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园林》以江苏名园“留园”开场

《园林》视频截图，影片中多对雅人韵事的刻画

央视的人文纪录片《园林》，自6月开播以来便争议不断。批评声认为该片囿于雅人韵事的刻画，虽名为“园林”，却疏于论及园林的营造；而编导则在其近日通过微博分享的一篇文章中，借他者之言委婉地表达：“园林营造背后的故事给这种艺术形式锦上添花，《园林》所讲述的也主要就是这个故事。”

《园林》分8集，大致按照汉、魏晋、唐、宋、明清至现代的时间脉络叙述。或许是受限于以朝代为单元的内容划分方式（无法只集中讲述遗存的园林），影片需要以足够的影像素材去刻画那些年湮代远，或湮灭不见，或已失原貌的名园，而“故事”的营构，在这里成为了弥补纪实性影像素材缺失的手段。

影片一方面采用了“以今说古”的方式，借与所述名园相关联的今人的叙述与经历，“类比”地刻画古时的园林，如在讲述著有《桃花源记》的东晋文人陶渊明时，引入了对古典园林有着特殊情结、创作了影像艺术作品《桃源纪》的当代艺术家杨泳梁，以今人照应古人；另一方面，在直接表现古代的部分，则集中在人生经历颇具戏剧性且在营园上亦有代表性的王维、白居易、文震亨等几位人物上，主要采用了情境还原的手法，由今人扮演古人，并着重刻画了园林生活中饮茶、赏荷等风雅之趣，由此试图隐去这风雅背后难以复现的亭台楼阁。

《园林》第三集《桃花源有多远》视频截图，图为杨泳梁影像作品《桃源纪》

对旧日的摹写难摆脱今人的想象，而对一部以中国古典园林为题材的纪录片来说，摹写的难度则进一步被放大了——因为即便是如今遗存的园林，也多由于易代修改及战乱的破坏，原貌所存无几，甚至无从辨析——如何有限地善用可考的素材，做到“不出错”（而非“不漏”），似乎是《园林》一片所作的取舍。

由此，对古人记述园林的典籍的引用，构成了影片中古人“现身说法”的主要方式。出自《山居秋暝》、《浮生六记》、《长物志》等歌咏情怀、记叙闲情的诗文，成为了《园林》中讲述中国古典园林部分的核心线索。而在评论中尤其为人诟病的大段“情境还原”段落及对风雅生活细节的刻画，是为了以影像烘托诗文。只是在古典诗文深广的意境面前，具象的情境便难免相形见绌。

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近代造园理论研究的开拓者童寯先生曾写道：“旧时代虽有文人记载名园，但多涉及雅人韵事，史乘轶闻，很少品评其艺术价值。”关于造园艺术的记载虽最早可追溯至黄帝之县圃，然而有关中国造园学的学术性叙述则要至明末计成所著的《园冶》才成体系，甚至“造园”一词见诸文献，也是以此书为开端。这似乎解释了自汉代讲起，至第六集才论及明代造园的《园林》一片，所引典籍多未涉及园林营造的原因。

然而，本片在园林营造方面的内容缺失，却不可不说是一大遗憾。此处再引用童寯先生在《中国园林》的评述，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园林的差异在于前者“毫无山野气息”：“中国园林实非旷地一片，而是分成走廊和庭院，是房屋而非植物在那里起支配作用。中国园林建筑是如此悦人地洒脱有趣，以致即使没有花木，它仍成为园林。”可见对园林建筑、造园技法的论述，是讲述中国古典园林不可忽视的部分。

尽管如此，纪录片《园林》诉诸“用典”——借“文人语”述“文人园”的做法，却依然提供了一条追溯中国古典园林历代发展的线索。以下，就《园林》所引出的古典典籍脉络，再作梳理与修订。这列记叙及品评古典名园的典籍，粗略勾勒了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历史，亦展现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及文人传统的流脉。

