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闯入俄罗斯世界杯决赛赛场的抗议者，图片来源：REUTERS

足球赛场上遭遇疯狂球迷的事情并不鲜见，但如此场景出现在安保严密的世界杯决赛场上仍旧引起了热议。克罗地亚队一次有威胁的进攻因此被中断，或许如果没有这次意外，本次世界杯桂冠花落谁家还很难说。就在全世界都以为这是一次单纯的球迷扰乱球赛秩序的事件时，俄罗斯朋克乐队及艺术组织暴动小猫（Pussy Riot）在社交网络上发表文字及视频声明，表示对此事件负责。

▲ 成功与姆巴佩击掌的抗议成员，图片来源：REUTERS

声明中提到，11年前的7月16日，俄罗斯先锋诗人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普里戈夫（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ри́гов）逝世，他提出了俄国文化中“天朝上警”（heavenly policeman）和“现世警察”（earthly policeman）的概念。“天朝上警”保护婴儿的安睡，而“现世恶警”迫害在社交网络上“转发”和“点赞”的普通人；“天朝上警”是世界杯嘉年华的组织者，“现世恶警”则惧怕庆典和集会。这四位闯入赛场的人扮演是打破世界秩序的“现世恶警”，而将他们拖出赛场的安保人员则作出了俄罗斯未来的“天朝上警”的典范。

▲ 乐队发表的声明原文，图片来源：TWITTER

▲ 暴动小猫乐队成员玛利亚·阿列希娜正处在被带入法庭，图片来源：nydailynews 

▲  暴动小猫乐队正透过莫斯科法庭的窗户向外张望，左：玛利亚·阿列希娜（ Maria Alekhina），上：琳娜·萨姆采维奇（Yekaterina Samutsevich），右： 杰日达·托洛孔尼科娃（Nadezhda Tolokonnikova），图片来源：nydailynews

这4位“恶警”已经付出了他们的代价：据 BBC 几小时前的报道，他们已被俄罗斯警方逮捕入狱，将服刑15天；其中的三名女性来自暴动小猫，而男性则是2012年因抗议普京重新在选举中获胜而被捕入狱的乐队成员、年轻艺术家娜杰日达·安德烈耶芙娜·托罗克尼科娃（Наде́жда Андре́евна Толоко́нникова）的丈夫。对于此次“世界杯示威”，他们也在声明中表达了自己的诉求：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停止基于网络转发和点赞的逮捕、停止在公开集会上进行非法逮捕、开放党禁、停止对公民的政治迫害以及将“现世恶警”变成“天朝上警”。

▲ 暴动小猫乐队在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表演现场，图片来源：TAN、haaretz  

事实上，成立于2001年的朋克乐队暴动小猫是俄罗斯著名的“抗议专业户”。该乐队常常在一些重要场所，例如红场、莫斯科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等举办演出，并将其录像通过社交媒体传播至世界各地。她们的歌词主题也常涉及女权主义、LGBTQ 群体权益以及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抗议。在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伦敦萨奇美术馆（Saatchi Gallery）专门举办了展览“艺术暴动：后苏维埃行动主义”（Art Riot: Post-Soviet Actionism）探讨后苏联时代的“抗议艺术”（protest art），除了暴动小猫，展览还着重介绍了艺术家奥雷格·库里克（Оле́г Кули́к）和彼得·帕弗伦斯基（ Пётр Павленский）用艺术的形式进行抗议的艰辛历程。

▲ 暴动小猫乐队正在在红场的罗波诺耶梅思托平台上演唱了一首名为普京害怕了（Putin Zassal）的歌曲，图片来源：saatchigallery

前文提到的2012年抗议事件缘起自暴动小猫乐队在红场的罗波诺耶梅思托平台上演唱了一首名为《普京害怕了》（Putin Zassal）的歌曲 ，她们想要通过这首歌曲号召公众起义反对俄罗斯政府并占领红场。同年，他们闯入了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内部，戴上五颜六色的面罩，走上通向祭坛的台阶，四处跳跃。该组织的行为被东正教神职人员谴责为亵渎神灵，很快便被教堂的安保人员制止。随后，暴动小猫乐队在网络上发布了一首将在各个教堂表演的视频剪辑在一起的音乐视频，并起名为《朋克祈祷：上帝之母驱逐普京》（Punk Prayer: Mother of God Drive Putin Away）乐队成员表示她们的表演意在反对东正教领袖在选举期间对于普京的支持，也正因此，三位乐队成员被捕入狱两年。

