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地马拉，帕纳哈切尔。薇薇安·苏特（Vivian Suter）把干枯的树叶和树皮放进一个生锈的铁皮桶里，然后用一根树枝将它们与桶里的液体混合搅拌。她随后带着这桶刚配制好的“颜料”，爬上山坡，穿过密布的丛林，来到工作室外一块较为平坦的空地上。苏特从室内拖出一块比自己还高的画布，下垂的树枝和地面形成的角度正好为画布提供了天然的支架。树影打在画布上，形成明暗相间的纹路。苏特拿起一把大刷子，开始在画布上作画，一只黄色的大狗在她的身边走来走去。

莎琳德·纳沙比希，《苏特的花园》（静帧），图片来源：moussemagazine.it

“我喜欢画画，也喜欢待在室外。（所以在室外画画）我什么都不会错过”，苏特在《薇薇安的花园》（Vivian’s Garden）里轻声细语地说。2017年，影像艺术家莎琳德·纳沙比希（Rosalind Nashashibi）前往位于中美洲的危地马拉，拍摄了名为《薇薇安的花园》的纪录片。影片记录下已经深居危地马拉30余年的阿根廷-瑞士艺术家薇薇安·苏特与时年95岁的母亲、拼贴艺术家（Collagist）伊丽莎白·怀尔德（Elisabeth Wild）工作与生活的日常。在纳沙比希的镜头下，苏特与当地居民、母亲还有家中三条大狗在阿蒂特兰湖畔（Lake Atitlán）的一个由咖啡种植园改造的朴素的工作室和居所里过着平缓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和当代的生活节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0多年前，正是生活中高度的社交需求令当时在瑞士巴塞尔崭露头角的苏特突然决定离开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圈，并最终潜入危地马拉的丛林之中。只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时间一过就是30多年。直到2011年，艺术界才重新注意到这位主动选择独自隐去的艺术家。

苏特（左）与母亲伊丽莎白·怀尔德（Elisabeth Wild），图片来源：lux.org.uk

1949年，薇薇安·苏特出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区。她的母亲伊丽莎白·怀尔德的父母曾经在二战期间为了躲避纳粹屠杀从维也纳逃到了阿根廷。然而为了躲避阿根廷时任总统胡安·庇隆（Juan Perón）的独裁政策，苏特一家再次返回欧洲，并且在苏特12岁时定居在了瑞士的巴塞尔。苏特深受当时作为布料设计师的母亲的影响，年幼时就展现出了极高的艺术天赋。17岁时，苏特进入了一家巴塞尔的艺术院校学习，并且于1971年——22岁时就参加了当地的斯坦帕画廊（Galerie Stampa）的群展。1973年，苏特在斯坦帕画廊举行了艺术生涯的首个个人展览“薇薇安·苏特：鹿”（Vivian Suter: Hirsche）。

首个个人展览“薇薇安·苏特：鹿”（Vivian Suter: Hirsche）海报，图片来源：艺术家

苏特的艺术创作很快受到了艺术界的关注。1981年，当时巴塞尔美术馆（Kunsthalle Basel）的馆长让-克里斯朵夫·安曼（Jean-Christophe Ammann）在巴塞尔美术馆策划了名为“六位来自巴塞尔的艺术家”（6 Künstler aus Basel）的展览，苏特就是参展艺术家之一。苏特早期的绘画以纸上绘画为主，构图紧凑，用色沉稳，却也同时流露出了经过专业训练的艺术家的严格自我控制。1984年，瑞士的艺术杂志《Parkett》在第一期刊物中就关注到了苏特早期创作的特点。当时的文章这样评价苏特的作品：“色彩在薇薇安·苏特的绘画中是一种让步……她的作品中对于观念的坚定信念无疑是一种施加于自己的控制——或者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不可控制的情感抒发仍然需要找到相匹配的表达方式。”

苏特在1981年“六个来自巴塞尔的艺术家”展览中的作品，图片来源：艺术家及格莱斯顿画廊

崭露头角的苏特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对于这位年轻的艺术家而言，她却非常清楚，频繁的社交会让她失去创作所需内心的平静。“社交方面，对于我来说，必须要去开幕式这件事实在太有压力了”，苏特曾经在2019年接受《艺术新闻》的采访时回忆说。“当时我又刚刚离婚。我需要集中精力在我的作品上，并且尽可能深入创作。”因此，苏特开始了一段旅行。她首先去了美国的洛杉矶，“但我还是不喜欢那里”，苏特说。“于是我决定去墨西哥，去看看那里的遗迹。然后我一直走一直走，最终抵达了危地马拉。我在湖边——不是现在这个湖边——找到了一个住处。接着我又再次坠入爱河。我的儿子随后就在帕纳哈切尔（Panajachel）的小镇上出生。但这一切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

