约，而你在奥地利，你如何看待这种远程异地的关系？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我现在有一段美好的关系，我也非常幸福。两个月以来我们也在寻找处理异地关系的方式，而他会每晚睡前为我朗读。我们读很多不同的内容：现在我们在看三岛由纪夫的《星》，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部小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入睡方式。
三岛由纪夫的短篇小说集《星》
Q 此次疫情是否对你创作的本质产生了影响，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否有“逃”进作品中的感觉？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疫情并没有直接影响我的作品。事实上，当每天即刻发生的事件会改变艺术家的创作或思考方式，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危险的。当南斯拉夫发生巴尔干战争时，我创作了《巴尔干巴洛克》（1997），长时间地擦洗着牛骨，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对当时的情形作出回应。即便是那时，我也不想让这件作品和南斯拉夫的战争产生过于直接的关联。我希望它能超越战争的感受，而作品留下的图像可以被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有人在杀戮：无所谓战争发生在叙利亚或世界的任何角落。
这次疫情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迅速以此为题材创作作品，那会像你在循环复述着每日新闻，而我并不认为艺术应该如此。艺术应该令人不安，应该发问，应该预测未来。二战期间，所有人都在描绘着战争导致的灾难，马蒂斯却画起了鲜花，这是绝妙的回应，毕竟新闻已经如此令人绝望又千篇一律。这更像是一个如何提升人类精神的问题。
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在巴耶里斯国家歌剧院
Q 在《玛丽亚·卡拉斯的7次死亡》中，你既是导演也是主演，卡拉斯对你而言为何如此重要？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14岁的某一天，我和祖母在厨房边听收音机边吃早餐，一阵歌声从收音机里传出，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玛丽亚·卡拉斯演唱。我记得当时的感受，有如一阵电流穿过身体，我起身站定，侧耳聆听——那歌声是如此魅力非凡、感人至深。我甚至听不懂她的唱词，但她的声音和其中蕴含的能量击中了我。后来我得知那是玛丽亚·卡拉斯，我甚至不记得她唱了什么。在那之后，我渴望了解她的一切，随后我发现我们竟有许多共同点。首先是她的相貌，其次是她的母亲——我和我母亲之间的关系也并不融洽。我们都是射手座。最重要的是她的身体里同时蕴含着极度的脆弱和极度的力量。这在她一生中曾有很多次体现。奥纳西斯去世后她也无可留恋，他是她一生的挚爱，而她最后也确实为爱而死。
我和我前夫的情况也很类似。当前夫离开我时，我也不想再活下去：我毫无食欲，整夜失眠，什么都不想做——一切都结束了。是工作拯救了我。我重新埋头于工作，在那段时期创作了《艺术家在场》。这是我的救赎，但卡拉斯没有这股能量，最终心碎而逝。
所以我选择了歌剧，这是一种如此经典甚至过时的艺术形式。每部歌剧里都有女人死亡的桥段，而她们都因爱而死。所以我想，为何我们不把所有的死亡都放在一起，拼凑出7个死亡的玛丽亚·卡拉斯，并从中创作一部全新的歌剧呢？正常的歌剧时长通常是4小时，但死亡短暂得多，所以我的剧作只有1小时20分钟。我们刚刚完成这部歌剧，并希望首演能在今年9月进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疫情肆虐的疯狂时刻，我还是设法完成了一件艺术作品。
2018年，艺术家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策展的展览“艺术家此在”即挪用了阿布拉莫维奇的著名作品为主视觉
Q 近年来，行为表演开始以别具意义的方式进入博物馆，但是忽然之间，人们大规模聚集或近距离接触开始被认为是不健康的行为。你觉得行为表演重新找回它的地位是否仍需要一段时间？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对于行为表演进入主流艺术的过程，我自认和自己息息相关，因为我做了50年行为艺术，期间从未放弃。谈论行为艺术就像谈论我自己的孩子。我认为病毒不会一直存在，疫苗会被生产出来，而表演活动也会回归正常。同时，我认为增强现实或许是一种解决方式，因为你可以捕捉到表演者的能量，然后在自家客厅里释放出来，不受任何人打扰。
Q 艺术市场曾占据主导地位，现在是否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转折？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谢天谢地，艺术市场如今终于不再是一切的主导。我们真的需要回到正常状态，重新回到创造性、回到纯粹性；随着经济形势的崩溃，不会再有更多商品。但有趣的是，行为艺术在经济高点时消失，又在经济下行时回归，就像是凤凰涅槃一般。表演并不需要很多钱，行为艺术也很便宜，其好处在于这是一种活的艺术形式，能够超越时间而存在。优秀的作品会建立非常强烈的情感联结，可以切实地改变人们的看法和感知。
阿布拉莫维奇与乌雷的作品《及时关系》(Relation in Time)，1976年
Q 你在皇家艺术研究院的展览因为疫情而被推迟到明年，你是否会基于当前的情况而对展览有所调整？对不同作品的侧重会发生变化吗？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其中一点是会增加我对乌雷的致敬，因为他在疫情爆发之初便过世了，我们甚至没能与他体面地告别。所以展览会增加几件在我们12年的合作中创作的主要作品，作为致敬。我不太喜欢处理和疫情相关的话题——实际上我没有任何念头或灵感。病毒不是一个性感的工作对象。这次展览名为“来生”（After Life），这已经是对未来的某种预测。
