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开创的包豪斯设计学校百年诞辰。5月18日，魏玛曾经的包豪斯建筑群中仅存的建筑“号角屋”（Haus am Horn）在经历多年的居民改建后，即将面对公众开放。该建筑由乔治·蒙克（Georg Muche）为1923年的第一场包豪斯展览而设计，这是学校的第一间试验室，它被视为现代生活原型，标志着工艺转向工业的进程，其家具则由布劳耶和阿尔玛·西德霍夫-布歇（Alma Siedhoff-Buscher）等人设计制作。
即将重新开放的“号角屋”（Haus am Horn）
而已于4月6日开幕，由建筑师海珂·哈纳达（Heike Hanada）设计，耗资2.3千万欧元的魏玛包豪斯博物馆，以“包豪斯在魏玛（das Bauhaus in Weimar）”为开馆主题，将包豪斯的历史和魏玛自身的历史合二为一。
“包豪斯在魏玛（das Bauhaus in Weimar）”展览一楼现场
“包豪斯是德国文化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现代性（die Moderne）的代表之作。”如魏玛包豪斯博物馆馆长乌尔丽克·贝斯特根所说，这种历史和现代性的互文，也恰恰是魏玛的真实写照。因此，为反思和研究这种现代性而额外设立一座博物馆，显得格外必要。“魏玛包豪斯博物馆并非人们设想的那样：它不是纯粹的建筑、设计抑或艺术博物馆，这些在别处均可找到。相反的，它更应是一个供人们讨论、探究与感官体验的空间。”贝斯特根补充道。
“包豪斯在魏玛（das Bauhaus in Weimar）”展览现场
魏玛与包豪斯之缘
魏玛，隐匿在德国图灵根州的绿色心脏，却因其文化上的显赫地位而格外耀眼。在这里，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有了柔和的转身，歌德、席勒、赫尔德与维兰德四君子的聚首，谱写了魏玛的古典主义（Weimarer Klassik）。同样也是在这座人文古典传统丰厚城市，政治与艺术在新的世纪发生了耦合：秉承自由理念的魏玛共和国与以此为壤而蓬勃发展的包豪斯，二者在魏玛相遇，见证了二十世纪初期短暂而深刻的德国历史。
魏玛包豪斯博物馆
在文学的回响渐趋平静百年之后，魏玛以新共和国首都的身份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尽管自由之风已经席卷德国，但魏玛依旧保留了精致且相对孤立的面貌。在一战后危机的阴影下，一群怀抱着改变社会的理想、笃信全新美学理念的艺术家涌入了这座市民阶级的堡垒，若一颗思忖而咆哮的顽石，期望将德意志看似平静却又纵横的社会纹理重新编织。这种意识上的先锋与政治上暗涌的保守主义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却最终暗示了包豪斯在魏玛六年的在场之后，不幸被纳粹民族主义势力反扑的命运。
自1995年起，被挪用作为包豪斯展览空间的剧院广场（Theaterplatz）剧院工坊
多年以来，魏玛都没有一座真正为纪念包豪斯而建立的博物馆。自1995年起，剧院广场（Theaterplatz）的剧院工坊被挪用作为包豪斯的展览空间。占地仅200平方米的工坊显然不能够涵盖所有的包豪斯作品，因此，除了展出的250件左右的展品，剩下的近13000件只能封存在仓库之中，或是借展他处。格罗皮乌斯本人于1925年亲手组建创立的这批收藏因为场地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在参观者面前呈现完整的面貌。
从包豪斯的镜像中反思当代
“包豪斯在魏玛（das Bauhaus in Weimar）”展览现场
包豪斯的现代精神依旧影响深远。包豪斯在理念上并不囿于过去，恰恰相反，它的现代性甚至超越了时代的桎梏，成为思想前进的动力。它向人们直接发问：我们想要如何生活？我们如何在现代中栖居？我们的社会又应如何架构？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完美的解答，因而仍具有现实启发意义。新建包豪斯博物馆，可以让我们从包豪斯的镜像中反思当代：我们与现代性的距离有多远？我们作为现代性的继承者与产物，又应如何定位自我？