苏特在帕纳哈切尔（Panajachel）的工作室，图片来源：艺术家及格莱斯顿画廊

苏特后来和在危地马拉相识的第二任丈夫结婚，但两人很快离婚。离开两人租借的住处之后，苏特决心建造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我在山坡旁边找到了一块美丽的地方”，她曾经在与英国的《金融时报》的采访中说。这是一片废弃的咖啡种植园，一棵藤蔓缠绕的无花果树深深吸引了苏特。经过9个月的徒手改造，苏特建成了一处居所和两间位于不同位置的工作室，并从此在丛林的包围中住了下来。

于是自1983年起，薇薇安·苏特便消失在了艺术界的视野里。

我喜欢在室外，
在山上画画。
我在山上的工作室就在树顶，
那里有我的颜料。
当我在那里时，
我感觉和地面上的一切都断开了联系。

苏特谈到在室外绘画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时说。“当我在室外创作时，我的作品吸收了周围的环境。我想让我的绘画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如今，自然已成为了她的创作工具。然而，在苏特刚刚定居危地马拉的最初二十几年的时间里，她与自然却曾经保持着博弈的张力。那时，苏特总是想方设法与恶劣的天气状况对抗，以此保护自己的画作不被自然侵蚀。这种抵御一直维持到2005年。一场飓风最终改变了她与自然的关系。

一幅作品放在苏特工作室外的自然环境中，图片来源：Guardian

2005年，飓风“斯坦”袭击了危地马拉，同时对苏特的工作室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当我打开工作室，并发现里面几乎有一米深的泥水，而画都在地上时，我感到非常崩溃”，苏特回忆。“架子上的画都漂在水里，挂起来的画看上去一团糟。一道笔直的泥水从画面上横穿而过。”但是，当她整理完工作室，而且当画都晾干之后，苏特却发现了作品中一种此前从未注意到的美感。“自然用泥浆融合了这些作品。突然之间，在灾难过后，这些绘画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我也获得了不同思考、绘画以及与自然工作的方式”，苏特说。

2018年，在多伦多电厂展出的“La Canicula”现场，图片来源：thepowerplant.org/

苏特从此不再与自然角力，而是选择拥抱自然对于作品的“干扰”甚至“暴力”。她开始把画作留在室外的丛林里中，让风吹日晒与她共同作画，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当我创作时，我试着计划越少越好。我开始用雨水、泥土和鱼胶来混合颜料；之前我只是把胶水涂在画布上，使其紧绷。但现在，我把颜料混入其中。我非常喜欢下雨时雨水制造的纹路，雨水也会带来霉菌的效果。”同时，苏特家的三条大狗也加入其中。每当狗从画面上走过，留下一连串棕色的脚印时，苏特都会笑着说：“它们成为作品的一部分了。我觉得不会有人在意的。”

苏特如今的绘画更加轻松，图片来源：ArtBasel

苏特与自然的“和解”也让她的作品呈现出新的形态。相比于80年代巴塞尔时期画面中克制的笔触，苏特如今的绘画更加轻松，画面中的用色也更加鲜艳明快。她同时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创作和展示方式。她会首先在绷有画框的画布上绘画，然后在展示时将画框拆掉。“我热爱在绷有画框的画布上创作的精准，以及当我将画从画框解绑之后画面获得生命时两种状态之间的张力。当画在风中飘动，更像是一座座雕塑”，她说。

2010年，飓风“阿加莎”再次袭击危地马拉。苏特在此次飓风之后创作了一组霉菌绘画。她使用未经混合的无色鱼胶在画布上进行绘画，然后将画布留在室外。画布与空气中不同元素产生的化学反应，令画面上被鱼胶覆盖的地方长出了一层灰色的霉菌，以一种类似自动绘画的方式展现出了苏特绘制的内容。

97岁的伊丽莎白·怀尔德在制作一幅拼贴画，图片来源：Guardian

苏特的母亲伊丽莎白·怀尔德于1997年也离开了瑞士，来到危地马拉和苏特一起生活，直到怀尔德于2020年2月去世。“我珍惜与母亲在一起的所有时光”，苏特在《薇薇安的花园》里说。怀尔德的艺术创作对苏特的艺术生涯产生了重要作用。“从我还是一个孩子起，我就总是看着我妈妈画画、工作。对我来说，她仍然是重要的启迪。”不过，苏特也提到作为艺术家的两人的相处模式。“我不喜欢给她看我在做什么，因为她的评论总是很犀利，这让我很紧张。我和她讨论她的拼贴作品，但我不和她讨论我的画。”然而，在外人看来，两人数十年的相互影响已经令她们的创作和人生难以分割。“两位艺术家的生活和工作彼此交织，我们很难做到理解其中的一个而不去理解另一个”，英国的《卫报》曾经这样评论。

