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唐尼（Anthony Downey），伦敦苏富比艺术学院当代艺术部
《艺术与政治·现在》，安东尼·唐尼，泰晤士与赫德逊出版社（Thames & Hudson）
在苏富比艺术学院的安东尼·唐尼（Anthony Downey）的《艺术与政治·现在》（Art and Politics Now）一书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位当代政治艺术家是一个专业的艺术唤醒者。对美国艺术家Trevor Paglen的作品《最后的图像》（The Last Pictures）（该作品是一张包括了100张图片的光盘，当做时间胶囊送往太空），唐尼笃定地表示，“艺术活动的决定性目标是：艺术以视觉信息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自我审视的途径，并帮我们勘探可能的未来。”
美国艺术家Trevor Paglen的作品《最后的图像》，一张包括了100张图片的光盘，当做时间胶囊送往太空
美国艺术家Trevor Paglen的作品《最后的图像》，图为100张图片之一，希腊和亚美尼亚孤儿第一次看到海
在这样的框架之下，艺术成为了一面治愈镜或一个水晶球：艺术家成为了有洞见的批判者和有梦想的传道者。如果唐尼所说不假，我们或许就应该放弃这样的幻想：艺术家创作艺术，是为了给与我们发现美的希望。相反，艺术的作用是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丑陋。
毕竟，在唐尼所指的这个世界上一切错误中，毫无疑问该被问责的都是我们：新自由主义者们密谋着骗局和搜刮、所谓的反恐战争、全球化、气候变化与难民营。只有极少数人受到启迪——这些人是当代艺术运动的先驱，他们有勇气和洞见，去设想如何告诉我真相。
沉默的大多数
在唐尼看来，当代政治不过是庸众所接受的事物，而当代艺术则全部是对关于这种“实践”的颠覆和反抗。正如他所指出的，政治是“经验共享范围的构建”，也是“包括了多数人、但派出了少数人的看法”；政治导致了“特定角色在社群成员中的分配”。另一方面，艺术则是“一种社会实践，挑战并商榷了这种角色的分配”。或许，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所说：“从事艺术意味着重塑艺术的边界，正如从事政治意味着重塑政治的既定边界。”
在众多当代艺术流派理论家的群像中，朗西埃只是被引述的对象之一：迈克尔·哈尔特（Michael Hardt）追随着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内格里紧随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巴特勒追随阿甘本（Giorgio Amgaben），而阿甘本则追随着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每一个引述都采用了一种被称为“ZXX”的“让人混乱的字体”，这种字体的设计是为了“用于情报工作，让光学字符识别系统（OCR）无法识别。”这是一个“公民史密斯”（Citizen Smith）般的时刻：阅读的行为使我们参与到了对资本家秘密政治的反抗中。
不幸的是，不仅OCR会尽力去译解文本，那些习惯了在当代艺术展览上阅读墙上文案的人们也会轻而易举地读懂。例如，关于迈克尔·拉科维茨（Michael Rakowitz）的流动厨房——提供由美国大兵和伊拉克移民烹饪的伊拉克食物，唐尼写道：“《敌人厨房》（Enemy Kitchen）并没有表达政治立场或政治观点，而是表达了社会实践和政治价值，因此该作品的意图已然是政治的了。”
迈克尔·拉科维茨的流动厨房，提供由美国大兵和伊拉克移民烹饪的伊拉克食物
少数的清醒者
书中每一个章节之后都有一个简述。当天的头条政治事件——全球化、劳动、公民、环境——引出对当代艺术一系列描述，以展示其主题。我们从《劳动》（Labour）这一章中随机摘取：在斯科普里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Nada Prlja个展上，有一个装置和一个行为表演——《异国公司》（Aliens Inc）和《工人们的生产线》（Workers’ Production Line）。在英国朋克乐队Clash一首歌的启发下，这个展览被命名为“或留或走”（Shoud I Stay or Should I Go），直白地展示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南斯拉夫解体之后，马其顿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混乱。表演包括了一组工人坐成数排，用工业纺织机生产T恤。艺术家本人也扮作工人中的一员，在T恤上书写标语，比如“让他们去死”、“去他妈的异国”、“合法的异国公司”，这些标语都来自于反移民抗议。这样，艺术家成为了庸庸碌碌的工人们的良心，将工人们从懒惰中唤醒，通过唤醒他们的意识来解放他们。
在斯科普里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Nada Prlja个展，“或留或走”（Shoud I Stay or Should I Go）
安东尼·唐尼这位当代政治艺术家宣称：我只是一面镜子，我只是一台摄影机，但无论什么样的故事，我只展示其中的一面，即恰好符合当代、符合主流政治偏见的一面。如果当代艺术家“想象那些在政治上难以想象的”，那么，最好的回应或许就是：“谁说的？”撰文/Angus Kennnedy 译/姜伊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