2005年古根海姆博物馆展出的《七个简单的作品》（Seven Easy Pieces）
Q 这同样令人联想到遗产的概念，也是表演界常常辩论的主题。与一些艺术家不同，你用照片和影像记录了你的作品；同时，在2005年古根海姆博物馆《七个简单的作品》（Seven Easy Pieces）中，你也开拓了通过重演而实现对作品的再度观看这种方式。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遗产的概念对我来说极其重要。我的母亲对纪录片很狂热，所以在很早的时候我就尝试去记录我做过的每一件事，收到的每一封信、每一张纸，每一次展览。现在我把这些记录都数字化了。回想起来，对我而言，首先是把行为表演推进到主流艺术中，随后发明了重演这种方式，使过去的作品在遵循一定规则的基础上，能被再次表演。
我也从事了25年教学工作，在世界不同国家授课。我为年轻艺术家创造了“阿布拉莫维奇法则”，来教会他们如何创造持续性的艺术作品，我称其为“清扫房屋”（Cleaning the House）。在《艺术家在场》之后，我也为公众创造了“阿布拉莫维奇法则”，通过制造特定的联结而让他们能够专注于长时间的行为表演。于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行为艺术研究所，包括代表性的行为艺术作品、阿布拉莫维奇法则等等，以支持公众和年轻艺术家创造作品并保护行为艺术和艺术家留下的“遗产”。
阿布拉莫维奇与乌雷的作品《休止的能量》(Rest Energy)，1980年
Q 但有些作品非常极端，无法被重演。对于将自己置于险境的一些行为和作品，你会对它们进行反思吗？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我作品中的危险性都是针对我自身的风险，因为这是我自己的身体，我可以对它做任何事。但我不会准许任何年轻艺术家去进行让自己承受危险的表演。我有很多作品可以被重演：最近就有两三次对《有海景的房屋》（House with Ocean View）的重演，需要连续12天不进食并在公共场所保持沉默。那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精神体验，但并不真正涉及任何危险性。
Q 你在进行表演和精神练习时的体验在总体上有何不同？这种体验是治愈的还是消极的？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兼而有之，在治愈的同时含有破坏性和消极的成分；当然，行为表演也是精神性的。首先，如果我有一个很喜欢的念头，我并不会去实践它，因为我对此不感兴趣——我只关注那些令人不安或极其困难的事物，以及给我带来半途而废的恐慌之感的事情。过程本身以及过程所带来的变化令我着迷：起初是地狱，最后你获得了某种精神的指引和启示。人们时常好奇我在一场高难度的表演过后有何感受，以及我会做些什么，而我总是告诉他们，我只想吃一个冰淇淋。
《情人—长城》（The Lovers，The Great Wall Walk），1988年
Q 假如现在你会在乌雷过世之后写一本自传，你会如何在自传中描写他？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我和乌雷之间是另一段艰难的关系。出于嫉妒、背叛等等愚蠢而普遍的原因，我失去了曾经的挚爱。当我们终于达成协议，在长城漫步，最终迎来的却是分手和告别，而不是按计划中一样走向婚姻。我们有7年时间不曾和对方讲话，在那之后我们又开始交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作品。
有段时间他因为作品的利润分成问题而起诉了我，对此我不想再做解释，因为已经有很多关于相关的记录。后来我前往印度参与阿育吠陀修行，在那里遇见了乌雷和他的妻子。我们竟然在最不可能相遇的地方重逢了，真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在那边停留了一个月，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做冥想。在那之后我们原谅了彼此，重新做回朋友。我不会修改我的自传，因为我写下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也很欣慰在他过世前我们终于能够彼此原谅。
Q 你一生中最幸福的阶段是在何时？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是1979至1980年，当时我在澳大利亚中部的沙漠和当地的土著人一起生活，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部落。当地的环境非常恶劣，气温足有55摄氏度，每天的生活充斥着苍蝇和苦难，但那是我和自己联系最为紧密的一段时间。
《有海景的房屋》（House with Ocean View），2002年
Q 面临艰难困境时，是什么带给你安慰？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我并不觉得那是困境，这或许是我的问题。我每天清晨醒来，都觉得充满幸福。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每一天都当做生命中唯一的一天来度过。我对生命终将逝去的主题很感兴趣，每天都在思考死亡。这和现在的疫情无关，只是死亡本身令人着迷。而生命短暂，我们应该把无聊之事尽量剔除，活得淋漓尽致，把每一天都视作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Q 如果你能改变生命中的一件事，那会是什么？在你的一生中有什么令你后悔的事吗？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我从不后悔。我这一生并不轻松，甚至困难重重，但我热爱它，因为我从每个困境中领悟到不同的收获。我唯一后悔的事是我没能拥有歌唱的天赋。我喜欢唱歌，也真心羡慕那些能够通过声音来表达自己的人们。
（撰文/Inna Bazhenova、Louisa Buck、Ben Luke，翻译/王婧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