2011年“六位来自巴塞尔的艺术家x2”展览现场，图片来源：艺术家

2011年，时任巴塞尔艺术馆馆长的亚当·西斯米克兹克（Adam Szymczyk）试图重现1981年的展览“六位来自巴塞尔的艺术家”。他在翻阅当时的资料时，发现自己虽然熟知其他五位艺术家，却对“薇薇安·苏特”的名字一无所知。因此西斯米克兹克开始了对于苏特的“再发现”之旅。当他在危地马拉找到苏特之后，他邀请苏特参加了2011年在巴塞尔艺术馆举行的展览“六位来自巴塞尔的艺术家x2”（6 Künstleraus Basel x2）。西斯米克兹克邀请了六位1981年参展的艺术家和六位年轻的巴塞尔艺术家一同进行展出，以此展现巴塞尔艺术景象的变迁。苏特展示的是1981年的纸上绘画和在危地马拉创作的新的画作。2017年，作为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人，西斯米克兹克又邀请苏特与母亲伊丽莎白·怀尔德一同参展。曾经因为社交压力而主动出走艺术界的薇薇安·苏特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2018年，“薇薇安·苏特：绘画1988-2018”（Vivian Suter: Bilder 1988-2018）展览现场，图片来源：斯坦帕画廊

自从苏特被“重新发现”以来，近年来，以她在危地马拉的创作为主题的展览接踵而至。2018年，苏特回到斯坦帕画廊举行了展览“薇薇安·苏特：绘画1988-2018”（Vivian Suter: Bilder 1988-2018），同年又在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与加拿大多伦多电厂（The Power Plant）分别举行个展。2019年，纽约高线公园在群展“室外”（En Plein Air）中呈现了苏特的绘画，为苏特提供了进一步探讨在绘画与室外的关系。苏特在2019年还在英国泰特利物浦美术馆（Tate Liverpool）和美国波士顿当代艺术中心（ICA Boston）举行了同名个展。

苏特在伦敦卡姆登艺术中心（Camden Arts Centre）举行的个展“薇薇安·苏特：丁丁的沙发”（Vivian Suter: Tin Tin’s Sofa）现场，图片来源：艺术家及格莱斯顿画廊

2020年，苏特在伦敦卡姆登艺术中心（Camden Arts Centre）举行了个展“薇薇安·苏特：丁丁的沙发”（Vivian Suter: Tin Tin’s Sofa）。丁丁是苏特养的一条大狗的名字。苏特在创作时发现，丁丁很喜欢趴在地上的画布的某个特定位置，于是她就决定把它的痕迹保留在画中。在卡姆登艺术中心的展览里，苏特选择将松散的画布以层叠的方式悬挂展示，营造出一种在危地马拉丛林之中的感觉。“当我把画挂在架子上时，绘画就不仅仅是绘画了，它们也可以成为雕塑。层叠的感觉看上去非常棒——就像在做捉迷藏一样……我希望（美术馆）可以让人们触摸这些画”，苏特说。

2018年，苏特在台北双年展“后自然：美术馆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作品现场，图片来源：台北双年展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苏特被“重新发现”的时间恰好是人类世（anthropocene）与生态艺术成为艺术领域关注的热点时期。包括《卫报》等在内的评论都称苏特是“领先的环境艺术家”。《ArtReview》的作者奥利弗·巴斯恰诺（Oliver Basciano）也在2019年的撰文中指出，包括西斯米克兹克执导的卡塞尔文献展、2018年的台北双年展“后自然：美术馆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等展览都将苏特的创作纳入了与环境议题相关的策展叙事。然而巴斯恰诺也在文章中提到，对于苏特来说，相较于观念性的艺术史论述，她仍然倾向观众从个人经历层面去理解自己的作品，但苏特也并不排斥策展人围绕她的作品建构的叙事。

三十多年之后，曾经把年轻的薇薇安·苏特“吓跑”的舆论和关注又将她带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当被问到重新回到艺术界的中心是什么感受时，苏特说：“我躲起来了，但人们还是找到了我。”曾经，苏特为了躲避外界的喧嚣而来到危地马拉；如今，危地马拉的生活和历练让苏特内心的声音前所未有地坚定。“我可以离开，然后回到这里工作。这是巨大的区别”，她说。（撰文／Laura X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