“包豪斯在魏玛（das Bauhaus in Weimar）”展览现场
另一方面，包豪斯博物馆自身的设计，也将其诞生与死亡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转化在建筑的语言之中，从而将包豪斯的现代性历程内化为建筑语义的一部分。由海珂·哈娜达（Prof. Heike Hanada）设计的方形极简主义场馆共有五层，外立面的大面积石料上穿插有24条水平的LED灯线，于厚重之中融合了轻盈与平衡的律动，在日出或日落的光辉下尤为耀眼。外部的方块结构使其格外瞩目，而内部则呈现出开放的姿态，通过多层空间的交互而形成自由的观展环境。
夜幕下的魏玛包豪斯博物馆
然而，比建筑本身的设计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建筑与其周遭环境在历史语境中的关系。包豪斯博物馆毗邻的历史建筑，恰恰也是当年包豪斯被逐出魏玛的原因所在。由纳粹德国一手建造的省公议所（Gauforum）与新包豪斯博物馆之间的物理距离与历史纠葛，成为建筑构思时的重要议题。包豪斯博物馆既不能成为这座纳粹建筑的附庸，也不能在风格上与之贴近。包豪斯博物馆的建筑形态，必须呈现出独立和不屈的特质。选址此处的根本用意，就是要用最为生动的话语，将包豪斯的生与死重新呼唤进当代的视野，让包豪斯的精神在被驱逐的领地再次生根。
“包豪斯在魏玛（das Bauhaus in Weimar）”展览现场
博物馆展品的核心呈现了包豪斯的多样性。无论是彼得·凯勒（Peter Keler）的摇篮、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设计的家具，还是玛丽安·布兰特（Marianne Brandt）的精美茶壶，贝妮塔·科赫-欧特（BenitaKoch-Otte）的地毯，都是包豪斯博物馆的镇馆之作。此外还包括密斯·凡德罗（van der Roche）的绘画和家具、保罗·克利（Paul Klee）的“秋日水公园（Wasserparkim Herbst）”以及利奥尼·费宁格（Lyonel Feininger）的“格美罗达教堂 XI（Kirche von Gelmeroda XI）”，详尽铺陈了20世纪包豪斯的发展历程。
彼得·凯勒（Peter Keler）设计的摇篮
包豪斯博物馆的展览按照主题进行分层。二楼率先探讨1920年的概念“新人类（der neue Mensch）”，解构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us），将过去和当代通过对人本身的讨论联结；三楼的主题则与1919年建立的包豪斯实验房屋Haus am Horn的展览呼应，围绕“新日常（der neue Alltag）”展开。展览探究对理性和实用性的思考如何介入私人领域从而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其中就包括以效率为准绳的新厨房。最后，四楼以格罗皮乌斯、凡德罗和梅耶三位包豪斯校长为切入点，对包豪斯命运进行反思。
以格罗皮乌斯为切入点的展览现场
随着包豪斯博物馆的落成，一片名为“魏玛现代性”（Weimarer Moderne）的全新文化区块应运而生。在这里，“现代性地形图（Topographie der Moderne）”逐渐成型。原大公国博物馆（Großherzögliches Museum）被改造为新魏玛博物馆（NeuesMuseum Weimar），从四月推出以“凡·德·威尔德、尼采和现代性（Van de Velde, Nietzsche und die Moderne）”为主题的常展，而纳粹建立的省公议所（Gauforum）中则将呈现反思“强迫劳动（Zwangsarbeit）”的展览。此外，名唤“长雅各布（Langer Jakob）”的原东德学生宿舍建筑也成为魏玛社会主义历史的代表。于此，包豪斯得以重生，历史的弓弦从19世纪的原点出发，横跨充斥矛盾的现代，直到抵达我们身处的当代。人们得以驻足，思索时间与空间、政治与艺术的运动轨迹，探究与讨论生活的根本意义。（撰文/ Catherine Hickley，编译/楼润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