• “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与寄情山水的魏晋玄学

（唐）孙位《高逸图卷》，此图为《竹林七贤图》残卷，上海博物馆藏

“竹林七贤”指魏末晋初时期的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可以说是魏晋时期最重要的“玄学团体”之一。他们被称为“名士”而非“文士”，同玄学崇尚清谈而非作文章有关。这七人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反抗礼教的束缚，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尤其将精神寄托于远离人世熙攘的山林之中，认为大自然山水的“真”是社会意义的“善”，也是美学意义的“美”。由魏晋名士们引领的这种“魏晋玄学”构成了魏晋人士寄情山水的理论基础。这股隐逸玄学的思想，对后世山居诗画及园林的影响极为深远。中国园林作为退隐静思之地的特质正以此为开端。

《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刘义庆召集门客共同编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世说新语》为“一部名士教科书”，其生动记叙了魏晋名士的言谈轶事，除了“竹林七贤”外，亦有东晋诗人陶渊明、书法家王羲之等，对研究魏晋名士风度、了解当时的社会风尚及观念有着重要价值。我国近现代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世说新语》是一部“中国的风流宝鉴”，提出“名士风流”的“人格美”在于玄心、妙赏、洞见及深情，而这四点也影响了后世的中国古典文化。

• 谢灵运、“始宁墅”与《山居赋》

东晋初，北方士族随着朝廷南渡而大量迁往江南，由于当地士族已将平原耕地占尽，北方士族只得向未开垦的山泽地带发展。这些在山林川泽开辟的有山、有水的庄园，当时被称为“别墅”、“墅”、“山墅”。这一时期园林的发展正体现在对别墅、庄园的园林化经营上。

南北朝山水诗鼻祖谢灵运记载自己隐居之所“始宁墅”（又称“谢灵运山居”、“始宁别业”）的《山居赋》，是当时文人在山林川泽建立山墅、使庄园逐渐园林化的生动记载。始宁墅是我国晋末南朝著名的庄园别业，谢灵运辞官归隐始宁，隐居山川，并写下不少山水诗赋，其中《山居赋》比较详细地记叙了山居的总体布局、自然风景和庄园生活，使今人得以了解晋末南朝别业的基本面貌。此外，《山居赋》直抒文人对大自然之美的主观感受，这在汉赋中是未见的，后世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柳宗元等文学大家，都曾在山水诗词创作时效法谢灵运。而这股于文学流脉中传承下来的归隐山川的观念，也反映在了当时山水画的兴起之中，亦对后世园林营造产生了影响。

• 王维、“辋川别业”与《辋川集》

唐代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极盛时期，奠定了最早的园林模式，魏晋南北朝时发展起来的山水艺术文脉在此时得到了进一步深化。盛唐时，园林别业遍布都城长安及其近郊，文人雅士筑园无数，其中，以诗画家王维的“辋川别业”声名尤高，成为唐、宋以降被仿效的榜样。苏轼称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辋川别业的成就正在于将诗、画、园三艺术结合，将园林提升至了艺术的高度。唐代园林艺术开始有意识地糅杂诗情、画意，而尤以山水画与园林间渊源颇深。

王维隐居辋川别业期间所作的山水诗集合而成的《辋川集》及山水画作《辋川图》亦为后世文人传颂，元代《画鉴》更称：“其画《辋川图》，世之最著也。”《辋川图》被后人虔诚效仿，这也使得辋川别业的美誉日增。此外，有“诗佛”之称的王维，晚年虔心奉佛，其诗作中渗透着超然的禅味，而这股禅意亦见于他的画作及辋川别业中。

• 白居易、庐山草堂与《庐山草堂记》

唐代文人白居易无论身居何地，即便是短暂停留，也会就地营园。其营园的观念并非讲究精细，而是以一山一池接近自然为足。其山水园居名作《庐山草堂记》专门记叙了营造庐山草堂的经过，正体现了其“因地易园”的造园观念，也展现了中国古典文人园林的简率之风，而这种观念的背后则是白居易在仕途与自然间自在出入的“中隐”思想。此外，白居易诗文的汇编《白氏文集》（又称《白氏长庆集》）亦流传至日本，对日本造园学有所影响。

•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

北宋时期，汴京（开封）与洛阳“园林土木之工，升冠古今”。北宋文学家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记叙了20多座洛阳名园，其中数座兴建于唐代，对所记诸园的总体布局以及山池、花木、建筑所构成的园林景观描写具体而翔实，可视为北宋中原私家园林研究的代表文献之一。