▲ 暴动小猫乐队正在排练她们的歌曲，图片来源：vice

▲ 2012年，彼得·帕弗伦斯基为支持暴动小猫乐队，进行行为艺术表演“缝嘴”，图片来源：the guardian 

帕弗伦斯基在2012年7月23日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用“缝嘴”的行为艺术来支持因“朋克祷告”活动而被刑事羁押的暴动小猫乐队成员。随后，他在圣彼得堡立法议会大厦旁表演了《尸体》（Carcass）艺术行为，把自己赤身裸体地裹在层层包裹带尖刺的铁网中。帕弗伦斯基运用这种方式来揭露俄罗斯当代艺术家受到的压迫与阻碍，并经常与俄罗斯跌宕起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他也称自己的作品为“政治艺术”（political art）。

▲  现场彼得·帕弗伦斯基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立法议会大厦旁，表演了《尸体》，图片来源：saatchigallery

2014年，帕弗伦斯基赤身裸体爬上了精神病研究中心的围墙，并坐在围墙上割掉了自己的右耳垂；他还直接点火引燃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大门，并将其称为通往地狱的大门。帕弗伦斯基最为著名的作品是《固定》（Fixation），他脱掉衣物、将自己的阴囊钉在红场上，以象征俄罗斯当代社会的冷漠、对政治事务的不关心与俄国社会的宿命。

▲ 彼得·帕弗伦斯基在红场的《固定（Fixation）》行为艺术现场，图片来源：the guardian

▲ 2014年，彼得·帕弗伦斯基在围墙上割掉了自己的右耳垂赤身裸体爬上了精神病研究中心的围墙，并坐在围墙上割掉了自己的右耳垂，图片来源：cleveland.com

比起牺牲自己肉体与人生自由以抗议的行为，“抗议艺术”的其他一些形式则显得颇为“轻松”。4天前，特朗普正式以美国总统的身份访问英国。对于这次来访，英国民众早早就在国内举行了多次抗议，伦敦市长萨迪克·汗（Sadiq Khan）更是签署通过了逾万名市民的请愿书，批准众筹的“反特朗普气球游行”活动顺利举行。在特朗普抵英之时，穿着纸尿裤的“特朗普宝宝”充气气球正式升空，更有民众手举“我对特朗普零容忍”的标语上街游行。

▲ 7月13日，伦敦上空的“特朗普宝宝”抗议气球，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用充气装置抗议似乎早已变成了家常便饭。2016年，位于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国会大厦前出现了印有标语的5000只橡胶小黄鸭与一只巨型充气鸭子，用以支持对当时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的弹劾并抗议巴西的高赋税制度与政府腐败。

▲ 巴西的“小黄鸭”抗议，图片来源：Charles Albert Sholl

伦敦设计博物馆（Design Museum）的展览“从希望到说不：图形与政治2008-18”（Hope to Nope: Graphics and Politics 2008-18）从图形与图像入手，展出了近10年以来深刻影响了全球政治面貌的艺术抗议事件。除了巴西的“小黄鸭”抗议案例，展览还囊括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反抗形式，包括朝鲜的社会主义风格宣传海报、为声援遭遇恐怖袭击的法国《查理周刊》而制作的印有“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标语的T恤以及各式各样被再创作的普金、特朗普及金正恩形象网络表情包。

▲ “从希望到说不”展览现场抗议，图片来源：THE TIMES

从行为、平面海报到艺术装置、网络数字艺术，“艺术抗议”的历史直接反映了社会发展史。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The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的展览“关于抗议的不完全历史：1940–2017惠特尼收藏展”（An Incomplete History of Protest: Selections from the Whitney’s Collection, 1940–2017）细数了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的艺术家们各式各样应对社会与政治事件的抗议方式。

▲ 宫武东洋1944年创作于集中营的摄影作品， © Toyo Miyatake Studio

展览呈现了较为当下人们所熟知的如1944年日裔摄影艺术家宫武东洋（Toyo Miyatake）在美国加州集中营 在美国著名的摄影艺术家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的支持下用手制相机偷偷拍照以及美国街头绘画艺术家、社会运动者凱斯·哈林（Keith Haring）在1987年被诊断出罹患艾滋病后创作的为同志群体发生的海报。更多被呈现的的则是历史中被人渐渐忽略的“艺术抗议”，有时惠特尼博物馆本身也成为了被抗议的目标。

▲ 凱斯·哈林创作于1989年的海报，© Keith Haring Foundation

当然，没有任何展览能够完整地囊括当下正在街头和网络上发生的抗议活动，也没有任何博物馆的收藏有能力涵盖“艺术抗议”的所有方法论、风格、形式及其政治诉求的多样性。当抗议发生的那一刻起——不论是闯入世界杯赛场的朋克乐队还是飞向空中的“特朗普宝宝”气球——历史被改变、未来被书写，而这也许正是无数人坚持“艺术抗议”的终极诉求。（撰文/谢斯曼、娄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