• 宋徽宗、《艮岳记》与太湖石

除洛阳外，北宋都城开封亦以园林甚多著称，而尤其以宋徽宗经营的皇家假山园林“艮岳”名重一时。宋徽宗亲自撰写《艮岳记》,介绍艮岳的全貌及其布局的大致情况。南宋张淏亦撰《艮岳记》，结合了宋徽宗御制《艮岳记》及蜀僧祖秀所作《华阳宫记》两部著作。造园学理论家张家骥评价：“在造山艺术上,艮岳可说是将模写山水发展到顶峰的典范。”

“艮岳”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太湖石山。石料采自苏州，由“花石纲”经运河漕运至北方。为搜求湖石，官府强占土地、骚扰豪夺，激起民众起义反抗，太湖石也因此更身价倍增。园主为自抬声望，附庸风雅，就难免如《园冶》所说，“慕闻虚名，钻求旧石”。

图为宋徽宗赵佶描绘湖石的《祥龙石图卷》

艮岳花费六年建成，然而不出四年，金兵逼汴，艮岳被毁。实际上，中国文人对石的热爱由来已久。在唐朝时，太湖石就已经成为文人的几案之玩，或置于宅园中，文人更以石自号，与石为友，呼石为兄。叠山是中国园林的特点之一，它使植物、水与建筑群巧妙结合，作为自然与人类创造的中介物，这同时也体现了唐宋文人已不以模仿真山水为然，而是喜爱自然界的偶然性和不规则性，以极少石块突出山的本质或隐喻其存在，可见得中国文人对抽象艺术的欣赏渊源已久。

• 计成与《园冶》

中国造园学成系统，始于明末计成所著的《园冶》。“造园”一词见诸文献，也是以此书为开端。全书分三卷，从总体到个体，从设计到施工、从结构构架到细部装饰，详尽阐述了造园的理论与经验，对今天的造园研究及实践依旧有着参考价值。

《园冶》虽对造园之法作了系统论述，但计成强调“构园无格”，因为“地与人俱有异宜”

然而这部著作曾被湮没多年，后以《考工记》之名在日本流传，正是得到了日本林学界人士的推崇后，中国学界才在20世纪初对该书重新加以重视。《园冶》对日本造园学系统的建立有着深远影响。

• 文震亨、艺圃与《长物志》

明代大书画家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所著的《长物志》详尽记叙了晚明士绅的风雅生活。全书十二卷，直接与造园相关的是《室庐》、《花木》、《水石》、《禽鱼》四卷，其它各卷也有涉及园林的片段讨论。

文震亨的园林“艺圃”是其写作《长物志》的灵感之一，其最初名为“药圃”，由文震亨及其兄长文震孟经营建造。文震亨能诗善画，多才多艺，对园林有着比较系统的见解，可视为当时文人园林观的代表。
文震亨经营的园林“艺圃”今日景象

《园冶》与《长物志》，前者更注重对造园学系统的科学性阐释，后者则以记叙园林的玩赏为重。这两部著作的诞生，正是明末中国古典园林进入成熟期的结果。

• 李斗《扬州画舫录》

清代康、乾盛世，造园艺术再次得到发展，明代那种“市隐”式的士大夫园居生活，逐渐被以生活享乐为主的具有皇家风范的园林所替代。扬州成为庞大的园林城市，清代李斗所著的《扬州画舫录》即对当时扬州的城市格局、园林名胜有所记载。

• 袁枚、随园与《随园记》

清初著名的文人园是袁枚经营的“随园”，虽然随园早已不存，但仍是相传南京有名的历史胜迹。袁枚曾写作《随园记》、《随园后记》、《随园三记》等六篇随笔，历述其以官易园、经营改造、选材构思、作之居之的经过。袁枚的《随园二十四咏》，更就园中的二十四景分别作诗，后世得以透过这些典籍了解随园的面貌。

此外，清代沈复的自传体散文著作《浮生六记》、李渔的《闲情偶寄》以及钱泳的笔记之作《履园丛话》等亦涉及古时园林的赏玩及营造。撰文／汪汝徽

本文参考文献：周维权 《中国古典园林史》 ，张家骥 《中国造园史》、《园冶全释》 ，童寯《造园史纲》、《中国园林》、《随园考》、《江南园林史》